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上讲，德国也是独具特色的。西德合并东德之后，其自身的面积扩大了将近30％。前东德的领土几乎相当于统一后的德国的三分之一。现在，德国的面积与美国的蒙大拿州大致相仿，在幅员上属欧洲第六大国。自从1990年统一后，德国在使东部与西部实现一体化方面遇到了许多困难，因为当时人们对于统一的代价估计过低，而且德国近些年来失业率一直很高，达到10％甚至更高，尤其是在东部地区。这导致了东、西部之间的紧张。要使更多的差异性融人到新的国家当中，这自然会带来复杂因素，这一点很像在交响乐团中增加乐器会带来的结果一样。
德国的各个地区也相当不同。例如阳光灿烂的巴伐利亚州看上去似乎与寒冷的北方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度，不论是在气温上还是在文化上。法兰克福这个德国财政之都看上去更像一座美国城市而不是德国城市。除此之外德国还有许多其它大城市，而且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但不论如何，这种差异性已经在以多种方式趋于淡化，例如人们现在都喜欢居住在小村镇，这些小村镇环绕在大多数居民居住的大中城市周围。但是不应否认，正如交响乐团大多数乐器会增加演奏的复杂性一样，诸多形式的差异（种族、地理环境等等）也会对德国社会产生同样效果。恰恰出于对这种复杂性进行掌控的需要，交响乐也就自然而然地带有其它特性。
音乐演奏家的位置
当一个交响乐团面对观众而坐时，舞台上往往拥挤不堪。为了解决舞台上演奏家众多、不好演奏的问题，乐团指挥把演奏家们的位置分成四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即弦乐部分、木管乐部分、铜管乐部分和打击乐部分。位置的这种空间划分有助于最好地发挥乐器的音响效果，而且演奏家本身在各个乐部内的位置也是根据其水平和责任而安排的（如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等等）。
这种拥挤的感觉也反映在德国的社会当中。德国的面积只有西欧最大国家法国的66％，而且仅仅相当于美国的4％。更重要的是，德国是世界上第29个人口最稠密的国家：每平方公里平均有229个居民，而美国则只有29个。因此，无论是从交响乐的角度还是从人口拥挤的客观条件的角度看，都很容易理解德国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特点，这就是重视隐私和尊重他人。公寓套房中的住户往往习惯于给喜好喧闹的邻居留下一张彬彬有礼但却不留姓名的便条，要求他们降低自己的声响。而且，就像乐团中的演奏家各有各的相对独立的位置一样，德国人的住宅也起着把每个个人同外部世界分割开来的作用。一年到头，尤其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德国人对自己住宅的隐私和安全都极为注意保护。在基督教的德国（大约一半人信奉天主教，另一半信奉新教），圣诞节仍然是被人们十分恭顺地遵守的宗教节日，是一段十分令人惬意的时光。
住宅是忙碌、紧张工作之后的避风港，也是个人地位更为稳定和不受威胁的地方。它是一座城堡，也是躲避外部世界的避难所。住宅受到诸多屏障的保护，得以不受外人的侵犯，这些屏障包括树篱、栅栏、墙壁、坚实的大门、百叶窗、窗帘等等，它们使外人．无法偷窥与偷听（霍尔和霍尔，1990年）。德国住宅的前院尽管收拾得很漂亮，但很少使用。各种室外活动，如晒太阳、探访亲友等，通常只在后院进行，这样可以远离街面和他人的窥视。对于德国人而言，住宅是最重要的领地，与某人的家庭共住到一起，通常被视为一种值得珍视的事情。同样令人十分惊异的是，有些德国人到北海海滨度假时，往往会在自己所在的那块沙滩上沿着自己的脑后和两侧堆起一座四英尺高的沙墙，以便划定一块自己的空间（或沙屋），尽管他们占据它的时间不过只有数小时。
与住宅一样，门也是“个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一道保护屏障”（霍尔和霍尔，1990年，第40页）。德国人习惯于把门关得严严的。德国的门通常很厚实、很坚固，门的五金件很重、密封性很好，可以说是纹丝合缝。因此，房门关上之后，使房间的整体性得到保护，并且在人与人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使可能的干扰和打搅减少到最低限度。
与此相关连的另一个问题，是与他人面对面交谈时人们之间保持的心理距离问题。与法国、意大利、泰国等国家相比，德国人在他们个人之间保持着更大的空间距离。这种距离感恐怕是一种保护性屏障和心理象征，其所起的作用与住宅的作用相类似。除了身体距离之外，许多德国人还具有独特的听觉距离感。德国的法律事实上就禁止人们在一周的某几天及某个时间段内在公共场所制造大的噪声。在城镇里，如果有哪些家长允许自己的孩子在中午或傍晚的时候在街区的游戏场大声吵闹、玩耍，附近的一些居民就会纷纷从家里跑出来表示抗议。由于德国尤其是德国西部人口密度很大，十分拥挤，因此德国人对于身体距离和听觉距离的特有敏感度可能恰恰是这种现实的一种反映。
德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划分是十分清晰的，这一点也体现在德国人大多拘泥形式的偏好上。在德国家庭内部，各家庭成员都遵守既定的正式行为准则，借以保持相互间的距离和隐私。（霍尔和霍尔，1990）。拘泥形式的这种取向在德国人成年后就带到与朋友和同事的关系当中。德国人在介绍自己的时候通常先说姓，后说名。德语中正式代词和非正式代词表示的是不同的关系性质。以“du”（你）和名字（省去姓）相称，表示亲近，只限于在朋友和家庭内使用。在德国，亲密的朋友与一般的熟人之间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在工作或学习当中被美国人称之为朋友的那些人，在极为保守的德国人那里只被称作同事或同学。对人际关系的这种明确划分可能与德国人一生当中逐步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有关。大部分德国人在自己的早年生活当中都会交上两三个亲密朋友，而且这种朋友关系往往会保持终生。德国人通常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把某个人确定为自己的朋友，而这种关系一旦确定，他或她就会给作为自己朋友的人以十分特殊的待遇。
也许下面这个例子有点极端，但它有助于说明德国人的上述观念。有一位爱尔兰教授和一位德国教授在布鲁塞尔的某个国际机构共同工作了整整三年。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同，但他们相互间的关系仍然没有个人感情色彩。在德国，教授的正式称呼通常是父姓加“尊敬的教授博士”，而在爱尔兰，教授只被称之为“教授”，有时甚至被直呼其名。一天晚上，两人喝完啤酒后，那位德国教授对爱尔兰教授说道：现在，咱们相互之间可以更加不拘礼节、更加友好地彼此相处了，从此以后你只以“博士”称呼我就行，这样你会感到轻松自在。这番话简直让爱尔兰教授忍俊不禁。
德国人对人际关系划分的重视也体现在他们对于熟人和陌生人所给予的彬彬有礼的程度上。德国人通常小心翼翼地不去表现出（哪怕是偶然地表现出）亲近的迹象，也十分注意地不去鼓励别人表现出这种迹象。他们对手势与微笑都加以节制。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在与他人交谈时却与对方保持眼睛的接触，以便表明他们在专心听对方讲话。可有的时候，德国人却可能显得坚硬、冷淡和一脸严峻。但不论如何，这种含蓄、内敛的天性不应被错误地解释为缺少友好情感。
与交响乐团的位置划分十分相像的这些人际关系因素，也扩展到德国的商务活动当中。尽管德国人十分重视行动的迅捷，但是由于德国生活当中和商务上存在的沟通不畅，在诸如交货等方面的延误现象还是会发生的。而且，也可能会发生这样的现象：一个销售人员做了一个订单，但是在没有要求自己的一位同事继续盯住此事的情况下就离开公司，外出度假了（霍尔和霍尔，1990年）。同样，由于海运处的问题，德国所做某项交易的货物可能未被运送到零售商或消费者手中。
典型的德国商业组织通常比美国的相关组织有着更为细致独立的划分，这很可能是因为德国人更注重尊重等级制结构中的地位与权力。一家保险公司的老板在法兰克福建造的一座大楼形象地体现了德国的等级制理念。按每平方米计算，这座大楼的每一层只容纳了为数不多的人，老板本人占据了最高层，而在他周围只有极少的关键性工作人员。整个建筑犹如一条画成45度角的线，并且被称之为“成功之梯”。
最近几年，德国的商业组织十分重视使用跨职能小组。在德国，信息从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的流动至今仍然不像在美国那样流畅，我们可以想像，这可能是德国高度重视个人隐私所致。而其结果，就是人们很难就商业问题做出迅速决定，各种决策不可避免地是在未能充分利用从迅速变化的市场上收集到的现有信息的情况下做出的。
德国经理办公室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像在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这类办公室的面积及其相关因素是等级、地位的关键标志。但是在德国，其独特的地方在于，经理们通常会把自己的办公室看做是他或她自己人格的延伸，是与自己的人格不可分割的（霍尔和霍尔，1990年）。正因如此，他们办公室的大门通常是关闭得严严实实的，来访者在没有得到准许的情况下一般是不应把门推开的。
另外，一旦进入办公室，到访者一定要注意别把椅子移动到距离经理过近的地方，因为这会破坏德国人所习惯的身体距离的规则。德国的一名经理对于下述经历曾经感到十分恼火：有一位美国推销员经常到他那里拜访，而且每次一进他的办公室，这位推销员总是要把为来访者准备的椅子移到这位经理的办公桌近旁，有意缩短身体的空间距离，以图建立一种亲近感，更好地推销自己的产品。为了避免此种情景的再度发生，这位经理采取了一项极端措施，把为来客准备的椅子用螺栓固定在了地板上，从而使任何来访者都无法移动椅子。
霍夫斯泰德的研究证实，与许多其他民族相比，德国人通常不愿意冒险，而且对陌生的环境或与新来的人相处时也会感到很不自在（霍夫斯泰德，1991年）。正如交响乐团的位置往往要精心设计一样，德国人对于各种项目进行深入分析的偏好使他们惯于对其风险度进行准确的思考。这种不愿冒险的心理可能恰恰是德国经理们在分析商业机会时需要的时间极长、难以迅速决策的原因。
乐队指挥与领袖人物
正如乐团指挥在指导乐团演奏那独一无二的雄壮乐曲时所发挥的全面指挥的作用一样，德国的领袖人物们也为这个往往是四分五裂的国家提供了指引和领导。除了阿道夫·希特勒这一突出的例外之外，从历史上看，德国人并不喜欢那种力图以不可置疑的权威姿态统领他们去建立某种世界新秩序的超人领袖（霍尔和霍尔，1990年）。实际上，德国人更喜欢那种他们想像当中的足够成熟、足够强大、能够通过等级制度把责任与决策交给有能力的下属去完成的领袖人物。
1740年至1780年在普鲁士进行统治并为建立统一的德国发挥了主要作用的腓特烈大帝集中体现了德国传统统治者的形象，而这一形象的现代化身则是二战后在德国长期担任总理职务并成为推动欧盟建设进程的领导人物之一阿登纳。腓特烈大帝经历了普鲁士严厉的军事教育，却成为一名深谙哲学的国王，并且以其在艺术、音乐、文学方面的造诣而闻名于世。他写作诗歌和博学的文章，演奏长笛，谱写小协奏曲和奏鸣曲，甚至同伏尔泰保持着定期的通信往来。时至今日，这种领袖人物的完美典范仍在德国社会被广为效仿。例如，德国公司经理的形象通常要比美国经理更加完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有助于对科学、文学、哲学进行认真研究的读书俱乐部的成员，德国工业企业75％的首席执行官都有博士学位。很明显，腓特烈大帝所提供的想像中的领袖形象带来了诸多改革，使先前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欧洲大国。
与此相类似，人们希望公司的领导人也能接近达到这种想像之中的、但是成熟的领导形象，并因此而能够提供本单位成员所希望的领导。德国的首席执行官一般都会让前来见他的外国营销经理去见公司中负责这方面决策的相应人员。德国的经理们通常对于他们的下属抱有很大的期待，并且通过推动他们参与工作而对其进行检验。艾德勒把德国描绘成一部“运转良好的机器”，各等级之间权力距离较小，有效地避免了不确定性（艾德勒，1997年）。德国的商务由于任务确定明确而减少了不确定性。与各等级之间权力距离巨大的那些国家相反，德国人希望他们的经理能够通过等级制度把责任和决策交给他们有能力的下属。
当然，这种领导风格也存在某些弊端。马丁·甘农曾在德国参加了一系列有关戴姆勒一克莱斯勒公司合并的情况介绍会。德国和美国这两家公司之间的某些差异，即便是在1997年实现合并之后，也是值得关注的。戴姆勒当时只有四层组织结构，这与其注重缩小权力距离和授权下级承担责任的做法是相吻合的。但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克莱斯勒却有着九层组织结构。不论如何，对于戴姆勒的经理们而言，采取行动要困难得多，因为他们的下属要求拥有参与决策的权利，有时甚至要求拥有否定决策的权利。戴姆勒的等级制度也僵硬得多，它的中层经理甚至不敢越过组织级层办理事务，因为中层经理要想受到赏识，就必须遵守组织上的等级制。然而美国的中层经理在向更上一级的经理们直接提供其建议和想法方面却没有任何困难，甚至在80年代和90年代为本公司取得非凡成就作出主要贡献的克莱斯勒首席执行官罗伯特·伊顿也可以很容易接触到，而且不必担心由此产生什么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