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杲
《编辑人的世界》是多人文章的合集。三十多位作者都是在美国成绩卓著、影响广泛的资深编辑。这本书从1962年问世以来，经过多次修订，“已经成为美国编辑艺术和技巧的标准读本”。因此大概可以认为，书中的见解代表了美国编辑群体的主流思想。美国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出版大国，可能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想知道，美国编辑是怎么看待编辑工作的？这本36万多字的文集，比较充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选看了本书的部分内容，书中那些美国资深编辑的工作经历、编辑工作理念、观察问题的角度，以及文章的叙述方式，都引起了我的兴趣。
在我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在编辑工作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围绕着它，有探索，有革新，有经验，也有争议。到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编辑工作应该怎么做，一直是我们关注的重大课题。现在拿到了《编辑人的世界》这本书，看看美国的编辑是怎么对待编辑工作的，对我们研究上述重大课题，毫无疑问，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举几个例子吧。
刘杲（1931—），湖北武穴人，出版领导人，出版理论家。曾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国家版权局副局长、中国编辑学会会长等，直接参与了新中国著作权法体系的建立和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等几个国际版权公约的历程。
比如编辑的分工。美国的编辑分工很细，有选书编辑、策划编辑、文稿编辑、文字编辑、编辑顾问、编辑助理。这些分工的出发点是，承认人的能力和精力是有限的，让每个人做他最擅长的事。这样的分工既可以使出版社的经营保持高效和活力，又使图书质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证。
本书对上述分工分别作了介绍。在介绍选书编辑的文章中，作者是这样为其工作定位的：“我想找的是我从未看过的东西。……新观念、新的表达方式和因为惊奇而受到的震撼，都最能鼓舞编辑人和读者。”在介绍策划编辑的文章中，作者提出，策划编辑是编辑和作者的“一种创造性的合作关系”，“作者的责任是尽最大的努力，写出一本好书。编辑的责任是帮助作者达到这个目标”。对文稿编辑，有篇文章认为，他和作者之间的关系是“持久的交流，编辑不断提出问题，作者也一一回答，直到双方都觉得已经创作出一本好书为止”。有篇文章称文字编辑是“作者的好帮手”，文字编辑要尽责地为作者找出用字、文法、事实上的错误，帮助作者改正。美国人的这种编辑分工，值得我们思考。
编辑究竟应该做哪些事情？对我国编辑同行来说，这也是一个时时困扰他们的问题。有篇文章是这么写的，编辑要扮演的角色有三个：第一，“狩猎者”，他要“多方搜寻，并且挑选出可以出版的好书”；第二，“治疗师”，他要“细心阅读作品中每一个字，详细而坦率地说出评语，并且建议应该修改之处”；第三，“双面人”，他“在面对作者的时候代表出版社，在面对出版社的时候又代表作者”。三个角色，一个都不能少。另一篇文章用了这样一种表述：“今天的编辑和老一辈编辑不同的是，他们必须十八般武艺样样俱全，既要精通书籍制作、行销、谈判、促销、广告、新闻发布、会计、销售、心理学、政治、外交等等，还必须有绝佳的编辑技巧。”请注意，这里强调了“必须有绝佳的编辑技巧”，同样表明他们对编辑技巧的重视。
选书，是编辑工作的第一步。如何选书？一篇文章专谈这个问题。
总的讲，“选书编辑作决定时的首要考虑是市场问题”，“必须买到能为出版社赚钱的书”。具体地说，分为三种：“首先是‘销售部门’的书，销售经理比编辑更清楚这本书的获利能力”；“第二种书着重于‘延伸版权’。……精装版小说最大的利润来自于卖版权给针对大众市场的平装书出版社”；“最后，还有一类是‘编辑’选的书。……这类书绝对是编辑的书，销售部门或版权经理都不可能预测它的成功，因为没有前例可循”。跟着畅销书走又如何呢？同一篇文章说：“品味会改变，公众关心的议题会改变，过去一定成功的题材，会因为大家一窝蜂地出书而失去原有的魅力。一本畅销书之后，市场上会充斥着一堆仿效品，结果题材相同的书不管写得多好，都很难再引起读者共鸣。”以此对照我们图书市场的尴尬，何其相似乃尔。
编辑如何处理与作者及其作品的关系？这是一个多年来在我国出版界争论颇多的问题。本书主编写道：“最好的编辑所代表的不是最多的编辑或最少的编辑，而是编辑到什么程度最能让作者的作品放出最耀眼的光彩。……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编辑都必须牢牢记住，双方所讨论的这部作品是由作者所撰写的，必须尊重作者的决定；唯有这样，才是正确而且公平的做法。”其他文章在谈及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时也表现了同样的观点。比如：“作者和编辑紧密地形成一种共生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信任和开诚布公是必需品，如此才能建立起富于创造力和生产力的长远关系。”“我不停地提醒作者，我提出的任何意见或在手稿上加的任何注记，都只是建议而已。因为我深信整部作品最后必须呈现作者希望的面貌。”“我从来不会拿着铅笔，直接在手稿上修改，我只会在旁边列出我的问题和评语。”“我的目标是以能令作者最有生产力也最自在的方式来协助他。”“第一次阅读这本书……以编辑信函及黄色便条说明初稿中出现的比较大的问题，并且建议明确的修改方向。……在二稿阶段，编辑会仔细琢磨这份稿子。……再度利用黄色便条纸标示需要修改的地方，并且写一封编辑信函……说明还有哪些地方需要加强。……到了三稿阶段，大问题已经解决了，写作风格也逐渐建立，只剩下最后一击：加强戏剧性……润饰结尾……编辑信函和黄色便条，加上详尽的建议和温暖的支持，是我陪伴作者走过这段路的方式。”应当看到，编辑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提高图书质量，力求尽善尽美，而更是对作者法定权利的尊重，对作者人格的尊重。这一点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文章还写道：“当作者和我都觉得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时，我们已经在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中，善尽了彼此的责任。假如这本新书充分发挥了它应有的潜力，那么作者的努力将会得到喝彩。无论编辑人在幕后付出了多少贡献，新书成功的最大荣耀永远都首先归于作者，而且也应该如此。责任编辑的满足感来自于知道自己尽了编辑的职责，协助作者发挥他最大的潜力，清晰地呈现出他的想法。”不能不承认，这段话主张的是编辑应有的高尚精神境界。
编辑如何对待“政治正确性”问题？我没有想到在美国编辑的文章里一再遇到“政治正确性”这个词，在这本书里有两篇文章还专门以此为题。在“政治正确性”的题目下涉及的问题是：种族歧视、反犹太人、反同性恋，等等。这都是容易得罪公众（或者一部分公众）的敏感话题。文章一方面说：“编辑人的角色是帮助作者达到他的写作目标，而不是确定作者的政治正确性。”另一方面又说：“编辑也可能碰到反同性恋、有种族歧视倾向，或反犹太人的作者，假如碰到这种状况，你还是可以选择不要出他的书。……身为编辑或出版社发行人，我们选择要不要出版某些书籍，完全是个人品位的问题，无关乎出版内容审查。”你看他们是不是很巧妙，既维护了美国人经常炫耀的“言论自由”，又小心地避开了出版商不愿承受的商业风险。另一篇文章写道：“任何出版内容审查仍然会开了压制言论的先例。……然而，这并不表示编辑或出版社有义务出版任何书籍。”“某个立场极端，具争议性的人物带着他的出版提案来找我。……假如要出他的书，我必须先回答自己几个问题：出版这本书，我会促进任何社团的利益，或扩大任何关于种族、社会福利结构和政府角色的论辩吗？当我提供他一个发表意见的舞台时，我是否同时也赋予我完全无法接受的立场某种正当性？”这话给我的启发是，只要做出版就得有选择，只要有选择就得有编辑把关，仅仅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选择标准而已。
编辑如何对待书稿中的性爱描写？在我们出版界，这是一个经常争论又经常出错的问题。有的人大概以为，美国编辑一定开放得很，什么性爱场面都敢上，越刺激越能卖钱。其实不然。本书有篇专谈“编辑罗曼史小说”（就是爱情小说）的文章，是这么写的：“假如在没有性爱场面的情况下，小说就传达不出情感热度的话，那么即使加上性爱场面，这部小说也达不到好的罗曼史所需要的情感深度。”美国编辑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你想到了吗？
如何看待编辑的品质和素养？本书主编写道：“编辑其实是一群热情地献身于工作，富于爱心的专业人士，他们关怀作者，愿意全力以赴，协助作者找到最有效的方式来表达他们想表达的内容，以及尽可能触及最广大的读者。”好了，篇幅有限，我不能没完没了地引用原文。从上面的引文里是不是可以看出，美国的编辑工作做得很深很细呢？起码美国编辑群体的主流思想是倡导把编辑工作做深做细的。美国书商当然要赚钱，美国编辑也要赚钱，不然无法向老板交代。要达到这个目的，最重要的办法是提高图书质量，从而提高市场竞争能力。为此就要不遗余力地加强编辑工作。看来，以为搞市场经济就要削弱甚至放弃编辑工作，其实是一个误解。这本《编辑人的世界》，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消除这个误解。
“我想找的是我从未看过的东西。”这句话有点像格言。求新是人之常情。作为比较闭塞的读者，我觉得这本书属于“我从未看过的东西”。主编知道人们把这本书当做“标准读本”，他在修订时还是有意地选收了一批“具启发性甚至具争议性的文章”。我欣赏这种做法。这是对读者的尊重和信任。即使是“标准读本”也不必强加于人，最好让读者去比较、分辨、选择。现在把中文版献给中国读者，当然更不应强加于人。很清楚，这本书提供的不是样板，只是参考。我认为，这本书可以看看。无论是研究编辑工作和编辑理论，是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还是分析西方的意识形态，都可以看看这本书。甚至闲时消遣也可以翻翻这本书，因为书里还写了好些有趣的故事。
本书主编在序言里写了一段动情的话：“我怀着诚挚的关爱，来编辑这本《编辑人的世界》，希望借此表达我对编辑行业最深挚的感情。从我初出茅庐的时候开始，我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个行业，在经历了40年的喜悦、满足、悲伤和挫折后，这份热爱迄今有增无减。”我真诚地希望，本书主编这份“对编辑行业最深挚的感情”，会从我们编辑同仁的心中得到友善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