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
——陈独秀《金粉泪》
鲁迅死后，陈独秀曾撰文纪念，称“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此言同样适用于陈氏本人。相比赞誉，对他的诋毁，无疑更为激烈。不必说那些出自政敌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攻讦，单看今日之读者，譬如我的一位朋友，极度厌恶陈独秀，其一理由是，依陈独秀专横、暴戾、刚愎自用的性格，若执掌权力，必定是一位专制者。
这大抵便是“欲加之罪”，毫无逻辑可言。因为专制者的生产，从来不是取决于执政者的性格，而是取决于他手中的权柄是否受到了合法而有效的制衡。当权力横行无忌，谦谦君子完全可能沦为飞扬跋扈的专制者；当权力被关进法治的铁笼，手脚被锁链和栅栏所束缚，流氓与恶棍都可以驯化为温润如玉的宪政主义者。换言之，陈独秀是否会成为一位专制者，并不能从他的性格来推断，而要看他所托身的制度。
不过，我还是想谈谈陈独秀的性格。尽管我从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这样的鬼话，命运之为命运，即在于不受任何因素所支配。然而，陈独秀的命运，他的归宿与悲剧，他的生前身后名，皆与他的性格密不可分，这里面谈不上谁来决定谁，而是互相成就：他的信仰激化了他的专断，他的真诚与坦荡促成了他的改悔……
倘用一个词语概论陈独秀的性格，你会想起什么？
龙性。
龙性何谓？有一说法叫“龙性难驯”，可知其意。颜延之曾咏嵇康：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陈独秀的夫子自道，便化自此诗：
莫气薄大地，憔悴苦斯民。
豺狼骋郊邑，兼之征尘频。
悠悠道路上，白发污红尘。
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
这首诗题为《和斠玄兄赠诗原韵》。斠玄是陈中凡的号。陈中凡，原名钟凡，着名古典文史学者，毕业于北大，系陈独秀的学生。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出狱，先住傅斯年家，后移居陈中凡家。彼时许多名流如周佛海、陶希圣等，纷纷试探其政治意向，他始终一言不发，无所表示。陈中凡见状，遂赠一诗：
荒荒人海里，聒目几天民？
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
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
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
此诗将陈独秀比作翱翔的龙凤，陈独秀和诗，毫不客气，直言“龙性岂易驯”，以明心志。
龙性是玄虚的说法。具体来讲，被誉为人中龙凤的陈独秀，其性格，正如龙一样，可分两面，一面是高傲、倔强、嵚崎磊落、疏狂不羁、特立独行，从不以世俗礼法为意；一面是暴躁、固执、专横、自负、放纵、眼高于顶、我行我素。这两面，正可相通，如“特立独行”与“我行我素”，本是一个意思，只不过一者为褒，一者为贬。
陈独秀的独特个性或者说臭脾气，天下闻名。章士钊晚年回忆黄兴，作《与黄克强相交始末》，结尾总结：“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认为最难交者有三人：一陈独秀；一章太炎；一李根源。但吾与三人都保持始终，从无诟谇。”陈独秀排在了第一位。在章士钊看来，陈独秀“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独秀则不羁之马，奋力驰去，回头之草弗啮，不峻之坂弗上，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这堪称对陈独秀最恰当而形象的评价。
只是章士钊说平生与陈独秀“从无诟谇”，并不属实。诟谇是辱骂的意思。也许他没有骂过陈独秀，陈独秀却骂过他。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章士钊时任段祺瑞政府的秘书长，难辞其咎，陈独秀怒不可遏，写信与章士钊绝交。此后，章士钊重办《甲寅》，陈独秀撰文骂道：“章士钊拿了黄兴的钱办《甲寅》，也只能算是放狗屁。后来拿了段祺瑞的钱，便是狗放屁了。现在拿了张宗昌的钱办《甲寅》，更是放屁狗了。放狗屁的毕竟还是一个人；狗放屁固然讨厌，或者还有别的用处；放屁狗只会放屁，真是无用的厌物。”（附带说一句，化用“放狗屁”、“狗放屁”、“放屁狗”的段子来骂人，最早似出自梁启超之手。）
被陈独秀骂成这样，章士钊不以为忤，他的交友原则是“无争”。1932年陈独秀系狱，已经转行当律师的章士钊不计前嫌，不顾风险，毅然出庭为其辩护。辩护状达五千言，洋洋洒洒，鞭辟入里，几乎每一字都是为陈独秀量身定制，不像今天的一些律师，将辩护词写成了自作主张的政治宣言，而将当事人的权益抛在一边。不曾想，陈独秀的“龙性岂易驯”，在庭上再次发作。对章士钊挖空心思、煞费苦心的辩护，他并不领情。待章发言完毕，他起立声明：“章律师之辩护，以其个人之观察与批评，贡献法院，全系其个人之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且亦无须征求本人同意。至本人之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其桀骜如此。
桀骜之外，陈独秀性格的另一大特点是激烈。这注定了他更适合破坏而非建设，更适合做革命者而非改革者。以“文学革命”为例。这一概念，本由胡适提出，然而胡适应陈独秀的邀约撰文之际，忽然谨慎起来，将“革命”改作了“改良”，于是有了那篇《文学改良刍议》，事实上此文的论调还是革命，胡适不免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相比之下，陈独秀毫无顾忌，随即撰《文学革命论》，摇旗呐喊，推波助澜。
人一激烈，便难免偏颇、霸道。陈独秀正是出了名的霸道，如在中共内部以“老头子”自居，一言九鼎，不容置疑。发起“文学革命”之后，胡适摆出了一副欢迎商榷的姿态，陈独秀却悍然宣布：“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针对陈独秀的霸道，胡适晚年曾大加批判，称作“正义的火气”，不过他也承认，若无这种霸气，“文学革命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见《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当时钱玄同也说：“此等调论，虽若过悍，然对于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
我们说过，陈独秀的性格极具两面性，自负的另一面是自信，不羁的另一面是独立，狂放的另一面是坦荡。我最欣赏陈独秀的一点，即他的坦然自若、不忧不惧。1932年10月19日深夜，陈独秀被国民政府的警方从上海押解南京，一上火车，便酣然入睡，车至下关才被叫醒，须知这列车的终点，极有可能是死刑，生死的关口尚能如此恬然，非大英雄、大豪杰不能为，盖这些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或者从来不以生死为意。对此，尉素秋《我对于陈独秀先生的印象》记曰：“京沪车中，酣睡达旦，若平居无事者然，其临难之从容不迫，而怡然处之，往往如此”，“假若没有养浩然之气的功夫，以及‘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至高境界，绝对做不到”。
鲁迅曾素描《新青年》编辑部的同仁：“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相比之下，刘半农则是一个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人，所以鲁迅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忆刘半农君》）。鲁迅下笔，一向皮里阳秋，这番话，其实在讥嘲胡适，不过对陈独秀的描写，倒应了陈在1933年4月20日的辩诉状中所言：“予生平言论行动，无不光明磊落，无不可以公告国人……”
其实胡适何尝不是光明磊落之人呢，只是他的性情迥异于陈独秀。陈是龙性，胡则是牛性。鲁迅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用在胡适身上毋宁更加合适。看胡适的面相，便知他的为人，中正无邪，清和平允，如牛一样温厚、宽容，且胡适还有像牛一样坚忍不拔的一面。他自命过河卒子，其行事，则践履自由主义的渐进与不屈，宁愿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
纵观陈独秀一世，始终与坚忍无缘，他的性格，坦荡之外，我所欣赏的另一点，当是真诚。出于对思想的真诚，他才会在晚年幡然悔悟。这个盗火者，毕生追逐真理的火种，一旦他发现，远方依稀的火光并不能将这个国家引向天堂，却可能相反，他不会为了权力和利益而欺骗民众与自己，他宁可回归黑暗，重辟一条血路。早年的他对苏联的革命经验有多么虔信，晚年的他对苏联体制的反思就有多么深刻。他将苏联与法西斯国家等量齐观，并且认识到，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非斯大林产生了独裁制；若不恢复民主制，允许反对党的存在，赋予人民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斯大林的继承者仍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须知，他反思的时间点，是1940年代初，彼时他曾经的同志依旧将斯大林奉为革命的导师，将苏联奉为远方的乌托邦。
陈独秀的龙性，注定了他一生孤独，一生都在背叛，一生都在与时代和自身作战。这样的人，这样的性格，这样的思想，这样的精神姿态，使他几乎绝无可能成为当权者，成为山呼万岁的领袖（唐宝林《陈独秀全传》曾专辟一节讨论陈独秀的性格弱点，结论云：“他原是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若完全不加约束，往往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然而，陈独秀若接受约束，那还是陈独秀么，“龙性岂易驯”遂成空谈，基于此，我劝那位朋友，实在不必担心陈独秀执政，他这辈子一直难以摆脱被放逐的命运：被家族放逐、被北大放逐、被共产党放逐，被托派放逐，被历史放逐……）。他只可能站在权力的反面，哪怕这一面唯独他孑然一人，他便是一个人的反对党，便是胡适所称的“终身反对派”。
1937年10月21日，陈独秀在致陈其昌的信中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
神龙在野，这是陈独秀的宿命。
2012年6月7日初稿
2014年2月21日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