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历克谢·克拉克
冗长又醉意浓浓的午餐和烟雾缭绕的聚会现在已经成为出版业的过去，同时成为过去的还有严格的对书籍的逐行编辑工作，这是销售和营销换来的代价吗？
翻翻最近发行的英国《侦探》杂志你会发现一些“书虫”，这些“书与书人”栏目的匿名作者通过对本季新书的差评尽情地表达着他们的喜怒哀乐。即便读者把注意力放在了这些差评上，被提名的作者无疑只会耸耸肩或做个鬼脸，特别是在现在连夸赞的书评都没人理会的时候。“书虫们”对那些没有进行大肆宣传的作品的作者也颇有微词：“不止是作者在读这些文字时会感到难过，他们也应该感到难过，那些编辑也该负有责任，他们太懒惰，太胆怯，或者太不注意了，如果这些书评是对的话。但是这些差评能刺痛编辑们反省自己该干好编辑工作吗？”
编辑们是该做编辑工作，这是当然的。他们还做些什么？为什么《侦探》杂志在指出一些作者问题时要靠这些幕后劳力，然后又指责他们无能呢？答案在于编辑角色的转变，在于不断变化的出版业，以及不断改变的读者的期望。
阿历克谢·克拉克，英国知名书评人，英国《卫报》的专栏作家和观察员，曾在《观察》周刊、《每日电讯》读书频道工作，是《格兰塔》杂志的第一位女编辑。
去年9月底的一天晚上，我准备在伦敦南岸中心的舞台上采访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关于他的新小说《自由》（Freedom）。我一遍又一遍紧张地研究着提问提纲，在我还在准备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就在那天下午，弗兰岑在录制BBC电视节目时发现他小说的英国版还有一些错误，之前他以为这些错误已经在印制之前就改正了。换句话说，眼前堆在大厅的小说新书，以及上万册送去书店的书都错了，这不是弗兰岑或他的出版商想要看到的情况。在南岸中心的演播室里，明显受到震动但又试图保持冷静的弗兰岑准备告诉他的观众以及全体读者这一不幸事件，并希望他们能等待购买修订后的版本。当他这样向公众宣布后，就像在很多文学活动中发生的不平常时刻那样，人群中传来震惊的吸气声，随之而来的是一片紧张的沉默气氛。
这件事就像一部小说里的情节，对报纸记者来说却是绝好的标题素材。不止是弗兰岑之前的作品都被标注为“修订版”，这本小说的美国版也遇到了类似的窘困。在一大堆讽刺的话中，《自由》的其中一章标题竟被改为“错误已修订”。但这件事使我们关注起我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奇妙关系，关注我们赋予文学文本的权威性，关注图书或多或少都是作者与出版商共同合作的结果这一明摆着的但有时并不为人所知的事实。弗兰岑和他的出版商有了一次可怕的难得经历，但并不乏有趣的连带作用。其中之一就是，很多人包括我本人在内都阅读了《自由》的修订版，并没再发现任何错误，不论是简单的断字错误或是语气上的错误用词，都没有发现。尽管有了这场《自由》的错误风波，但这件事实际上给日常的出版工作、销售工作以及写作工作本身没有带来多少影响。弗兰岑作为当今文坛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对其作品仍然投入了非同一般的心血和资金。
问题是剩下的时间里都发生了什么？除了惹人厌的小错误，当一个作家的杰作进入到出版生产链后，什么样的命运会降临？这些年来，几乎只要人们一预测图书将要消亡，在出版业就流传说图书不再像以前那样进行编辑加工了，无论是大删大改，如情节、角色或语调的重新设置，还是小细节上的改动，如历史事实或地理位置的准确性，都不再进行编辑了。做书所投入的时间和努力被预算和人员编制给压缩了，现代出版正走向大型联合企业，更注重销售和营销活动，更注重在零售市场的有效供应，即以较少的图书卖出更大的销量。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问题是以前那种手拿红笔、仔细审读手稿的对文字痴迷的编辑形象，是否已经让位给只会出版最新畅销书的企业家形象了。
这不是一个新话题。2005年，布莱克·莫里森（Blake Morrison）就此写过一篇长文章，他指出，尽管在“协助作者修改”与“过度编辑”之间总是界限不清，但编辑对写作与出版业来说至关重要。“成书时，”他总结说，“作者必定会得到荣誉。但如果没有了编辑工作，正如现在的情况，那将没有哪本书值得享有这份荣誉了。”
去年我担任BBC第2频道关于新星小说家的《文化秀》节目的编委时，读了很多书。我也经历了2003年编辑《英国最佳青年小说家》时类似的过程。阅读新人作品常常是真正令人兴奋的经历，但同时也能读到很多不足之处。引发人思考的问题来自于这些手稿：为什么没有人和作者一起坐下来并指出作品哪里还不够好呢？为什么没有用红笔标出老掉牙的用词，或者不合适的角色，或者禁不起推敲的对话呢？有时候，为什么就是没有人站出来说一句“这根本就没有写好，永远都不能完稿”呢？
如果你让别人知道你对编辑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感兴趣，那有很多想分享他们想法的人可以去请教。鉴于出版业的繁琐和不稳定的性质，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分享。人们谈论削减预算，这越来越成为图书出版的核心问题。人们还谈论时间上的压力，他们只能在每日工作计划的空当找时间进行细致且耗费精力的编辑工作，而不以编辑工作为主要任务了。一位自由职业编辑跟我说：“大的出版公司过去都有专门的文字编辑和校对部门。现在只有一个出版人和一个编辑在做所有出版的事情。”她注意到，现在有些编辑更愿意收到差不多不用改动就能出版的书稿。从她个人经验来看，她也发现作者在他们职业生涯的早期对建议的心态更加开放，而到后期就不是这样了。人们会认为情况一直都是这样，但她却说有很好畅销记录的作者现在变得更加强势，而他们的编辑更加弱势。“无论是文学奖项获得者还是大众图书的畅销书作者，很容易想象这些有着很大销售影响力的作者会认为他们的作品可以免于编辑的小修小补。”
其他人在思考关于文本本身正在改变的性质以及读者的期待和需求问题。大部分读者在买到一本书后发现其中的拼写、语法和事实错误时感到愤怒是可以理解的。有些人会感到其他一些因素更为重要。鉴于各种用户生成内容的传播和即时得到满足的需求，速度和经济上的考虑常常先于细心和质量的考虑就不奇怪了。
这也许也改变了我们对于创新的想法。英国敦提大学创意写作教授兼小说家柯尔斯蒂·冈恩（Kirsty Gunn）担心出版业在更具有协作性方面走了歪路。他说：“在我看来，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可以被某个委员会创造出来是一个邪恶的妄想。没有完稿就发出去的想法一直让我感到震惊。和你尊敬的人一起坐下来搞创作，再谈谈天，与将一部作品发送出去就认为我们是在一起工作了，这两者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
冈恩的这种担心与一种广为流传的看法一致，这种看法认为出版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热衷于猜测他们的读者群，热衷于创造一种被清晰界定的产品以便能被挑剔的零售商选中。
经纪人戴维·米勒（David Miller）是Rogers，Coleridge＆White公司的经理，他的客户包括尼古拉·巴克（Nicola Barker）、凯特·萨默斯凯尔（Kate Summerscale）以及维多利亚·希斯洛普（Victoria Hislop）。他回忆起他向一位外交官解释他的工作的情境。那位外交官过了一会儿说：“你的意思是你在娱乐行业中非常小的一块地方管点钱？”米勒讲这个故事时笑了，同时他也很清楚出版业在这个拥挤的市场里竞争所必须付出的努力。不止他一人有这种看法。他同时相信出版行业是那种永远居安思危的行业。所以出版业需要做的就是要高屋建瓴地展示出它的价值：“在数字出版让很多人认为作者可以直接走向观众的时代，出版商再解释什么都是多余的。而从本质上讲，他们所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无形的。”
米勒近来有理由从另一角度来检验编辑的作用：3月，他将出版一本短篇小说《今天》（Today），小说受到了他对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工作和生活的启发。他一直认为书稿会草草地尽快走完出版流程，但真实的经历却与这想法并不一致。他在独立大西洋图书公司的编辑拉维·米尔查达尼（Ravi Mirchandani）对他寄去的3.2万字手稿回复了一封长达20多页的编辑回信。米勒说“信中充满了绝佳的建议”，从年代错误、前后不一致到不恰当的语言运用。他采纳了大概80%的修改建议，然后再交给这位“优异”的文字编辑，并在接下来的四次校对中完善了书稿。“我完全被整个出版过程给鼓舞了，”他说，“我完全明白了为什么一本书从代理到出版商再到书店再到读者手中需要花这么长的时间了。我想有我这种疑问的人不在少数。”
事实上许多作家都称赞他们的编辑。新近出版了We Had It So Good的布克奖入围小说家琳达·格兰特（Linda Grant）对伦尼·古丁斯（Lennie Goodings）关于角色和结构的建议颇有好评。古丁斯是Virago出版社备受推崇的出版人。当我与古丁斯谈到编辑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对她来说，编辑过程使得“实际评估”（如角色是不是有一个充分的描写和可信的背后故事）与“允许释放更多的情感与直觉反应”相结合。她说：“最重要的是找出作者认为他们想要做的事。”其他受到高度好评的编辑还有很多人，包括Jonathan Cape出版公司的丹·富兰克林（Dan Franklin）和罗宾·罗伯逊（Robin Robertson）、维京出版社的玛丽·芒特（Mary Mount）、Granta出版社的萨拉·霍洛威（Sara Holloway）、Fourth Estate出版社的尼古拉斯·皮尔逊（NicholasPearson）、Chatto＆Windus公司的珍妮·厄格洛（Jenny Uglow）、Hamish Hamilton公司的西蒙·普罗瑟（Simon Prosser），以及Faber出版社的尼尔·贝尔顿（Neil Belton）。很明显，这些出版专业人士身上的承诺和热情，无论在大型跨国出版企业还是小型独立出版公司中都存在。
彼得·施特劳斯（Peter Straus）在出版业有过很多经历。2002年他离开了麦克米伦出版社，到Rogers，Coleridge＆White公司担任代理人。他在麦克米伦的Picador公司做了12年的出版人，负责全公司的大众成人出版。他现在代理的作家包括Kate Atkinson、Don Paterson、Alexander Masters、Carol Ann Duffy以及Colm Tóibín。在出版界，他被认为是一位充满激情的追寻新作品的皈依者，他同时还是一位热情的藏书家，对于出版业的问题十分清楚，他是出版历史的忠诚捍卫者。
所以，他对于一些编辑生涯所面临的挑战有着更敏锐的认识。他对我说：“在这个行业一旦作者有了名气，各种力量就会随之参与进来。销售部、市场部和营销部都想尽快出版作者的下一本书，这本未出之书会在预算和图书预告里占得一席之地。”他记起在Picador工作时的一个例子，海伦·菲尔丁（Helen Fielding）在Bridget Jones's Diary大卖之后又交了第二本书稿，编辑团队和菲尔丁本人都没日没夜地修改书稿，而在其他正常情况下，同样的工作量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施特劳斯说。
他自信地认为出版业现在和以前一样仍有许多优秀的编辑，但也指出“有趣的事是看编辑在出版社仍有着20年前的那种影响力，还是出版社已经被销售和营销主导了”。他说，人们总是眼不见心不烦，特别是对那些已经有了早期成功作品的作者，或者那些有着饥渴读者群的作者。保持书店货架的稳定和充足供应是件好事。他说“现在是一个疯狂的市场”。不断增强的出版全球化意味着编辑会同时被多个不同方向的影响力所牵引，因为不同地区的编辑们都希望获得他们的话语权。
山姆·利思（Sam Leith）是一名记者，3月由Bloomsbury公司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说The Coincidence Engine，并刚入选Waterstone's书店的11本最佳年度处女作小说。他形容自己对他的出版商迈克尔·菲什威克（Michael Fishwick）和文字编辑“感激不尽并印象深刻”。他的文字编辑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愚蠢错误”，他发现书中的一个人物从走廊进入一个房间，又从同一扇门走出去，却到了阳台。“我非常欢迎有人能告诉我那些我没有想到的或者很难发现的问题。除了极少数例外情况，我认为每个人都能从编辑工作中受益。如果这个编辑是一位敏感的普通读者将更棒了。”
利思的话提醒了我们，编辑首先是热心的读者。近几十年来最有名的编辑之一罗伯特·戈特利布（Robert Gottlieb）在接受《巴黎评论》（Paris Review）采访时坚持认为“编辑工作就是任何好读者的常识应用”。他长长的编辑名单包括Joseph Heller、John le Carré、Toni Morrison和John Cheever，他还编辑过《纽约客》。在同一篇报道中，他强烈反对“称颂编辑”，坚持认为“编辑与一本书的关系应该隐于无形”。本身就是著名作家的黛安娜·阿西尔（Diana Athill）在她记述编辑生涯的回忆录Stet里宣称“优秀的出版人应该‘发现’作家，也许他们这样做了。然而对我而言，却是可遇不可求的事”。事实是天赋和好运将V。S。Naipaul、Norman Mailer和Jean Rhys带到了阿西尔面前。优秀的编辑不只是优秀的读者。但对严肃文学质量的评价常常很难界定，这只是一个开始，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
对标准降低的担心也反映出阿西尔在Stet中对文字世界黯然淡去的遗憾。全球市场的需求、数字化的到来、销售和营销推广的重要性不断增强，都将传统出版业的面貌悄悄地改变了。除了最名利双收的成功者以外，一般作者必须在适应新环境的同时孤独地承受着创作生涯的压力。他们经常被建议去参加媒体的新书发布活动，或在阅读会和节日期间露个脸。许多人靠繁重的教学工作补贴家用。从前出版业的光景可能一去不复返了：悠长午餐的传奇，在名不见经传但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身上的投注，烟雾缭绕的聚会和看稿情境。尽管你会感到奇怪：午餐时间如此漫长，编辑们又是如何编辑书稿的呢？
毋庸置疑，有些东西将消失，就像其他媒体正在失去的那样。如果哪天你兴致来了也并不是不可能，你在屋里对着一本书发火，怀疑这世上是否还有人在意分词的使用，或者在意that和which的区别，又或者whose是一个关系代名词的事实。也可能经常发现页数薄的作品简洁易读，而大部头作品却塞满了不相关的材料。要成为被行业称为“大阅读量读者”的相关经验也改变了。无论在实体店还是网上书店，购买一本书成了一次特价和优惠的旅程，这些设置都只为让你买更多，而不是更好地买。购买电子书的情况是，零售商的首要目标是卖给你一个设备，设备里海量的打折图书就是诱饵。要找出你想要什么书的情形也改变了。尽管还有很多高质量的文学评论，但毫无疑问，人们不再专注对词句的分析，而转向对简单情节的列举并迅速做出好坏的评价。如果这些非本质因素与编辑水平不直接相关的话，那它们肯定是图书商品化程度的某种指标。文字还是关键，但已不再是唯一的关键了。
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严肃文学的创作，无论作者与编辑的合作程度如何，都是极大的脑力和审美努力的结果。如果它缩水到只是纸张上或屏幕上的一系列叙事，如果它只被看做是猎取情节的众多可替代方法之一的话，那在休闲产业里它将很快变得微不足道了。
Diana Athill：作者，前AndréDeutsch出版社编辑我看书时经常被一些本该被编辑挑出但却没有改正的荒谬错误打断，这让我猜想现在出版社的编辑一定已经不怎么进行逐行编辑了。我不知道这种改变这么重要。这种编辑疏漏让很多读者怒不可遏，导致很难享受阅读。对编辑细节过于大惊小怪有一点迂腐气。但另一方面，这确实违背了我的直觉。我是经由老派方式培训过的人，这意味着我们编辑过的文字必须是完美的。我发现现在对手稿的逐行编辑比以前遇到了更多的麻烦，我想，如果作者不想被小错误惹恼的话，他们应该现在自己负起这份责任。在AndréDeutsch出版社当了近50年的编辑，我从没遇到过不愿进行合理修改的作者，不光是对一些所有作者都必须改正的硬伤，也包括写作上的问题。很多作者，比如吉恩·里斯（Jean Rhys），都是完美主义者，所以所有编辑必须做的就是挑出拼写错误。我从没奢望过提出什么写作改进建议。如果我们选择了一本书，说明我们喜爱它，它总会在某些方面或细节上需要改进，但如果作者不想改，那我们也不会把文字搞乱。
Carmen Callil：作者，Virago出版社创始人，前Chatto＆Windus出版社出版人现在还有优秀的老派文字编辑吗？也许没有了，因为在过去的十年里，出版商已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如何恰当地营销和销售图书上了。老派编辑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不见了，我不清楚这是否是一大损失，在我看来，销售、营销和设计工作上的改进和改善弥补了编辑工作。
现在，编辑工作往往外包给自由职业的文字编辑，而并不像过去那样在社内进行。是自由编辑水平变差了吗？我想不是的。再说，“老派”编辑真的像它宣称的那么棒吗？为过去的美好时光哭泣成为写作生活的一部分的行为无异于喝多了或对聚会和过量吸烟的偏好。作者也许怀念他们与逐字校对他们书稿的编辑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从不称职的编辑身上省下的钱已经被很好地利用起来了。
有人说那是不是出版商应该给编外编辑付更多的稿费了？当你遇上一位真正优秀的文字编辑时，真是金子都换不来的，他们是真正的珍宝。
Blake Morrison：小说家，前《观察家报》和《独立星期日报》文学编辑还在伦敦大学学院读研究生的我那时就发现什么才叫编辑，当时我的导师是卡尔·米勒（Karl Miller），曾是《倾听者》杂志的编辑，后又成为《伦敦书评》的编辑。一学期两次，我们见面讨论我最新的论文，几小时后从他办公室出来的我惊魂未定，但已下定决心下一次要写得更好。进行编辑不仅仅是如何恰当地使用分号（尽管卡尔对此非常强调），更与内容和想法密切相关，意思就是要明目慧眼地找出由于作者过于自负或偷懒而忽略掉的明显错误。著名作家纳博科夫（Nabokov）管编辑叫“过于认真的给予伯父般慈爱的禽兽”。我个人的经验跟弗兰克·奥康纳（Frank O'Connor）一样，他把他的编辑威廉·麦克斯韦（William Maxwell）比作“一位好老师，不会说‘跟我学’但却会说‘这就是我认为你想说的’”。Granta出版社的比尔·布福德（Bill Buford）帮我给我的回忆录起了书名And When Did You Last See Your Father？（这并非我的第一选择），又帮我确定了第一章（最初我定为第二章了）。我之后作品的编辑，弗朗西斯·科迪（Frances Coady）、伊恩·杰克（Ian Jack）和艾莉森·塞缪尔（Alison Samuel）更少干预但同样有帮助。
今天出版界仍有一些出色的编辑，但他们很难有比如马克斯韦尔·珀金斯（Maxwell Perkins）给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海明威（Hemingway）和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编书时享受的那种自主权了。更不用说很难花大把时间来修改打字稿了。这往往归咎于营销部门的兴起。出版商需要卖书，很多作者也有助于高明的宣传。改变的情况是人们不再希望将年轻才俊培养成编辑了。编辑的使命在传给代理公司前，是给了创意写作课的老师，经由他们教授的硕士课程，今天新的作家主体就这样出现了。
Craig Raine：诗人、小说家，Areté出版社编辑1986年，已故的约翰·博德利（John Bodley）打电话给我说有关汉弗莱·卡彭特（Humphrey Carpenter）的自传Ezra Pound稿子的事。我当时从Fabers出版社请了不带薪的一年休假，以便专心写作。但我同意了读汉弗莱的初稿。我能看出为什么博德利担心，于是回到社里和马修·埃文斯（Matthew Evans）商榷，他是那时的主席。他坐在一张整齐的书桌后面，面前是干净的吸墨纸，手拿他的万宝龙水笔。“你觉得它不是太好，是这样吗？”我点点头。“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出版它还是否定这个选题？”“都不是，”我回答说，“我们编辑它。”我开始给汉弗莱写信，开头是：“请做好准备。”接下来的三个星期左右，汉弗莱每天早上都来我在牛津的家里，我们一页一页地编辑他的传记。后来他在“致谢”里感谢了我。我还收到一张明信片，写着：“感谢你所有的帮助。我希望你还是恨它。”
我不由得想在这里确定两个出版趋势，一个在上升，一个在下降：上升的是“一旦图书合同签订了，编辑工作实际上就结束了”的想法；下降的是“书稿一旦到手，编辑就要开始工作”的想法。自从20年前在Fabers出版社工作以来，我一直觉得总有懒惰的编辑和强迫修改的编辑，而且永远都会是这样。
被《纽约客》的黛博拉·特瑞斯曼（Deborah Treisman）编辑稿子的经验是超时的、十分痛苦的，但也是令人欣慰的。在Atlantic Books出版社，我的编辑是玛格丽特·斯特德（Margaret Stead），她十分出色，我的文字编辑是唐娜·波佩（Donna Poppy），她还是克莱尔·托玛林（Claire Tomalin）、帕特·巴克（Pat Barker）、萨迪·史密斯（Zadie Smith）和罗伊·福斯特（Roy Foster）的编辑。我的小说Heartbreak得到尤利西斯（Ulysses）的一个题词“一个穿雨衣的男人爱上了一个已经死去的女人”，唐娜改成“一个穿棕色雨衣的男人爱上了一个已经死去的女人”。这体现了我典型的粗心大意和她典型的一丝不苟。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Jeanette Winterson：小说家编辑已经成了机械又胆小的人了。他们担心事情会发展成什么样，包法利夫人的双眼都意外地变了颜色也没人在乎。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所写的那样：“我所有关于灯塔的事实都是错误的。”因此，有一种错误是对的，比起死板的正确但其实是错的要好。我也发现很多年轻编辑根本没有可以判断一条引文的文化资料。现在到处都变得更糟了，我们不必为图书业感到太悲观。图书仍然在一条没翻的船上的空气舱里。我不是线性思维，我也不在乎。我只能说我想说的，但这常常引来编辑要求“将此日文翻译一下，谢谢”一类的情况。文字编辑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种技能了。有计算机程序帮你做这些，因为我们不再相信我们需要“人”来干这活儿了。我很想看到大家虽然觉得困难但仍想卷土重来的热情。我们必须永远都是透明的吗？还记得当T。S。艾略特被问到“夫人，杜松子树下卧着三只白色豹子”这句话什么意思时他说：“我的意思就是‘夫人，杜松子树下卧着三只白色豹子’这个意思。”我也不清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我很高兴它没有被改成“太太，灌丛里有三只野生动物”。我们应该合理地编辑，而且还要知道感觉并不是一切。这在小说中很明显，但像扬·莫里斯（Jan Morris）或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一样相当古怪的文体家不需要将他们的非虚构作品都变成谷歌记事本。编辑此时看起来很微不足道了。编辑是关于整体的而不是关于某部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