日本史学家网野善彦有一个看法我深以为然。他说：司马辽太郎高度评价明治，把“自由主义史观”拉来做虎皮，其实，司马本身的意图是以批判大正、昭和为前提的，那些人好像有点搞错了，但司马对明治时代推进近代化予以过高评价的观点有很大问题。
司马辽太郎是历史小说家，于1996年去世，有“国民作家”之誉。最近在一个纪念司马辽太郎的学术讲演会上，小说家五木宽之说：没有哪个作家像司马这样给现代日本人如此强烈而鲜明地灌输了明治时代的形象。
关于明治时代，司马辽太郎也说过这样的话：“明治政权从欧美买来了‘近代’——以学问和技术的形式输入。因此，‘近代’一词颇有点贵重药品的语感。其实，尽管少，这些‘近代’在日本也存在，明治政权的人们是不知道呢，还是置之不理……如果明治维新之际，在日本本身的‘近代’要素（或者风土）上嫁接欧美的近代，那就会有意思多了。昭和初期作为明治国家的末尾，可能也就不会是思想那么贫瘠的社会，虽然这样说好像数死孩子的年龄。”在网野善彦看来，司马对“日本本身的‘近代’要素”的认识和评估还远远不到位。岂止司马，整个日本史学界都一向过低评价了明治之前的江户时代，即1600年至1867年的二百六十余年。评价过低，意思是江户时代被人为地涂抹成农民占人口80%以上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封闭而黑暗。有了这个铺垫，明治天皇一纸诏令，数十年之间迅速完成了产业革命，使日本近代化，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与列强为伍的工业大国，哪能不是一个“奇迹”，教天下人叹为观止。网野善彦不厌其烦，在许多文章中反复论说这不过是一个虚构，其一是来自对“百姓”的误解。
中国人说“百姓”，通常指普通人群，和日语的“平民”、“庶民”相当，而日本人说“百姓”，指的是农民、庄稼人。司马辽太郎曾这样说：“江户时代大多数日本人是百姓。百姓耕田交租就完事，此外没有任何义务。没有参加政治的烦人的义务就悠闲自在。”百姓即农民，这是日本人的常识，也是绝大多数历史研究者的观点。二十年前网野善彦也不例外，但通过调查他发现，江户社会早就浓厚地存在非农业的、城市的要素，由于行政、租税、身份等制度的遮盖，造成了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的假象。
实际上，“百姓”不只是农民，还包含从事各种职业的人，若除去林牧副渔，农业人口顶多占50%。自7世纪后半，日本接受中国以农为本的儒家思想和制度，开始出现把“百姓”限定于稻作农民的幻想。18世纪初成书的《和汉三才图绘》解释“农人”：俗云百姓；百姓乃四民（士农工商），以农为百姓，非也。可见，那时误解已浸染社会。1872年明治政府编制户籍，施行全国统计，把养蚕织布种树晒盐的各色人等统统计算为“农”，留下了农民占人口80%以上的历史数据，后世史学家即基于这个虚构描述各自的日本社会观。“百姓即农民”、“日本是农业社会”的历史图像进而被以农业史为中心的西欧近代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加以强化乃至僵化，通过教科书传授给一代代日本人。
网野善彦重新界定了农业的概念，男耕女织，只是把男耕算作农业。俯瞰日本列岛的自然，山、野、河、海占很大比重，他特别强调海和以捕捞为生的海民。通过河海，自古以来进行广域的贸易，13世纪后半已逐渐形成了富有城市性质的经济社会。基于这样的社会分析，他主张撕掉层层假相，重写日本史。不过，在“解构”农业社会这一传统概念上，似乎网野并未给出更多的理论说明。
东京的前世今生
东京街头贴了一幅宣传画，可谓“摄影漫画”：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一手卡腰，一手倒竖大拇指，表示反对迁都。在东京住了十多年，许多地方都不曾去过。想当年初来乍到，几乎逢站就下去看看，那份热情和兴致不知不觉已丧失殆尽。到处都差不多，可想而知，不过尔尔，懒得再亲口尝梨子。东京有不少地方叫富士见，就是说站在那里能望见富士山，现而今高楼蔽日，一般都难得看见了。1923年发生大地震，东京几为平地，有人写打油诗：骏河町，能看见广重看见的富士了。广重是浮世绘名手，他画的富士山是从骏河町的日本桥上望见的。如今我们见识的东京及整个日本，基本是东京奥运会（1964年）以后的面貌。
皇宫在哪里，哪里就是都城。东京作为首都的历史只有一百多年。
古代天皇即位，为摆脱旧政治势力，振奋人心，总要把皇宫搬迁。公元694年引进中国的都城制度才停止了这种折腾。定都京都，长达千余年。东京本来叫江户，是幕府所在地。1867年10月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见大势已去，把德川家执掌了二百六十五年的大政还给了天皇。翌年，“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1830—1878）敦促天皇走出深宫禁苑，“巡行国中，抚育万民”，提出迁都大阪。他利用天皇巡幸之机，施行了一系列改革。九月，明治天皇第一次巡幸东京（这是此前两个月刚刚改称的）。1869年3月天皇再次巡幸东京，从此不归，东京就渐变为“帝都”。
天皇后来也多次巡幸地方，“收揽人心”。
黄遵宪说江户“风俗则都邑以轻佻豪侠自喜，流于侈靡，惟僻邑犹存朴实之风”。近来书店里多了描述“日本并非均一”之类的书籍，像中国人一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们也是各地有各地的禀性。我们感受的日本人气质可能主要是东京人的。电影《男人真命苦》里的主人公寅次郎是保留江户人特色的典型人物。今天东京人多是极冷静的合理主义者。他们讨厌干涉别人，也讨厌被人干涉。善于接人待物，但独处时往往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从地方来东京的人觉得东京人冷淡，不知道最新流行就要被看作乡巴佬。其实，现在东京是五方杂处，“老东京”已经是少数。据说“新东京人”有三个特性：从地位看人，爱存钱，信息灵。
东京是日本的首都，但根据地方自治法，是与其他的道、府、县同样等级的自治体，所以不会像我们的北京那样特殊，天子脚下，宰相门前，凡事打头，预报天气也先于各地，把小小老百姓养成大大坏脾气。由于“一极集中”，东京已拥挤不堪，因此又有了迁都之议，不少地方都在争当首都，以致石原慎太郎当上东京都知事就贴出那幅宣传画。来去匆匆，越过攒动的人头瞥一眼，觉得那姿势很有点无赖，不由地想起那个小说《太阳的季节》，挺起男根戳纸壁，使他一举成名……
在一枚恭贺世纪末新禧的明信片上看见一对诗句：东瀛苦求索/新世衣水情。不用说，“衣水”是“一衣带水”的缩略。1972年中国和日本恢复邦交，联合公报使用了这一说法，尔来三十年，上自主席或总理大臣，下至学者或国民人民，挂在嘴上，写在笔下，好像这个词自来就是说中日之交的。虽然耳熟能详，但觉得这样一带而过，只剩下衣水二字，似乎讲不通。“一衣带水”本来说的是长江。有人说长江之水是天堑，也有人说它不过像一条衣带而已。衣带，即便是女人穿和服缠在腰间的带子，也不过一尺来宽。缩略为“衣水”，感觉就不是带子了，倘若用电脑制作东海龙女，穿一身晶莹流动的衣裳，那形象一定很动人。
“一衣带水”这个词是一二一结构，却被从语感上断作动宾动宾，以致常出现“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的句子。让清末诗人黄遵宪来说，是“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现而今交通发达，地球越来越小，乘飞机往来于北京与东京之间，俯瞰大海，的确有一衣带水之感。但往事越千年，用这个词比喻中日之间的关系却未必恰当，不仅有套近乎之嫌，而且给那些实心眼的中国人造成不小的误会。就中国与“四夷”的外交来看，历史上与日本往来算不上频繁，关系向来不密切。对于这个蕞尔小国，更多的是中国人自己创作的山在虚无飘渺间的神秘感。一部日本史，始自神话时代，从未缺少过侵攻朝鲜半岛的篇章，只是历史小姑娘时常被任意打扮罢了。
近读松枝正根著《日本古代军事航海史》，是茅书房1993、1994年出版的，三卷。上卷通过各地出土的圆木舟，推断史前、绳纹、弥生及上古天皇时代的航海史；中卷介绍各地古坟壁画上描绘的船，勾画神功皇后、应神天皇时代的航海史；下卷以遣唐使、渤海使为主，考察造船及航海术，缕述奈良时代至平安时代前半的航海史。作者不是考古或历史的专家，而是一位海军教官。他从军事方面推测日本为什么不顾死活，非往中国派遣使节不可，说法颇有趣。
始自630年，约二百六十年间，日本任命遣唐使二十回，实际成行十五回。日本虽是岛国，但航海术并不发达，其原因可能是深受大陆影响，以农耕为生，也像大陆人一样具有“海内”意识。中国曾三番五次遣使日本，均安然无恙，但遣唐使船几乎出海必出事，可见造船与航海技术之差。早期遣唐使经常搭乘新罗船返回。唐太宗念其路远，相约二十年一来朝，但实际也做不到。那么，为什么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呢？
松枝正根认为，663年白村江之战，水军被唐军歼灭，日本人杞忧天倾，那时候的状况正相当于二次大战后。665年唐高宗封泰山，日本遣唐大使参加大典，列于属国之间，就可能是大唐令日本遣使来朝（第五次遣唐）。702年遣唐，是来向唐朝报告大宝律令在这一年修订，但粟田正人一行为何逗留三年之久呢？松枝正根想，大概是唐朝给日本留作业——迁都，全国遍建国分寺，以消耗其国力。虽然迁都藤原京才七年，但唐命不敢违，只好又迁都平城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