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想像中，中国古代的隐士，都像是素食主义者。至少，会装出一副清心寡欲、吸风饮露的样子。哪怕很明显是在作秀。
他们并非天生就爱过食无鱼、出无车的日子，但在现世中不可得，就愤愤然呼唤长铗归去兮，到山里面盖两间草房、种几块菜地。为了避免被别人认为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更要处处显示出自己为了崇高的理想，譬如自由，而放弃了鱼与车。常听到的一句口号：“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他们培植一小片竹林绝不是为了煮竹筒饭，或挖竹笋吃，纯粹为了审美的欣赏。可见他们的眼睛比嘴更馋，更挑剔。其实，如果既有肉吃，又有竹子看，肯定加倍地美妙。隐士们的牢骚会少些。但那样的隐士必定属于高级隐士。
高级隐士应该有遗产或积蓄可吃。或者说，腻味了山珍海味之后，才想尝尝农家菜，乃至粗粮之类。陶渊明就是这样一位。他“不为五斗米折腰”，挂冠而去，没准是嫌工资低呢。否则怎敢炒皇帝的鱿鱼？假若他还乡后囊空如洗、饥肠辘辘，哪有心思采菊东篱下？早拎起小铲子、挎上小背篓去后山挖野菜了。
我想，挖野菜充饥的，才算真正的隐士。尤其，当众人都向往舍鱼而取熊掌（像孟子那样），他能反其道而行之，舍鱼而取野菜——这才“酷”。有一股不食周粟的劲儿。
可惜，真正的隐士多少呀。翻遍二十四史，也难找出几位。尤其现代化之后，做隐士梦的人，都嫌隐于野太苦（那不等于“下放农村”嘛），宁愿隐于市或隐于朝算了。还总结出这样的理论：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其实，小隐最难做。要能吃苦的，还要能苦中作乐。尤其贵在坚持。更多的情况下，做小隐只是权宜之计，放长线钓大鱼，以退为进，最终的目的还是力争“长级”做中隐乃至大隐。
真正的隐士实无大、中、小之分，纯粹为归隐而归隐，哪怕天天啃窝窝头也愿意。他们的胃口很小的，正如其欲望，小到了“一箪食一瓢饮”足矣的地步。孔子的门生中，好像只有一个颜回能达到这种境界：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假隐士太多，真隐士确实成了茫茫尘世间的稀有动物，“稀有”得你会觉得它已绝迹了。鲁迅在他那个年代，已深有体会：“我们倘要看看隐君子风，实际上也只能看看（陶渊明）这样的隐士，真的‘隐君子’是没法看到的。古今著作，足以汗牛而充栋，但我们可能找出樵夫渔父的著作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登仕，是啖饭之道，归隐，也是啖饭之道。假使无法啖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肩出‘隐士’的招牌，挂在‘城市山林’里，这就正是所谓‘隐’，也就是啖饭之道。”
跟职业僧侣，职业乞丐、职业杀手一样，职业隐士也诞生了。再神圣的信仰，一旦职业化，尤其还当作铁饭碗来捧着的时候，就没多大意思了。在我看来，隐逸是最不应该成为职业的，可它在历史上偏偏被很多想混饭吃的人所利用。快成了一种反向的“科举”。隐士，最早学会了作秀，学会了炒作自己。姜太公，就是这样钓鱼的。赢得后人的纷纷效仿。
真正的隐君子，应该是对“隐”而上瘾的瘾君子。谷戒而不能。
竹林七贤，属于哪一类？我还不太敢肯定。不管怎么说，他们有酒喝的；下酒菜也绝非拍黄瓜、咸鸭蛋或水煮花生米。竹林，可能只是一道虚设的屏风。
我真想把中国古代的这些著名隐士们的菜单调出来看一看。这才是衡量他们是否够格的“秘密档案”。别光听他们哭穷、装清高、佯醉，又有几个，真的是在吃自家后园里种出的蔬菜与五谷？喝自己亲手酿造的土酒？
究竟是食草动物还是食肉动物，是隐于山林还是隐于酒肉，看一看他们每个人的食单，就全明白了。
袁枚堪称清朝的大隐士。他本是杭州人，乾隆四年进士，历任溧水、江宁等地知县，正当官运亨通之际，却于33岁退职，隐居在南京小仓山，私自修建了随园。他偏偏又是最讲究吃的。隐士的吃，在他身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他的胃口可比陶渊明好多了，光有菊花看是不够的，还必须顿顿有肉吃。据说一口气能吃掉一根金华火腿。他根本不吃米饭，纯粹以肉类为主食。这倒没什么奇怪的，既然有鲁智深一类酒肉和尚，也就活该有袁子才这样的酒肉隐士，油水很足，满面红光，把那些面黄肌瘦的聊斋书生们生生地给比下去。他的吃相分明在宣告：隐士是饿不死的；隐士并不全是食草动物。
袁枚优游林下，附庸风雅，写下了《随园诗话》觉得很不过瘾，又开始写《随园食单》，把平生品尝过的美味一一记录在册。《随园食单》，简直是隐士的满汉全席，既有山珍海味，又不乏家常小菜。甚至连一枚鸡蛋也不放过：在讲授怎样做蛋羹时，特意强调一定要用筷子搅动一千下，使蛋黄与蛋清水乳交融——像做化学实验一样严谨……把《随园食单》翻一遍，我边流口边感叹：在袁枚之前或之后，真不知还有哪位隐士，能有如此旺盛的食欲，和如此辉煌的口福？
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说大意如下的观点：美人可以养目，美文可以养心。或许还该给他加上一句：美食可以养胃，美酒可以养气——浩然之气也。
归隐后的袁枚，不仅纵情于诗酒，还以女色为生活的调味品。他大收女弟子，多讨姨太太，有一大堆姚黄魏紫相伴周围，其乐融融。我估计袁枚的女弟子或姨太太，大都炒得一手好菜，这恐怕比写得一手好诗还重要。袁枚在随园，不需要红袖添香，却需要红袖添菜——来完善这份传奇的食单。他挖空心思吃出新花样，吃出新感觉。
获得隐君子兼美食家的双重身份，是需要本钱的。这哪像隐士的生活？分明是地主嘛。如此的隐士，谁不愿意去做？
清朝专门出这样的富隐士。（穷隐士们估计都已饿死了，或实在顶不住，还俗了。）除了袁枚之外，还有个李渔。也是假模假式地弃世归隐，好像真准备断了俗念似的。南京有大名鼎鼎的芥子园，就即李渔的隐居之所。李渔在芥子园里，玩腻了琴棋书画，闲得无聊，自然想下厨炒几道菜，图个新鲜。他饱食终日之余撰写的奇书《闲情偶寄》，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谈论饮食与烹饪的。又有相当一部分菜目是老百姓吃不起的。
随园与芥子园，在我眼中，不像隐士的寒舍，更像大款的别墅（厨房肯定是精装修的）。类似的园林在苏州更多。古老的隐士，全跑到城里来跑马圈地，经营自己的人造山林。看来隐于市确实比隐于野好玩多了。
至于《随园食单》，或《闲情偶寄》，这样的书纷纷出笼，很明显作者是吃饱了撑的。绝不是在画饼充饥。
只有吃饱了撑的人，才会赞美西北风好喝。才会有闲情逸致，玩味烹调的奇妙。“忍将万字平戎策，换取邻家种树书”，说得多矫情呀。
古今的隐士，无非两种，一种是有闲又有钱的，一种是有闲却无钱的。闲是隐士必须具备的资质，然而闲不值钱。可见做隐士且要坚持下去，没有点本钱是不行的。那会活得很累、死得很惨的。相反，有钱人倒可以做隐士，越有钱越可以长期地做，乃至永久地做。大不了用钱来买闲呗，比偷闲要潇洒得多。隐居之于他们，不过是一种高档的生活方式。当然，还可以演变为一种以守为攻的出名的手段。袁枚、李渔之流，不就挺擅长以归隐来炒作自己嘛，直至形成品牌。这些“名牌”的隐士哟。这些明星一样活着的隐士哟。
冒牌的隐士，遮蔽了真正的隐士的光辉。
还是以清朝为例。有清二百余年间，真正的隐士只有一位，就是曹雪芹。他很典型是有闲却无钱的。或者说，他曾经有钱，后来却无钱了。家道破落，他不得已离群索居的，被动地成为门可罗雀的隐士。这样的隐士的表情，注定是愁苦的。
曹雪芹隐居于北京西山脚下的黄叶村，粗茶淡饭，度日如年。他是在苦熬啊。他体会到的是一种最残酷的“闲”。纯粹为了打发时间，或宣泄烦扰，他开始写一部自己都觉得无意义的书，《红楼梦》。他写作的伙食，与袁枚、李渔相比，绝对天壤之别。查不到曹雪芹的任何菜单，只知道他经常煮粥充饥。可在《红楼梦里》，许多细节，譬如大观园的大小宴会，都体现了作者本人对美食的所有回忆，以及全部幻想。甚至构成一种隐秘的激情。让后来的读者，很难相信，这些生动而华丽的描写，出自于一位饥寒交迫的作者之手。
当《红楼梦》终于被人读到时，写书的隐士，寂寞地死去了。带着他那清苦的胃，和寡淡的心。
然而，这部书却构成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桌筵席。
我对最朴素的稀粥刮目相看。因为它是曹雪芹写《红楼梦》时的“营养食品”。真正的隐士的吃，不过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