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未都
北京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馆长马未都，1955年生于北京，现任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馆长，着名文物专家、收藏家、鉴定家。早年从事文学创作及编辑工作，并收集中国古代器物，至20世纪90年代初，他的收藏已初具规模，陶瓷、古家具、玉器文玩等藏品逾千件。目前除了参与国家有关部门的文物鉴定工作外，他主要致力于文物普及与推广，有关文物研究作品百余篇见诸于各大报纸与杂志。他的代表作有《马说陶瓷》、精彩声音价值的公开化、价值的明确化是导致全社会收藏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力。
文化最重要的是给世界、给我们、给社会的一种内涵，字典上面的定义好像是精神与物质的一个总和。
在艺术上进行投入是需要巨额财富，而且需要热情。
我们知道将来文化是一个巨大的产业，西方博物馆从上世纪80年代起到现在用了20年的时间，欧美的博物馆都处于一个转型的阶段。
文化作为消费，他给你带来的东西是你终生的好处，一、文物热与《文物法》
我们可以稍微回顾一下中国古代文物的经营过程。我们知道近十年，尤其是近五年，中国文物的收藏一天比一天热，我们能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有个地方非常偏，我不知道你们谁有时间去过——潘家园，这个地方人的数量的急剧增多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现在在北京，每个周末这么大规模地聚集人的地方可能只有潘家园。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文中说“一个周六的早晨，天还没有亮，有两个地方万头攒动，一个是天安门广场，都在举头看升国旗；另一个是潘家园市场，大家都在低头寻国宝。”所有人都在做同一种发财的梦，我总觉得这样的事情是中国文化的一种魅力。我们过去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远离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更多接受的是西方的文化，而我们又不能彻头彻尾地接受，所以一到我们的生活稍微好一点的时候，依然依恋我们自己的这种文化。我觉得潘家园市场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我参加过若干次《文物保护法修改草案》的讨论会。我觉得《文物法》的修订也是在不停的完善。我们已经觉得这个法律的修订要比我们预想得好得多了，虽然我们在讨论会上经常针锋相对，讨论得很不愉快，但是我觉得已经比我们想象的好得多了。首先国家在法律上明确了，私人收藏这一块儿。原来是不承认的，规定就叫“流散文物”，我当时就激烈地反对。首先法律上不能出现歧视性的词汇和歧视性的条款。“流散文物”是一个歧视性的词汇，最终将成为一个歧视性的条款。我们都知道，中国词汇中加“流”字的没有好词，比如说“流氓”、“流莺”、“流寇”、“盲流”，反正这些都不是好词。“流散”不是一个好词。“流散”是站在你国家的立场上，认为不在国家手里的东西统称为“流散”，我说这不对。法律是公平的，不论是对国家还是个人都是公平的。如果站在我们的角度上，我不认为它是“流散”的。这次定稿的时候改过来了，叫“民间收藏文物”。
我们首先谈法律问题，是因为我们首先建立一种正确的观念比较好。比如我一开始就提出来，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法》，把“保护”两个字取消，因为这部法律是我们比较早的法律之一，当时的任务就是保护，没有开发和利用问题，我们今天谈的就是开发和利用问题，不仅仅是保护问题。那么，后来到最后也没有通过。原因是在于一部法律，条文可以修订，名字是不可以修订的。名字如果修订，就叫改变法律，就要重新制定一部法律，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法》就不能算“修订”，而是“重新制定”，那个法律程序就更严，所以现在可能还是叫做《文物保护法》。
我们的“文物”概念是比较狭隘的，是指很具体的一件东西。而西方的“文物”概念很大，很大程度上把无形的东西也保护起来，这一点日本做得非常好。我昨天晚上大约两点钟还在看电视，电视里就在谈骆玉笙，大家知道骆玉笙刚去世，所有的曲艺界的人都在说，以一种非常沉痛的心情说我们现在的曲艺没有人看，若不改良就不能生存。我觉得曲艺的改良是条死亡的必由之路、必经之路，它就是不能改良，所有古代的无形的东西就是不能改良。不能改良大家都明白，你说故宫的那个角楼不能住人了，我们必须把它重新拆了，改完了能住人，这是肯定不行的，大家都知道不行。文物的这一块，无形的这一块，戏剧、音乐，我们不停地在改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京剧和两百年前徽班进京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就是因为有人不停地改。
可到日本去看那个歌舞伎的表演，跟一千年前是一样的，法律不允许任何人给它改良。我们是允许任何人在这个基础上创造一种新的流派，而自称为各种派别，这是对文物一个极大的伤害。实际上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我们这种无形的，比如京剧啊，这些东西没有任何人有权力把它改良，因为改良以后就会一代一代把改良的东西传下去，而原始的东西我们已经感受不到了。你看到的日本的歌舞伎表演，它其实特别古老，你实际上是感受一种气氛，不想知道得更多，你也不可能知道得更多。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无形的东西中，我们的保护的意识是“没有”的！不是说不够，是“没有”这个意识，没有认识到无形的东西怎么去保护。比如说《文物法》中的规定，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比如这个“无形的文物”，有人听不懂什么叫无形的文物，法律中规定脊椎动物的化石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很多无脊椎动物呢？生物中的很多东西不是按照有脊椎、无脊椎来论定的。比如最典型的，一个恐龙的脚印，它算什么？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物，但是它这个空间是无形的，你没法儿去保护，你说我把这个恐龙的脚印整个地挖下来，运走，你说我是犯法吗？严格意义上来讲，你肯定是犯法的。但是法律又没有明确规定这个恐龙的脚印是受到保护的。我们对于文物概念的理解可以更加扩大化一点。
二、中国历代收藏热
1.北宋的收藏热
中国有史以来大范围的、全国性质的收藏热大致有四次。第一次是北宋时期。当时北宋的国土是比较小的，南宋就更小，因为辽国的建国比北宋早。我们说辽国侵占宋国，这是站在汉族的立场上，其实不是。辽国建国早，怎么是侵占呢？辽国占了很多北方的国土，宋国人呢，是很贪图安逸的。我们仔细回顾一下中国历史就知道，在漫长的封建史中，少数民族统治的时间与汉族统治的时间相比只长不短。汉族是一个动脑子的民族，动体力是不行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农耕民族，我们的生活状态和战争状态是两个状态；而游牧民族的战争状态和生活状态是一个状态。我们骑马骑不过人家，骑一会儿屁股就疼得不得了；人家就是骑上一辈子一点事情都没有。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漫长的封建社会，游牧民族一定是在武力上占上风的，但是他们就输在文化上。他动不过这个脑筋，他们看不了这个方块字，看起来很诡秘，说起话来都是模里模糊的，弄不清楚。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北宋极为注重文化。对于唐朝文化的热烈，它已经非常反感了，它崇尚儒家文化，讲究文人治国，所以对文化非常重视。北宋的第一个收藏热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收藏热是有标志的。第一个标志是有大量专着同时问世。我们现在读到的最早的这类专着都是北宋时期定下来的。第二个标志是仿古作赝成风。例如我们“文革”时期没有任何一个人作赝，俗话说叫造假。为什么？真的都没人要，假的谁造啊？没人造。北宋时候，能够见到很多青铜和玉器，很多老的辨识都是北宋时就造的假，这个是它的一个标志。这两个标志是非常重要的标志，而且每一次都是大规模的。
2.明朝的收藏热
元代就不用提了。元代胡人特别能打仗，把欧洲都快给占光了。打完不建设，完了就走。明朝的时候，中国的社会是比较动荡的。汉族人统治明朝的时候非常累。我们的书上都不大表明北元地区。当时草原地区还都不在汉族人手里，汉族人没有统一中国，这个简单地看一看历史就知道。就是说汉族一统治中国版图就小，少数民族一统治中国版图就大。在历史上汉族是打不过游牧民族的，在我印象中历史上汉族就从没彻底统一过中国，统一中国的一定是少数民族，大概是这样。明朝的时候，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收藏热。在文人的比较狭小的圈子里，倒是形成了一种文人的乐趣。尤其是晚明，嘉靖万历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当时对政权失去了信心，那一百年——嘉靖万历，中间夹着一个隆庆，近一个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文人，对于政府失去信心，追求生活中的，用现代的话来说是，糜烂——其实是追求生活中的高品质。这时候在文人中形成了具有相当市场的收藏热，这个收藏热没有以后的规模大，它没有广泛涉及到民间。这个时候也有相当一部分着作问世，《长物志》等都是那个时候写的。
3.清朝的收藏热
乾隆时期大家都很清楚了，由于统计的结果不一样，根据我看到的统计，乾隆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约60%，最低也有30%。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了世界的30%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了。乾隆时期的史书记载：“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非常形象的。由于乾隆皇帝的好古，导致了全国规模的收藏热。当时有大量的着作问世，作赝成风，各种特征都出现了。
4.近期的收藏热
那么，再下一次是什么时候呢？乾隆过去以后，经济开始衰退，收藏也就开始衰退。下一次比较小规模的出现是同光中兴的时候。同治、光绪，等于是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资本主义的因素开始有些萌芽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受到外来的一些影响，大量买办进入中国。外国人进入中国，外国人喜欢中国文化，这使得新一轮的收藏热在文人和官僚这个圈子里兴起，可惜随着抗日战争爆发逐渐萎缩了。1995年以后，全国开始了比较大规模的、速度非常快地蔓延全国的收藏热。前提其实都特别简单，文化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还是经济，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经营问题。首先国家允许了拍卖行的出现。1995年下半年，国家批准了拍卖行可以出现。嘉德是第一个出现的，其次就是翰海。两个拍卖行把中国的文物收藏迅速推向了一个价值公开化的高峰，价格大家都看得见。一个瓷瓶子值500万，所有人都想我们家要是有这么一个瓶子就好了。价值的公开化、价值的明确化是导致全社会收藏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力。
三、文物与艺术品的经营理念中国人耻于谈钱，比如很多收藏人，比如我自己，别人在跟我谈钱的时候，我就害臊，谈这个不太好，咱不谈钱，谈事儿。实际上，每个人心中都在暗喜。我第一次心中暗暗高兴并不是我在搞收藏的时候，我那个高兴跟钱无关。我一九八几年买东西的时候高兴就是因为有这件东西，每次花钱都痛苦得不得了，就那点钱全花出去了，别人拿出一个罐子，有什么用！每个人看见你都很奇怪，说你买这个干嘛。我那时候的乐趣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跟别人聊，人家也不听。我说这个多有意思，人家说这有什么意思，一点也不比电视有意思。现在很多人的“意思”来源于东西的升值。我第一次把东西卖掉的时候印象非常非常深。我从小所受的教育是文人都是耻于谈钱的，我第一次是卖了7件古董，这些在我的收藏中是要淘汰的。7件东西我卖掉的价钱是230块，印象非常深，因为我买的时候就是这个价钱。我的一个朋友确实非常喜欢，而在我这里是重复的，没有什么意义了，就原价让给他了，那时候心里还非常忐忑不安呢！感觉非常不好，你把东西买了，怎么又把东西变成钱了呢？我觉得对我来说只有把钱变成东西是我最大的乐趣。在把东西重新变成钱以后，我在很漫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非常痛苦的。我首先觉得这个事儿得偷偷摸摸，不能太公开化，心里还得告诉自己，这事儿我没赚钱，心里找到一个平衡点。但它不是一个生存的道理，如果我们想以此生存的话，经营是最重要的。
前些日子在社科院开“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经营研讨会”。这个研讨会还是福特基金会赞助的。我一开始老是想，你们能不能不谈经营，就谈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这个时候你们保护的目的是什么？你不就是要经营嘛，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道理。我们今天能够把所有古代的文化完整有效地保护下来，就是要开发利用。要让我们自己，要让后人知道这份遗产有多重要。我们要利用它，利用它就是要经营。
我自己做的这家博物馆是全国第一家私立的博物馆，尽管远点吧，我也希望大家往东边去的时候都去看一看。从我自己的角度讲，我确实是怀着一种对文化崇敬的心情。我在创办这个博物馆时，更多的考虑是怎么把它留给社会。把文物聚集起来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要散掉却是很容易的。我们要讲究社会的综合效益。我们知道创造的财富是很难被全部消耗的，能对社会起到一点作用就很不错了。我们希望能把它作为一份遗产留给后人。把遗产完整地、有效益地留给社会，这是我们的目的。
前几天有一个日本大企业家与我一起吃饭，他的痛苦是别人难以想像的——他的巨额遗产后代里面没有人愿意继承。他的儿子是学医的，他对父亲说：“你所有的财产你自己处理，我不会享受一分钱。”他的痛苦就是儿子不愿意继承他的财产。我听后非常震惊，也很受启发。我的孩子现在在英国读中学，上次回来后我就与他很郑重地谈了一次话。我对他说：“我所有的收藏都留给社会，不作他想，你在这一点上就不要抱有任何幻想了，我是不会留给你。如果你事业有成，在你需要开创事业的时候，如果我还有能力的话，我是会帮助你的。但我不会留遗产给你的。你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在这一点上不知你能否想通？”当他走时，我问他想通了吗？他说已想通一半了。我为何与他谈这番话？我有一个朋友买了辆新车，带我儿子去兜风，然后告诉我儿子说这辆丰田还不抵我的一个小盘子。我儿子回来以后不敢问我，但有一次他与他妈逛秀水街的时候，看到了许多漂亮的车，他就问他妈说：“我爸是不是有那样的一个小盘子？”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他已知道什么东西可以交换了，我想，要是这盘子到他手里他就会拿去换车了。这无论对于我还是他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他将丧失很多能力与乐趣，而只能得到一种短暂的乐趣，这种乐趣对他的危害将会是致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