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墨学之思想内涵盖为节用、节俭、节葬、强力、自苦、兼爱、兴利。以《墨子·鲁问》所言之“子墨子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看,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非攻乃墨家之基本思想。细研《墨子》以上诸项多与《易》有关,兹就要者述之。首先,尚贤是《易经》的重要思想。《周易·大畜》卦辞言:“乾下艮上,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孔颖达《周易注疏》言:“不家食者,已有大畜之资。当须养赡贤人,不使贤人在家自食,如此乃吉也。利涉大川者,丰则养贤,应于天道,不忧险难,故利涉大川。”故《彖传》言:“不家食吉,养贤也。”又《周易·颐》卦辞言:“震下艮上,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孔颖达《疏》言:“颐贞吉者,于颐养之世,养此贞正,则得吉也。观颐者,颐,养也,观此圣人所养物也。”故《彖传》言:“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天地何以养万物而圣人又何以养贤也?孔颖达《疏》言:“天地养万物者,自此已下,广言《颐卦》所养事大,故云天地养万物也。圣人养贤以及万民者,先须养贤,乃得养民。故云养贤以及万民也。”可以看出,《周易》具有浓厚的尚贤意识。而《墨子》的尚贤思想当与《周易》有关。诸如“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则德而尚贤。”“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其次,尚同亦是《周易》之重要内容。《周易·同人》卦辞言:“离下乾上,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孔颖达《疏》言:“同人谓和同于人。于野,亨者,野是广远之处,借其野名,喻其广远。言和同于人,必须宽广,无所不同,用心无私,处非近狭,远至于野,乃得亨进,故云同人于野亨。与人同心,是以涉难,故曰利涉大川也。与人和同,义涉邪僻,故利君之贞也,此利涉大川,假物象以明人事。”故《彖传》言:“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正因于此,宋程颐言:惟“同人”能“明大同之义”,能“尽大同之道”。而墨子之尚同思想亦与《周易》有关。如言:“唯以其能一同其国之义,是以国治。”“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
再次,尚节亦是《周易》的重要学说。《周易》有《节卦》,其卦辞言:“兑下坎上,节,亨”。何谓节?《杂卦》言:“节,止也。”孔颖达《疏》言:“节,止之义,制事有节,其道乃亨,故曰节,亨。”故《彖传》言:“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在《周易》看来,节不仅是一种道德规范,同时亦是宇宙大化之法则。可见,《墨子》之节当源于此。其一,《墨子》之节取《周易》节之“止”义。如言:“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其二,《墨子》之节取《周易》节俭利民之义。如言:“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如此等等,仅举上例,足以窥见《墨子》之思想多出自《周易》。
而《墨子》之思想内涵诸如尚贤、尚同、节用、节葬、尊天、事鬼、兼爱、非攻等等又均归之于“利”。诸如:尚贤,《墨子》言:“故古者圣王,惟能审以尚贤使能为政,……天下皆得其利。”故“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尚同,《墨子》言:“……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政长也,非高其爵,厚其禄,富贵佚而错之也,将以为万民兴利而除害,富贵贫寡、安危治乱也。”在《墨子》看来,天立天子,天子“一同天下之义”,其目的乃在于兴天下之利。兼爱,《墨子》言:“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非攻,《墨子》言:“攻伐兼并”,“上不中天之利”,“中不中鬼之利,”“下不中人之利,”“此实天下之巨害也。”节用,《墨子》言:“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尚有节。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独无节于此乎?”……如此等等。可以看出,兴利是《墨子》整个思想的核心,而《墨子》之“利”其源于《周易》。如所周知,《周易》多言“利”。诸如“元、亨、利、贞”,“利见大人。”“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等等。可以说,《墨子》之“利”出于《易》。在《墨子》看来,兴利赖其“力”。《墨子》言:“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强听治,即行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故昔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当此之时,世不渝而民不易,上变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纣而天下乱,存乎汤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若以此观之,夫安危治乱,存乎上之为政也,则夫岂可谓有命哉。故昔者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遂汤光誉会问于天下,夫岂可以为命哉,故以为其力也。”综观《墨子》之力论亦与《周易》有关。《周易·颐》卦辞言:“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序卦》释云:“颐者,养也。”言以正道养人,便可自求口实。所谓自求口实者乃自力更生之谓也。可见,《墨子》之力与《周易》相通。
综上所述,墨学之思想内涵出于《易》,《周易》是墨家学说的重要理论资源。
三、墨家学说之思想影响与《易》
一般认为,墨家学说之思想主体并没有取得当时和后世思想家之呼应,而却遭到了诸多评击。《孟子·滕文公》言:“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庄子·天下》言:“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犹,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其去王也远矣。”《荀子·解蔽》言:“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天论》亦言:“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富国》再言:“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蹙然衣粗食恶,忧戚而非乐,若是则瘠,瘠则不足欲,不足欲则赏不行……。”《非十二子》更言:“上功用而慢差等,……是以欺惑愚众。”如此等等,不一而列。
然而笔者以为,墨家学说对先秦学术思想的发展还是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尚贤尚同主张、兼爱非攻主张、节用节俭主张等等,都对先秦学术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以孟子而言,孟子的学说尽管以墨学为其论敌,但孟子却在诸多方面吸收和接受了墨学的思想影响。诸如《墨子》主张尚贤,孟子则提倡尊贤。《万章下》言:“用上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已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故“不信仁贤,则国空虚。”这可以说是《墨子》“国有贤良之土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土寡,则国家之治薄”的直接发展。故《墨子》言:“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孟子则言:“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恒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因而,欲行仁政,必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墨子主张节俭节用,孟子则提倡节制有度。《尽心上》言:“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不违农时,谷物不可胜食也。”因而,为治者应“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这可以说是对《墨子》“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的直接发挥。如此等等,均可窥见墨学对孟子的影响。
再以韩非而言,韩非是先秦后起之大思想家,然韩非亦在多方面接受了《墨子》的影响。《墨子》讲兴利除害,富国利民,强调强力从事,反对天命,主张贵贱无常。韩非亦言:“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并言:“侈而惰者贫,力而俭者富。”如此等等,可以看出,韩非直接发展了墨家的学说和思想。勿庸置疑,墨学对先秦学术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
有鉴于此,笔者以为,成书于战国中后期的《周易易传》亦不能例外的受到墨学之影响。如所周知,《易传》是最早的《易经》释文,从今本《易传》看,其内容并非纯儒家思想,为战国中后期儒、道、墨、阴阳等各家学说的融合。而作为先秦显学之一的墨学,其学说和思想不可能不在《易传》中有所反映和体现。事实上,今本《易传》中保存和体现了大量墨家之学说和思想。
首先,《易传》吸收了墨家学说中的功利思想。《墨子》言:“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易传》受到《墨子》的启迪,以功利思想论说《易经》。在《易传》看来,“《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说明《周易》包含了与天地之道相统一的人道,它对人是有功利效用的。而且,这种功利是多方面的。诸如,“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夫《易》,圣人所以崇德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可以看出,《易传》从功利效用的目的出发从整体上给《易》作了评价。正是出于对功利效用的考虑,《易传》以《墨子》的“丝麻布绢,以为民衣”、“耕稼树艺,以为民食”、“作为舟车,以便民事”及“车之利”、“舟之利”、“宫室之利”、“兵之利”等等为据论述了《周易》“观象制器”、以便民利的思想。《系辞下》言:“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楺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辑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奂》。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暌》。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很显然,在《周易》看来,《易经》是一部极有功利效用的经典。
其次,《易传》学说的基本范畴出自《墨子》,或曰与《墨子》有关。《墨子·辞过》言:“凡回于天下之间,包于四海之内,天壤之情,阴阳之和,莫不有也,虽至圣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圣人有传,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人情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牡牝雄雌也。”这里提到了天地、四时、人情、禽兽,涉及到了上下、阴阳、男女、牡牝。而在这些范畴当中除禽兽、雄雌《易传》不语外,其余均为《易传》之常用熟语。而这些常用熟语除“牝”见于《周易》之《坤》卦外,天地、四时、上下、阴阳、男女等均不见于《周易》古经。勿庸置疑,《易传》之天地、四时、上下、阴阳、男女等范畴均与《墨子》有关。诸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等等。可以看出,《易传》的基本范畴源自《墨子》。
再次,《易传》吸收了《墨子》之“以往知来”,“以见知隐”,“察类明故”的思想。《墨子》言:“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语,谋而不得,则以往知来,以见知隐。谋若此可得而知矣。”又言:“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正是在《墨子》的启迪下,《易传》不遗余力的发扬了《墨子》的知识论思想。如言:“夫《易》,彰往而察来,显微而阐幽。”“《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如此等等。可以看出,《易传》从全方位角度发展了《墨子》的知识论。
归上所述,从《墨子》之思想渊源与《易》,墨子之思想内涵与《易》,墨子之思想影响与《易》等方面均可看出,墨家学说与《易》有着密切的因缘关系。勿庸置疑,墨家学说在中国古代易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