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波
热爱一个职业，总要找出理由。当我们大学刚毕业，可以凭着希望、凭着感觉甚至凭着冲动去选择一份职业。当我们年岁渐长，社会化压力越来越沉重的时候，总会忍不住问自己：凭什么要我们热爱出版业？
出版业的“钱途”问题
2009年全国新闻出版业总产值增长约20%，突破万亿元大关。但是，在这一万亿中，图书销售总产值仅约780亿元，增长约20%；新媒体出版总产值超过750亿元，增长约42%。其余的大部分是什么？报纸和杂志？网络游戏？抑或是出版企业上市圈来的钱？还是投资房地产的增长？我看不到更详细的数据。
但是，出版业员工的平均收入增长有多少呢？没有权威机构进行调查的数据。我这里拿美国《出版商周刊》在2008年春进行的调查作一旁证，根据对1350份回复问卷的分析，2007年，美国出版业平均工资水平增长4.2%，增幅是五年多来最低的一次。而通过我对身边从事出版业的朋友的大致了解，平均收入的增长大概在5%左右。
许多不明就里的朋友经常会说：你们出版业不是垄断行业么？他吴波（1975—），江西人。编辑、心理咨询师、专栏作家。毕业后入出版社从事出版工作，曾任世界知名建筑杂志《建筑素描》《建筑与都市》中文版编辑。
们真的是不了解出版业。与电力、通讯、石油、烟草等垄断行业相比，出版业只能归入“最穷的垄断行业”之列。这应该是出版业的尴尬。
《中国图书商报》的创办人程三国先生曾说过，总共就几百亿的生意，最大的企业也就十几个亿，单个的企业，各个出版集团，这么多的品种，那么长的产业链，读者那么的分散，这么一个生意难道是好生意吗？韩寒也说：在中国最黑的出版商，一年也就赚一千多万，乃是行业翘楚，却要承受和一年赚几百亿的房地产商一样的骂名，出版业是一个大产业，但现在一个大出版社赚的还没有一个普通洗脚房多。
根据程三国先生的剖析，图书的市场特性有几个典型的特征，一是语言的分隔，二是产品的生命周期长，三是进入门槛低，直接竞争高。而低资本需求、低固定成本、高生产成本、高分销成本、高首次生产成本、适度的可变成本等特性，不正说明图书出版就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么？
我们曾经都还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是智力密集型产业的一分子。
既无法与其他垄断行业相比，又因为产品链的分散，消费需求的刚性制约，出版业也无法与房产、汽车、日用品等必需品行业相比，也不要以数字出版的“美好明天”来反驳，现在的数字出版除了网游，除了彩铃，有多少是和内容出版有密切关系的？
从产业的未来判断，图书出版业的前途是非常黯淡的。
虽然一个出版社社长的话语权远比不上一个开发商，但是，大部分出版社的领导不会让这种产业的黯淡影响自己的年薪。因为收入分配的决策权在他们手中，所以收入分配必然会朝向他们自身倾斜。出版业的收入分配状况，大抵还是参照职务、编制和职称，呈典型的倒金字塔形。其上和其下的收入差距非常明显。所以就造成这样一种现状：很多从事出版的年轻人，收入常常难以对外人启齿。
出版人的前途问题
1932年，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轰炸上海。他们的目标直指商务印书馆，造成总厂全毁，东方图书馆几十万书籍片纸无存，纸灰在空中飘浮，仿若云雾，持久不散。一位日军司令不无得意地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以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构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这似乎也佐证了那个时候的出版业，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市场经济时代，我们不妨继续算算关于出版业的经济账。
前途首先是建立在影响力上面的。房价太高，所以买不起房的人会仇恨开发商，这反过来说明开发商的影响太大了，一套房子影响了一个家庭的生活，影响了一个青年的生存目标。
而图书出版业呢？在不到800亿的销售中，中小学课本、助学类读物、大中专教材分别占去37.33%、26.63%、7.96%，三者之和超过了70%。也就是说，中国图书市场大部分都是靠课本在维持。如果除去这些图书，只剩下100多亿，这就等于全国人均购书额一年不足10元。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很大一批中国人，一年都不买一本书。这个数据是不是可以说明，在经济购买的层面上，对于大部分中国成年人来说，几百家出版社影响的总和，比不上一家小快餐店，比不上一听奶粉，比不上一部电影，比不上一包尿不湿，比不了一张公交卡，也比不上几瓶啤酒，我们可以悲哀地说，中国的图书出版业对大部分中国成年人没有产生影响。
没有影响，就是被忽略不计。这比被仇视还要可怜，又从何谈被尊重呢？
话说回来，总还有一部分畅销书存在。但是这些畅销书的策划者，除了业内人士会加以关注，又有多少人对这个社会造成了良好的影响？难道我们可以恬不知耻地说《中国可以说不》对培养国民的大国气质起到了良性推动作用？难道我们可以自以为是地承认《盗墓笔记》有多大的文化传承作用？难道我们可以自吹自擂《小团圆》的文学价值有多高？在我们出版人引以为豪的畅销书中，有多少改变着中国社会，促动着社会转型？许多图书虽然常常上榜，最终的影响却终如昙花一现。
2008年9月14日，《纽约杂志》刊出Boris Kachka的以“终结”（The End）为题的长文，回顾了出版人那一去不返的黄金时代：那时最优秀的出版商同时也是最优秀的文学鉴赏家，这些“艺术收藏家般的绅士编辑们”，请贫穷的作家喝酒，把他们带到家里倾心交谈，遇上诉讼则为作家们出谋划策。他们签约时温文尔雅，在销售不好时舍得拿自己的钱供养作家，用心打造自己的现代经典书库，以此作为惠及子孙的万世基业。他们不断发现、挖掘、提携不为人所知的文学天才。他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出版的是作家，不是书。”
然而，当出版业大兼并开始的时候，这些独立出版商们，面对大企业的咄咄之势，举步维艰。出版人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当资本渗透入整个出版行业之中，以利润为中心便成为出版业不可逆转的潮流，畅销书越来越娱乐化，越来越单一化。
曾经，出版人坚信让读者接触真正的好书是出版的使命；现在，出版业正在盈利的驱使下沦为第二个娱乐业。每一本书都必须赚钱，书店收到的退书越来越多，退回的速度越来越快。出版的品种越来越多，图书的寿命越来越短。
当一本书待在书店里的时间比鲜奶长，比酸奶短的时候，也许这正是著名出版人希夫林的忧虑所在：生活在一个没有新观念的社会里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凭什么要我们热爱出版业
低收入带来的不稳定感，加上非常渺茫的成就感，这两项因素，已经令图书出版业失去吸引力。
确实，当风雨欲来的时候，年轻人就像一棵大树的树梢，常常会敏感地摇动起来。只是那些植身于利益土壤中的树干树根们，对这些风雨早已熟视无睹。
用何明星老师的话来说，当没有大批充满活力、创新激情的青年人源源不断地投身到出版行业里来，这个行业是注定没有未来的。同样，当没有足够的物质回报和足够的文化愿景支撑出版的理想，这个行业是注定没有接班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