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的陈布雷，虽然对三民主义与国民党颇有赞词，却未丧失一个新闻人的伦理与操守。正因心中无私，他议论政局，才能鞭辟入里。他的时论，侧重于说理，而非鼓呼。常常能用一二言语，阐明扑朔迷离的天下局势，如1926年6月，张作霖、吴佩孚北京会晤，陈布雷称他们此前的关系为“卿不死，孤不得安”，此时的关系则为“意气各不相下，而形势各不能相上”，因此才有会谈、合作之必要和可能。然而，张吴携手，不是因为拥有共同的理念，而是因为拥有共同的敌人，而且是“假想敌”。故他断言，赫赫一时的传心殿会晤，“不过为将来第四次大决裂之序幕”；传心殿一夕歃血之盟，可为两大军阀预行送葬之礼品。试看此后之历史，张吴从虚情假意的合作，到坐山观虎斗，再到彻底破裂，只用了大半年时间，陈布雷的预言竟一一应验。
晚年的陈布雷曾慨叹，写文章并非一件乐事，“我写文章，是呕心沥血之作”。这里的文章，则谓为蒋介石代笔之作。《商报》时期的报人陈布雷，必定不作如是观。那时他在寸纸之上高谈雄辩，纵论天下，视诸侯角力如群蚁争食，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笔底隐隐有风雷激荡之声，这种写作是何等凛冽，何等快意。不必说“张吴会晤以后将如何”、“孙传芳主和之索隐”等名篇，便是“东南大势之前途”等平庸之作，都是气势磅礴、一气呵成。他那些年的回忆录，决然不同于此前的悲感无端与此后的满腹幽怨，因心态较好，连身体都康健，从1920年底入《商报》，到1927年初辞职，其间他的多愁多病身，只在1926年8月患过一次伤寒。再看他1930年后的回忆录，不是抑郁就是脑病，不是彷徨就是焦愤，他生命的疆土，已经被疾病的叛军所割据称霸。
1928年，入《时事新报》重作冯妇，陈布雷已经沦为一个分裂的报人。他的时论转为政治宣传，以革命救国为立场，以阐述“党的历史与党政制度”为主流。虽依旧“言辞警辟，文采斐然”（芝翁《陈布雷澹泊宁静》），然其立论，一味追求政治正确，框架之下，笔若千钧，再无扪虱而谈的自由与快意。据他回忆，他在《时事新报》，奋斗至为艰苦，因报社只有他和王新甫两个国民党员，其他同事或对革命无信仰，或反党甚烈；他自己承认，此期之撰述，不及《商报》之勇敢，好在“中央诸公”表示了认可。只是，当报纸的读者，不是国民大众，而是“中央诸公”，陈布雷是否对“报人”之职问心无愧呢？
1929年8月，陈布雷辞离《时事新报》，此后遥望来时路，却是烟尘漫漫。尽管在陶希圣眼中，担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陈布雷，“仍然是一个新闻记者的风度”。然而，一朝执掌权柄，他对舆论的态度必然发生反转。公权力与独立的新闻，从来就不能相容。对新闻的审查与控制，是专权者的通病。作为权力木偶乃至本身就是权力者的陈布雷焉能例外呢。1931年10月1日，时值“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他对舆论界讲话，鼓励全国舆论界“不惮贡献逆耳之忠言”，同时却要求他们不能“指摘政府，非难政府，或恣为辩难以窘倒政府为快心”——这二者简直如鱼与熊掌，何以两全？1948年，卜少夫主办、以“天地间皆是新闻，新闻中另有天地”为口号的《新闻天地》杂志，发表了一篇批评外交部长王世杰的文章，虽然陈布雷读完此文，“觉得也并没有甚么”，他却脸孔一板，建议“少夫兄”，“凡涉及外交及足以损我政府人员之尊严者”的稿件，“务尽量避免之”；“有政治毒素”之稿件，必须审慎处理。
此时的陈布雷，已经沦为新闻的敌人。他背叛了青春，背叛了此生的志业，背叛了“每思引退，重作记者”的梦想。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确实愧对张季鸾。
他死后，李宗仁挽曰：“有笔如椽，谠论雄文惊一代”，杨玉清挽曰：“诸葛本非求自达，庐陵志不在文章。”二语相反而相成，清晰地呈现了潜伏于陈布雷生命幕后的两面与两难。这种分裂，正是那些在文学与政治的千古迷局之中垂死挣扎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宿命。
岂有文章觉天下
他的一生如一首枯瘦的诗。这首诗并未写完，59岁那年，他的墨水枯涸了，他的灵魂已经无力投笔。死亡于他，不是一个句号，而是一个问号，是一个沉痛的惊叹号。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服安眠药在南京自杀。他的死，一度演变为一桩疑案。依其遗愿，为了避免自杀一事被政敌利用，他建议讣告写成：“从八月以后，患神经极度衰弱症，白天亦常服安眠药，卒因服药过量，不救而逝。”11月14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第二版发布新闻：“陈布雷氏昨日心脏病逝世，总统夫妇亲往吊唁明大殓”，则将死因归结为心脏病。后因程沧波、邵力子等力主公布真相，11月18日，《中央日报》更正了说法，称陈布雷的死因为“系服安眠药过量”。虽未明言“自杀”，慧眼独具的读者却不难读出其中的微言大义。
他的死因自然不止一端。最大的凶手无疑是政治。早在1912年，冯君木就预言并对他千叮万嘱，劝他不可奔走政治，理由是，以他的身体之弱，若为政治事务勾心斗角，劳力伤神，恐怕其寿不永。我以为这只是一个表面上的缘由，更深层次上，陈布雷之不宜从政，仍在于他的儒生心性，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生活格格不入。纵然他的性情，在时代风沙的经久磨砺之下，从少年的激扬转向了中年的深沉，那颗纯净、忧患的冰心，却至死未变，未能解冻而融入世俗的横流。反过来讲，心若变了，他就不会自杀了。
为什么说陈布雷是儒生，而非现代知识分子呢，可以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为证。诚然，他加入了国民党，数十年来一直阐释、宣传三民主义，不过这对他而言，始终无法构成一种政治信仰。他投身政治，乃是因为与蒋介石的私人关系，感念于蒋介石的知遇之恩。1928年，蒋介石与他谈话，问他愿意担任何种职务，他回答：“初愿在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重，但求能有涓滴为公之助。”这已经足够坦白。所以王芸生评道：“他（陈布雷）的‘忠’，并非‘忠’于国家，更非‘忠’于人民，也非‘忠’于他的党，而是‘忠’于蒋介石一个人，这样的‘忠’是‘妾妇之忠’。”刻薄一点说，就是“愚忠”。
1938年初，国民党开始打造“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政治纲领，使主义、政党、领袖成为三位一体。然而这里依然有主次之分，一旦三者出现冲突，便可分出高下。就陈布雷而论，你不能说他不忠于三民主义，不忠于国民党，只是在他心里，领袖至高无上的地位无可动摇，领袖就是主义，就是政党，或者说，领袖高于主义、高于政党。他的政治伦理，他的政治信仰，系于人，而非理念。
陈布雷的出身与所受教育，涵养了他的身份与心性。不像他的同时代人鲁迅、胡适等，他从未踏出国门一步，在宁波府中学堂、浙江高等学校所接受的西方教育之点滴，并不足以改写他的思想背景。他的启蒙者陈训正、冯君木等，从精神谱系上看，皆更近于儒生。这便注定了陈布雷的政治之路，只能蜿蜒于儒家政治学的伦理天空之下而无法突围（张治中说：“布雷受旧思想意识的影响很深，政治缺乏远见”）；他的死亡，大体可归结为“士为知己者死”，59岁的他自觉油尽灯枯，对恩主再无用途，欲退隐而不得，更不便尸位素餐，只好一死了之。
中国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穿透了陈布雷的生命。他的回忆录只写到五十岁，然而这五十年来，他无时无刻不是生存于重重忧患之中（如他死前二日自述“此心永远在痛苦忧念之中”），满腔幽愤，跃然纸上，铸就了他积忧成疾的悲剧形象。他的忧，用程沧波的话讲，乃是公忧，“君子有终身之忧”。“布雷先生终身之忧，不关个人的穷通利达，而终朝戚戚的，是天下国家之忧。他忧天下国家之忧，他忧领袖之忧。天下国家之忧无穷，领袖之忧亦无尽。仁人君子，又岂能有一日之欢？”这些话，固然有所誉美，却写出了陈布雷坚守的心志。君子之忧与他的生命悲剧，相互成全。
程沧波另有一言，我十分同意。他说陈布雷的死，“不是看透人生的消极自杀，以求解脱”。后世论陈布雷之死，往往将其刻写为一头走投无路的困兽，一个向隅而泣的畸零人。在我看来，陈布雷的死虽为莫大悲剧，却不宜以消极积极论之。死亡的引线，从1927年他饮下政治的毒汁之时就已经埋下了。死是一种必然，何时死，如何死，则是一种偶然。我们称之为悲剧，则因陈布雷在一个最悲壮的年头，选择了一种最悲壮的死法。
当死亡如鲜花凋零一样成为必然，当悲剧的黑幕一层一层缓缓拉下，陈布雷的自戕显得极其平静。他死前一夜，写了十封遗书，上呈蒋介石，下遗副官，连自家亲人，都分门别类，夫人一封，诸弟一封，儿女一封。身后事，在致二秘书的信中，列为十则，十分详尽。其中流传最广的应是呈蒋介石的那两封遗书，不过在我看来，最能折射陈布雷之心性的则是致副官陶永标：
……汝半生随我患难，我永远不忘，今我身体衰弱，患严重之脑病而死，对我身后事，望汝多负责照料，待我殓殡之后，护送太太回沪，此后汝可自谋生活，以汝之能力，有诸长官扶助，当不愁无工作，而诸长官必能因我之面情，为汝安排工作也。汝见我信之后第一事，就是将五斗橱右抽斗内之小皮夹收藏起来（其中有保险箱之钥匙），又将我的图章亦收藏起来，待太太来京时交之。
陈布雷死前，连区区一个副官的未来都筹划好了，由此可见他的周全和温情，更可见他的自杀之理性、冷静。他并非遭遇了什么剧烈的刺激（史家尝将他自杀的诱因归罪于蒋介石的责难），一时心血来潮，遽然寻死，早在1942年、1943年、1945年，他便数度作自杀之念，并已经有所准备，“皆因临时之故障以中止”。不妨借用雪珥先生的一个说法，他称辛亥革命为“计划外革命”，陈布雷的自杀，则可谓“计划内死亡”。
所以说，陈布雷之死绝非是一个偶然事件。那些外在的缘由，譬如1948年底国运沉沦，令其万念俱灰，以死殉国等，只是外因，却难以主宰他的心魂。不然，你怎么解释，1945年之春夏，抗战八年，胜利曙光隐约可见，举国即将汇成乐观的海洋，陈布雷为什么还要自杀？
蒋介石参加陈布雷葬礼
李敖认为，陈布雷并非“志在以一死励大众”，他以死所励者少，以死自剖者多。“他终于用一死证明了知识分子跟国民党合作的悲惨下场，他告诉大众他过了错误的一生，他用一死否定了他一生的鞠躬尽瘁……”这段读来无比熟悉的论调，像是来自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对国民党的过分仇恨，严重蒙蔽了李敖的眼睛，以至于他对陈布雷的“自剖”之诠释，充满了政治曲解和偏见。在我看来，陈的“自剖”，无关政治立场的抉择，而关乎一个知识人应该如何处理与政治的关系。他明知“百无一用是书生”，明知“自身的个性缺点与自己之所以许身自处者……太不相应了”，明知政治是其肉身与灵魂所不能承受之重（他的夫人王允默曾对儿子陈遂说：“汝父一生辛苦……最苦者莫如置身于政治”），却义无反顾跳入政治之河，二十余载翻滚沉浮，一错再错，终不能抽身而出。那么，死亡犹如夕阳，必将落入他生命的西山。他再也不能看到1948年11月13日的太阳。他永远殉葬于黑暗。
将陈布雷引上新闻之路的洪允祥，有一段论生死的文字，周作人屡屡引用。洪氏《醉余偶笔》（收入《悲华经舍文存》）载：“《甲申殉难录》某公诗曰：愧无半策匡时难，只有一死报君恩。天醉（洪允祥自称）曰：没中用人死亦不济事。然则怕死者是欤？天醉曰：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这是我见过的关于自杀最严酷的议论，用来批评被政治遮蔽了眼目的陈布雷，也许有些苛责。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陈布雷这一死，实在不曾改变什么，不曾救赎什么。他的后辈，依然坚守用文章觉天下的痴念，如一群迷失的亡羊，徘徊于政治的歧路之上。
2011年10月17日
参考文献：
《陈布雷集》，陈布雷着，东方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
《国民党“军机大臣”陈布雷》，杨者圣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陈布雷大传》，王泰栋着，团结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
《一代报人王芸生》，王芝琛着，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