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言：“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述逢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舍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志，虽有长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流裔。”又言：“六经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源。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可以看出，在汉志看来，《易》为六经之源，而六经又是诸子之源。以此而言，诸子之学盖出于《易》。正因于此，笔者以为，作为“诸子九家”之一的“墨家者流”，其学必当与《易》有关。本文试就此意略陈已见，以述墨家学说之易学因缘。
一、墨家学说之思想渊源与《易》
墨家学说的思想渊源，学术界多有论说，其引人注目者乃墨学源于夏文化。固为《墨子》多言夏禹的事。诸如《墨子·兼爱下》所言：“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贵，干福禄，乐耳目也，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之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禹求焉。”因为如此，思想史上便有了墨学出于夏礼之说。
持此说者当首推《庄子》。《庄子·天下》言：“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肱，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不足为墨。’”步《庄子》之后者乃汉刘安之《淮南子》。《淮南子·要略》言：“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述，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清孙星衍亦言：“诸子之教或本夏或本殷，……墨子有节用，节用禹之教也。……其节葬，亦禹之法也。……三月之丧，夏有是制，墨始法之矣。”故“墨子与孔子异，其学出于夏礼。”对此，学术界便有学者得出结论：墨学源于夏文化。
亦因于此，也有学者更言墨学源于夏之《连山易》。墨学源于夏文化又何以与《连山》相关？其因在于《周礼·春官》有“太仆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之说，汉郑玄又为之注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而墨学源于夏文化，此必与《连山》有关。笔者以为，以上所论，其言均失之偏颇。
首先，墨学源于夏文化似嫌证据不足。细核《庄子》《淮南子》等论墨之语，其所言墨学出自夏礼者多以《墨子》之说为据，其外别无旁证。即《墨子》言其学说与夏禹有关，《庄子》《淮南子》则言墨学出于夏礼。然《墨子》所言夏禹之事者，据笔者查核《墨子》书，多出于《尚书》。《尚书》中有《夏书》《商书》《周书》，《墨子》中亦多言“《夏书》曰”，“《商书》曰”，“《周书》曰”之句。此《夏书》《商书》《周书》均为《尚书》。《尚书》者上古之书也。然此上古之书并非上古之人著，盖为后世追记整理而成，且多为传说。不仅《夏书》是如此，就连《周书》亦有如此者。《周书》之《洪范》历来就被认为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可以肯定，《尚书》之《夏书》不可能是夏代之实录，而只能是后人根据传说整理而成之。史志就有孔子整理六艺之说，而《书》乃六艺之一，孔子断远取近。
因而，可以说，迄今为止，关于夏代之历史状况只能是人们想象中的图景，我们还看不到成书于夏代之历史典籍。因此，仅以《墨子》之语为据得出墨学源于夏文化之结论，其可靠性不能不令人怀疑。事实上，《尚书》之《夏书》所记夏禹之事远不及《墨子》所言之丰富。可以肯定的说，《墨子》所言夏禹之事当为《墨子》之推衍。查《尚书》之《夏书》，在剥除孔安国之伪篇之后，唯《皋陶漠》及《禹贡》两篇言及夏禹之事。《皋陶漠》记录舜与夏禹、皋陶的对话，其中仅两段文字可观夏禹之事，其一是夏禹说：“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懋迁有无化居，丞民乃粒，万邦作乂。”其二是夏禹说：“予娶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唯荒度士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川十有二师，外薄四海，成建五长，各迪有功。苗顽弗即工，帝其念哉。”而《禹贡》篇与其说是歌颂夏禹导水之功，不如说是古代地理史志更为恰当。可以看出，《墨子》所言夏禹之事迹不见于《尚书》。唯尚贤思想《墨子》与《尚书》同。然尚贤并非夏禹之特征，儒家所崇尚之尧舜亦有尚贤之传统。以此而言，言墨学源于夏文化似嫌证据不足。其次，言墨学源于夏之《连山易》，同样没有可靠的根据。《周礼·春官》言太仆掌《连山》《归藏》《周易》之法，郑玄却将《连山》归之于夏，即“夏曰《连山》”。然夏代是否确有《连山》，史志尚无确证。据史料所及，有关《连山》之述仅《周礼·春官》及郑玄《易赞》《易论》言及，除此而外，周秦及西汉学者从未言及《连山》之书和引述《连山》之语。甚至就连后人追记箕子讲述“洪范九畴”的《尚书·洪范》也只字未提《连山》。正因于此，孔颖达指出：“郑玄虽有此释文，更无所据之文，先儒因此遂为文质之义，皆烦而无用，今向不取。”以此而言，《连山》有无尚难确定，何言墨学源于《连山》之《易》！
事实上，据《墨子》看，《墨子》的思想并非纯尚夏禹，尧、舜、禹、汤、文、武等先王圣哲均为《墨子》之崇尚对象。诸如《墨子·法仪》言：“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墨子·尚贤上》言：“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墨子·尚贤下》言：“推而上之以，是故昔者尧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汤有小臣，武王有闳夭，……而天下和。”《墨子·节葬下》言：“上稽之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墨子·天志上》言：“故昔者三代圣王，禹汤文武。”《墨子·天志中》言：“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如此等等。而且，《墨子》除言其学“于禹求焉”外，更多言其学“于文王取法焉”，“于汤取法焉”，“于文、武取法焉”之语。可以说，墨学与“祖述尧舜，彰显文武”的儒家一脉相承。
有鉴于此，与其说墨学源于夏禹，不如说墨学源于尧舜禹汤文武更为全面。有道是《淮南子·主术》所言极是：“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义从风。”所以，司马谈言“墨者，亦尚尧舜道”。归上所言，可以说，墨学源于夏文化之说是不能成立的。然而，墨学之思想渊源当如何介说？笔者以为：其一，墨家学说与儒家文化有关。在先秦，墨学虽然与儒学并称“显学”，诚如《吕氏春秋·有度》所言：“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当染》亦言：“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故《韩非子·显学》言：“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然据史料所及，墨学当出于儒学。《吕氏春秋·当染》言：“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孔子，桓公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故《淮南子·要略》虽言墨学“背周道而用夏政”，但却认定“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述”。可以看出，墨翟学于孔丘，墨学出于儒学。据史籍记载，墨子在孔子后，墨学无疑当受儒学之影响。《汉书·艺文志》言：“名翟，为宋大夫，在孔子后”。《张衡传》亦言：“公输班与墨翟当子思时，出孔子后”。唯《史记》言：“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可以肯定，墨子之时代不可能早于孔子。
从《墨子》看，墨翟对儒家经典非常熟悉，并多言孔子。儒家学说之忠、孝、仁、爱等思想观念均在《墨子》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和体现。如言：“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其思想、语言、文句多与儒家相通。儒家讲“仁者，爱人”，墨学讲“兼爱”。何谓“兼爱”？《墨子·兼爱下》言：“兼者仁矣义矣。”可见，兼爱即是仁爱。儒家有“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墨学讲“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不仅意义相同，文句也相似。
当然，墨学在诸多方面有与儒家相违之处，诸如儒学重礼，墨学重利；儒学讲天命，墨学讲非命，如此等等。这说明墨学在其学术思想上对儒学有巨大的超越性和创造性。《韩非子·显学》说的好：“孔子墨子俱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正因为如此，墨翟并不敌毁孔子。《墨子·公孟》言：“程子曰：‘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真可谓孔子唱之于前，墨子称之于后。而儒学之创始人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率先引《易》论理，并有解《易》言论“十九”则，其易学思想必对墨学产生影响。
其二，墨家学说与鲁文化有关。春秋中晚期，鲁是一个文化相对发达的诸侯国。《左传·昭公二年》言：“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可以说，在诸侯林立的春秋中晚期，《易》首先在鲁国问世。如所周知，春秋以前，《易》为周室太仆主掌，其筮卜之辞盖为周代筮官所为，随着周室衰落，筮官携《易》流亡诸侯者在所难免，于是鲁国便有了最早的《易象》书，《易》开始了在民间的流传。
而墨学之创始人墨翟则出生于鲁，必受鲁《易象》之影响。《吕氏春秋》之《当染》《慎大》高诱注云：“墨翟为鲁人”。《爱类》更有“公输班为高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之记载。《墨子》之《贵义》《鲁问》《备梯》等篇亦可看到墨翟为鲁人之痕迹。诸如《贵义》所言：“子墨子自鲁即齐，过故人，谓子墨子曰：‘今天下莫为义，子独自苦而为义，子不若已。’”可见，墨翟为鲁人有史为证，而鲁乃《易》之故乡。如上所言，鲁国有比较早的《易象》，而《易象》就是最早的《周易》古本。孔子“晚而喜《易》”，“韦编三绝”就是整理《易象》。可以肯定，鲁国的易学氛围与孔子居鲁的治《易》之事，必对墨翟有其影响。因而，墨家学说与《易》有关，儒家文化之易学精神与鲁文化之易学氛围是墨家学说产生和形成的重要土壤。
二、墨家学说之思想内涵与《易》
墨家学说之思想内涵，历来有多种说法。《庄子·天下》言：“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述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荀子·非十二子》言：“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慢差等，曾不足以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研也。”《吕氏春秋·不二》言：“听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子贵廉。”《韩非子·显学》言：“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言：“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垂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又言：“墨家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粮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汉书·艺文志》言：“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