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宁信其长，不信其短呢？《陈寅恪读书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有一个说法，是这样的：“‘元’字误，新书二百二十东夷传日本传作‘历二十余年’，是也。若如此本误作‘元和’，则自贞元二十年至元和元年，为时至短，岂非‘速成师范’速成法成耶？呵呵！”
何谓“速成师范”？想起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记述清末民初事：“许多中国青年都涌到日本来，日本便大搞其投机事业，以速成为诱饵。于是有速成法政学校、速成师范学校等组织，这个速成师范学校，只要一年便可以毕业，给了你一张文凭，回国便可以当教师，皇然以师范教育自命了。这个速成师范，正是但求速成，不管你所学程度如何，一概予你毕业，可谓一榜尽赐及第。”陈寅恪先生呵呵而笑者，可能就是这样的速成师范吧。不过，据日本史料，橘逸势和空海确实只在唐逗留了两年，虽然大唐仁至义尽，留学生、学问僧可以“黑”下来，而且给官做，如那位晁衡。
唐朝三百年（618—907），大概日本任命了二十回遣唐使，成行十六回。第一回是630年，最后一回是838年，这二百年间，或如《日本书纪》所记“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但当初频繁遣使，甚而653年和654年接踵于途，其主要目的并不在拿来唐朝的制度和文物，而是外交攻势，以确立日本在东亚的地位。两唐书记载的804年遣唐，对于日本文化来说，是空前绝后的。若没有这次遣唐，今天观光日本，恐怕古代文物就所剩无几。不过，记录在案的空海当时还是个无名之辈，重要的人物是最澄。794年，恒武天皇迁都到平安京（京都），原因之一是躲开平城京（奈良）的旧佛教势力。新京需要新的精神寄托，恒武天皇看中在京都东北比睿山中修行的最澄，打算把天台宗认可为国教。最澄说，自己是自学，日本无人能为师，所以要先去中国，得到正统天台宗的传授。于是，天皇任命他为“入唐请益天台法华宗还学生”。所谓“还学生”，近乎公费短期出国考察，而留学生要学习二十年，基本是自费。
遣唐使团分乘四只船。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吕、副使石川道益，还有空海、橘逸势等人乘第一船。最澄等二十七人乘第二船。第一次出海失败，翌年（804）再次启航。时当“秋七月”，正是台风季节。沧海茫茫，黑风猝起，四只船不久就各自伶仃。第一船飘流三十四天，到达福州。第二船飘流五十四天，于九月一日到达宁波，真像有神佛保佑，那是离天台山最近的港口。第三船失败，第四船下落不明。
和最澄同船的，还有一个遣唐判官，叫菅原清公（？—842），他就是学问之神菅原道真的祖父。清公是平安初期的汉诗人，二十岁考上文章生，入唐归来当上文章博士，官至从三位。参与编纂《令义解》、《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等，有诗传世。他在宁波和最澄分手，于十一月十五日到达长安。大使一行于十二月二十三日来到，二十五日，德宗皇帝赐宴麟德殿。805年四月三日遣唐大使等人从长安回到宁波，和最澄会合，于805年（唐贞元二十一年）五月分乘二船归国。空海是留学生，但他并没有学二十年，而是第二年在青龙寺接受惠果和尚传法，半年后就成为真言密教第八祖。正好高阶远成等人入唐，他和被唐人称作“橘秀才”的橘逸势跟着回国，时为806年（唐元和元年）八月。何其速成！其实，空海们本来在日本已自学成材，训练有素，来中国就好似“博士后”。
归途最澄和大使同船，菅原清公搭乘第二船。风狂浪高，清公祈求吉祥天保佑，遇难呈祥，从此菅原家信仰吉祥天。后来他的儿子，也就是道真的父亲是善，在宅第建了一座吉祥院。道真在吉祥院里庆贺了五十岁生日，但就是在这一年（894），他以海路险恶等理由建议废止遣唐使，看来对吉祥天到底没信心。呵呵。
日本为何无宦官
日本有一个叫桑原骘藏（1870—1931）的，大正十二年（1923）写了一篇八千多字的文章发表在大阪的报纸上，题目是《中国的宦官》。他说：
独我国自隋唐以来广泛采用中国的制度文物，但唯有宦官制度不拿来，这不能不说实在是好事。英国的斯坦特曾发表论文《中国的宦官》，一语道破：东洋各国如此普通的宦官制度在西洋却不太流行，这完全托基督教的福。然而，我国丝毫不指望宗教的力量，竟然不沾染此一蛮风，岂不更足以自负。我们就此也必须十分感谢我国当时先觉者的思考辨别。（见《桑原骘藏全集？东洋史说苑》）
中国人对宦官没好感，也就情不自禁地佩服一下日本人，虽然如今电视上宦官与和尚露脸，皇帝并奴才争风。宦官固然鄙陋，但是把朝廷衰亡归罪于他们的“非人性”，似不无儒家观念的偏见。宦官或阉人当中也不乏伟人，如司马迁、蔡伦、郑和。到了皇帝身边就变坏，或者变坏了才能到皇帝身边，问题未必先出在阉了他。就宦官制度来说，日本的确很值得庆幸。不过，没学中国的地方多了，以为他们什么都学，都学得来，那才是一种误解。没学并不就表示比中国高明，倒可能是过于落后，却歪打正着，坏事变好事。其实关于宦官这件事，直到这位桑原骘藏，好像日本人从未评论过对错好坏。
一场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了大清帝国，总算出了一口压在心头千余年的恶气，但是要彻底走出中国的阴影，还必须从文化上打垮。枪杆子，笔杆子，翻身靠这两杆子。桑原骘藏是东洋史学者，充当笔杆子，大写《中国人辫发史》《中国人吃人肉风习》《中国的宦官》什么的。似乎说中国的坏，便反证了日本的好。中国何以有宦官？桑原写道：“中国人是嫉妒心极强的国民。读《礼记》等就很容易了解，他们从前为避免男女之间的嫌疑，制定了超乎我们想象的种种神经过敏的礼仪和做法。在如此气质的中国人中间，作为避免男女嫌疑、慰藉嫉妒心的手段，以至使唤中性的宦官，或许是顺理成章。”四十年后，三田村泰助把桑原的文章敷衍成书，题为《宦官》，“终章”试图给先觉者的思辨做一个注脚，触及日本为什么不曾有宦官。照他的意思，宦官是伴随征服异民族这一现象而发生的，日本古代社会不曾和异民族广泛接触，更不曾征服他们，其原因，日本的自然环境是岛国，成为造不出宦官的决定性条件。日本积极输入大陆文化的时候是唐代，作为宦官来源的宫刑早已在隋代废止，唐代五刑是笞、杖、徒、流、死，所以日本没的输入，也就不曾有宦官。其后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不可能再搞这么残酷的勾当。
陈寿著《三国志》记载了日本的前身——倭国，虽然西尾干二们在《国民的历史》一书中说没有史料价值，信口雌黄，但是就考古学成果来看，这部史书所言不虚：其地无牛马虎豹羊鹊。马是4世纪末叶带入日本列岛的。日本园艺颇发达，对动物品种的改良却大大落后。日本古语里没有表示去势的词语。梵语称阴茎为魔罗，日本人以为切去阴茎就绝了淫欲，便叫做“罗切”。1898年柳泽银藏才著有《去势术》。势（睾丸）由人予夺，家畜从本能上顺从了人类。有日本人观察秦始皇陵墓的马俑，说那些战马都去了势。1577年淡河弹正抵御丰臣秀吉的进攻，预备了五六十匹母马，两军对阵时放将出来。丰臣的五百铁骑秉公而有势，勃然大乱，不战自败。18世纪20年代，德川幕府从中国和荷兰买进马匹，荷兰兽医和中国人沈大成也先后来日本传授养马及骟马的知识。八国联军进北京，日本军马没骟过，在队列里尥蹶子，为“罪文化”的欧美兵大加嘲笑，于是“耻文化”的日本陆军把军马统统骟它个球的，就此“入欧”。
或许像《三国志》记载的那样，日本女人不淫，不妒忌，那就不需要阉割了男人以维护她们的贞洁。大人物拥妻四五，未至三千，偷春也防得过来。性之成为享乐乃至特权，是人类进步所致，倘若未彻底脱离原始，出于本能，猫不发情不叫春，男人也不淫。但是把事情往文化上说，日本历史上毕竟少了一样宦官文化。据汉字研究家白川静考证，“羌”字在公元前14世纪的甲骨文里是切断阳具的象形。汉代犍牛，可能像西班牙斗牛，利刃一挥，割下奔牛的巨势。宦官也是官，当官发财，自宫者代不乏人。以前在广阔天地里接受再教育，见识过劁猪，由贫下中农执刀，一小手术而已。日本人淫巧，当然不会学不来。之所以不学，或如文化人类学家石田英一郎所言：去势本来是一种畜牧技术，被文明国家应用到宫廷生活中来。从文化史或文化圈来看，大陆文化要素未传入日本或者日本未普及的，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地属于畜牧性文化系统。
和吃肉的游牧民族相比，日本是吃米的民族，畜牧业从未发达。虽然弥生时代也养过猪，但不知何故，平安时代以降，直至17世纪，不再饲养。普遍吃鸡，以至大街小巷卖“烧鸟”，是江户时代以后的事。吃“牛锅”更是拜文明开化之赐，但到底压不过吃鱼，他们吃鱼内脏，却至今不爱吃猪牛下水。这样的民族自然不关心阉割，不会骟马，也不会骟人，终于没骟出宦官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