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人考察之后，海伦得出结论，中华民族之所以积贫积弱，备受外侮，除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外，还因为中国的民族工业过于薄弱。鉴于此，她与丈夫以及好友路易“艾黎等人一起，以无比的热情，长期不懈地致力于中国的“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建设，组织难民生产自救，以图帮助中国振兴民族工业，实现富民强国的梦想。为此，她不遗余力地促成中国工合委员会的成立，并出任该委员会副主席。除设法到美国、菲律宾等地为“工合”筹款外，还自掏腰包支持其发展。认清蒋介石政府的真实面目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质后，她的“工合”目的更加明确，“工合”热情尤趋髙涨：“我们的目的在于使中国农村很快地发生工业革命……帮助西北的共产党地区”；“使陕北的工业生产得以发展，以应真正的急需，赢得战争”。实践证明，“工合”以自己的特殊方式在那个特殊年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和中国革命的进程。毛泽东同志当年就充分肯定了海伦等人开创的“工合”运动，并具体评价说：“在帮助恢复我们后方的工业方面它们所做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工合在敌后战区最为需要，而且得到我们的军队、人民和政府的最热烈的欢迎。”
斯诺为寻求真理于1936年与马海德结伴西行，写出了轰动世界、彪炳文史的《西行漫记》。1937年4月，年轻的海伦置生死于度外，冲破国民党特务的重重阻挠，只身前往红区作了一次“朝圣般的旅行”，写下了着名的《续西行漫记》。可以认为，假若没有《续西行漫记》，《西行漫记》将是不完整的。这两部作品，既是描写中国共产党人丰功伟绩的“创世”史诗，也是20世纪国际报告文学领域的经典之作。海伦本人也不无自亲地说，当时，“多条抉择向我俩敞开着一然而，我俩都不惜一切代价，选择了一条艰难而危险的道路。”
在陕北，海伦实地采访了包括毛泽东、朱德等领袖人物在内的“红色”群体。耳濡目染，进一步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内在含义，盛赞中国共产党人的确有着崇高的目标和纯净的灵魂，她自己也在这圣洁的环境里与中国革命结下不解之缘。在《70年代西行漫记》里，她再次袒露了这种情怀“回顾过去，我看出，我把自己年富力强时期的大部分精力，都用于追査谎言和谣传一一进行了一次朝圣般的旅行，没有任何报酬，为的只是寻求真理。”西行的结果，使海伦获得了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的感觉”，同时也产生了深人探访毛泽东故乡的强烈欲念。
“故乡”寻根把梦圆
30年代在中国所从事的大量进步活动，尤其是她那一系列客观公正的报道和卷秩浩繁的介绍、支持中国革命的着作，使得回国后的海伦和斯诺一样遭遇了麦卡锡分子不公正的政治待遇，失去言论与出版自由达20年之久。她找不到工作，无法出国旅行，文章无处发表，着作不能出版。但她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始终一往情深，对中国问题的思索一天也不曾停止，重访新中国的愿望益发强烈。然而，特殊的政治气候使其访问毛泽东故乡的夙愿长期不能实现。
随着斯诺的传话、“乒乓外交”的启动以及尼克松总统的访华，中美关系的大门被打开。1972年底至1973年初，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协的邀请，海伦终于以《续西行漫记》作者的身份重访阔别32年之久的中国。在华的三个月中，她在毛泽东的故乡就访问了两个月。毛泽东闻讯后欣然致函：“祝你归途中一路顺风。”湖南之行，海伦采集到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拍摄了千余张彩色照片和幻灯片，回国后连续写成《重返中国》和《毛泽东的故乡》两本书。
《毛泽东的故乡》是作者继《续西行漫记》之后的又一力作，海伦称之为“毛泽东的地理传记”。作品以时空交错的新闻体游记形式，融绘景、写人、叙事、抒情、议论、回忆、对话于一体，调用多元叙述视角和多种文学手段，艺术地呈现了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的生平事迹与成长轨迹；以韶山为“活动缩影”，用火一样的激情展示了新中国的沧桑巨变，讴歌了新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及老一辈革命家的创业意志和历史功勋；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民主与法制建设、发展过程中的主流与支流以及毛泽东思想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富有深度的对比分析，并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公正评价。全书时空跨度大，现实追踪性强，感情奔放，文思俊俏，闪耀着迷人的真实与思辨的火花。该书于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由华中师大出版社隆重推出，被海伦本人誉之为具有远见卓识的文明之举，她自己从中体味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像杜甫一样的”崇高与自豪感。
海伦之所以钟情于毛泽东的故乡，是因为西北之行后，她深深感到毛泽东“这个人的生活经历是了解未来事件的重要指南”；而要了解这位主席及其领导下的新中国，“就必须站在毛泽东诞生的这个院落的地面上”。在海伦眼中，“毛泽东的一生，就像一幅宋代的万里山水’长卷。在他的一生中，人们可以透视到从2500年前的孔子，到原子弹装置的巨大变化。”
“故乡”寻根使海伦深深地意识到，毛泽东卓尔不凡的领袖品格得益于这块“红色大地”多方面的滋养一地灵物华的自然山水的哺育，湖湘本土传统的襦染，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根基的影响，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熏陶，超人的个体自律以及丰富的社会实践的磨砺等。因此，“毛泽东是这块红色大地的儿子”。她形象地指出：“每当毛泽东翻倒一桶冷水，浇在自己全身时，他是在锻炼扭转乾坤的本领。”正是上述主客观因索的复合作用，使毛泽东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了拉姆斯、克伦威尔、马克思和列宁的角色”。
在湖南期间，海伦先后游历了韶山、浏阳、长沙等地，努力追寻着毛泽东的足迹，这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某种“怀旧”，更重要地在于寻求解开这位“红色大地的儿子”稳步前进之谜的钥匙，并借此契机较为全面地考察新中国的未来走向。
所到之处，海伦十分关注农业生产、城乡企业、教育、妇女、计生、工会、环保等问题，为新中国23年来所取得的光辉成就欢欣鼓舞。她认为，在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指引下，中国人民“以真正的热情和欢乐，以无限骄傲的心情，在创造一个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完全崭新的社会。他们怀着创造新社会的全部热情，每天都在进行着试验，进行着创造”。
应当指出，在真诚礼赞新中国伟大建设成就的同时，海伦也没有回避现实中的矛盾。她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伴随物一一领袖崇拜、无处不引用主席语录、建造巨大的领袖塑像、佩戴毛泽东像章、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等时有微词，对中国的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表示了善意的忧虑，并于1973年就敏锐地觉察到一“文化大革命可能是错的”。她曾委婉地写到，在文家市，“当我们漫步到院子前面的入处时，我转过身来，看了看壁龛里那座毛泽东的白色雕像，那地方曾是拜孔的壁龛”。这种历史缝隙中的短暂窥视，显示了作者高超的历史穿透力、现实感悟力、卓越的政治远见以及智性的表达策略。
与广大的中国民众相比，海伦更早地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当她看到浏阳地区大片大片的树木被盲目砍掉时，十分痛惜由此引起的“水土大量流失”。她特别反对化肥、农药、煤烟等对土地和人类健康的损害，并不止一次地提醒我们：“我不知道有没有中国人，已经特别注意到土壤中的化肥和农药危及生命”；“种烟草，还有种茶叶，对土壤的玻坏，比其他任何农作物都要快得多”。她进而呼吁吸烟有害健康，而中国人花在吸烟上的钱，一星期就可建起一座横跨长江的大桥。
这种忧患与关切，不仅无损于新中国的形象，相反，却见证出一位记者、作家的勇敢、正直与善良，表达了这位伟大朋友缘自30年代的对于中国人民的拳拳赤子之心。难能可贵的是，在她看来，上述不足只是建设过程中一时难以避免的支流，它们有的已被解决，有些正在努力解决或终将被解决。因此，她以前瞻性战略眼光强调指出：“我们必须从大的方面观察中国，这样，就能淡化她的支流。从1921年到1949年，毛泽东和共产党使这个具有封闭思想的民族，第一次向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社会主义）开放。要使全民族协调一致，实现这样一个大变革，30年是不够的，甚至50年也是不够的。”
海伦明知在美国出版有关中国的着作难于上青天，但出于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除精心推出《续西行漫记》和《毛泽东的故乡》之外，长期以来笔耕不辍，相继撰写了《70年代西行漫记》、《阿里郎之耿》、《中国为民主奠基》、《中国共产党人》、《旅华岁月》、《延安采访录》、《根与枝》等40余部着述，而且大多是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
如果说，《续西行漫记》是海伦前半生写就的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的扛鼎之作，那么，毫无疑问，《毛泽东的故乡》则集中代表了她后半生思想成熟期的认知水平和创作实力。如前所述，《毛泽东的故乡》是海伦70年代初中国之行的思想结晶，从若干重要侧面向世人提供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真实而形象的记录，客观上达成了与《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的总体对接，实现了青年海伦“故乡”寻根和争做世界着名记者、知名作家的双重梦想，填补了域外作家有关毛泽东题材写作的又一项空白。海伦本人也因此成为第一个收到毛泽东亲笔信的外国女性，第一个访问艏山冲的美国记者，第一个涉足浏阳河的国际友人，第一个深度报道毛泽东故乡的外国作家，第一个荣获“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的西方友好人士。
注目未来架“桥梁”
海伦的名字早已因为前述缘由而与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她并不满足于过去，而是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的明天，并尽一切可能“架设通向未来的桥梁”。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海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