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着名的思想家，被视为“哲学家的哲学家”的维特根斯坦在其名着《逻辑哲学论》中有这么几句格言：
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世界的界限。
世界是我的世界，这一点显示于语言（惟有我懂得的语言）的界限，即意味我的世界的界限。
“客家言”无疑也是这样一个世界的界限，作为客家人的世界的界限。
守住了“客家言”，也就守住了这样一个世界。
“客家言”的意义（不仅仅是意义）也就在这个世界里。在这里，我想借用一下当代荷兰哲学泰斗C·A·皮尔森对维氏的评语，他是这么说的：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词的用法便是世界的生命，世界的意义。同样，正是通过语词在人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言说和思维才改变着世界。
怎么说呢--客家人难道不正是凭借这“不卖祖宗言”在人类生活中起作用并着作用世界吗？
壮哉，客家言！
客家女
女性神话及其现代阐释
对于神话、传说，乃史事件，我们的认钒，都不可能一次究成。后人只在现实的光签下，魔筑到其中的某些与今天相关的意义，因此，对他们也就有个不断破译的过程。
女性神话
客家女，这是一个让人听了肃然起敬，并怀有深深温情的称谓。而一部客家女性的历史读下来，我们除开敬仰、亲切之外，更感到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中国民族，不正是在这伟大的母爱哺育下，才有这几千年不曾泯灭，至今更百倍辉煌的文明么？
正如国际上一位着名的人类学家所说的：客家人，是中华民族“牛乳上的奶酪，而这光辉，至少有百分之七十是应该属于客家妇女的”。只要了解客家女性，我们便知道这一论断可谓千真万确。
客家妇女，在中国，堪称最吃苦耐劳，最自重自立，最重人伦教化，团结互助，于家、于国均最有贡献的。在她们身上，集中体现出了客家精神，更完整、更充分与典型地塑造出客家人的形象与风范的。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束胸缠足的陋习，在汉族中，惟独客家女没有。而女性被锁在深闺不见天日，再加上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偏见，中国古代女子的命运便可想而知，可客家妇女却反其道而行之。她们走出家门，承担了比男子更为繁重的农耕。在家中，纺织、下厨等等，无一不精通。不少客家女，亦知书识礼。光举出这两点，便可以窥见客家女的全貌了。晚清着名大学者、大诗人黄遵宪曾这么评价过：
无论为人女，为人妇，为人母，当人太母，操作亦与少幼等。举史籍所称纯德懿行，人人优为之而习安之。……吾行天下者多矣，五洲游其四，二十二省历其九，未见其有妇女劳动如此者。
客家妇女精明、热情、大方，又很讲礼貌，处处透出一种文明的底气，这可谓天下扬名的。任何一位客家人或者熟悉客家生活的人，一旦说起这个民系的品格、情操与风范之际，自然而然会在脑际间出现这么一幅温馨动人的情景：无论是朝霞满天，或是酷日当空，抑或夕阳西沉之际，总有客家妇女赤足眷恋耕织与农工，或者在田头、在餐桌上送上一碟糟麻、一碗咸菜或红薯丝煲粥……她们所表现出的从容、简朴、吃苦耐劳，以及焕发出的善良、美好、真诚，无不令人动容。客家妇女，几乎就是一个神话。
文化之谜
对于一部中华民族的历史来说，客家妇女更是一个难解的文化之谜。
它并不是一个母系社会的遗传，完全不是。因为客家社会中，男性中心主义是相当稳固的，所谓“男主外，女主内”完是以更强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强化得乃至有几分变形与偏执了。而客家社会，业已是一个相当成熟的社会形态，有较高的文明程度，相当可观的文化水准，若说其是古代母系社会的遗传，显然是解释不清楚的，也缺乏依据。
事实上，客家妇女也以自身的文化素质，否定了这一揣测。如前所述，她们亦一般知书识礼，并无“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历史偏见，她们不仅在家庭生活中，甚至在文化教育里，也日益显示出其惊人的才干。
那么，她们的美德，她们的才识，她们的一切……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按照一般的历史逻辑，无疑是破译不了这文化之谜的。
我们不妨寻找另一种线索条关于客家女性神话的文化线索。
这些神话，无疑是文化的一种积淀，是经过漫长的历史而形成的一种集体潜意识的表现，它规定或制约，影响或推动了作为客家女性的历史发展。
从中，或可破译客家妇女这一文化之谜。
典型与价值
这些客家女性神话，具有代表性的，有如下几个：
首先，自然是“葛藤坑”的创世。
第二，便是刘三妹或刘三姐对坚贞的爱情同时也是也对文明的追求所化作的山歌神话。
第三，则是客家村妇“救驾”，被宋帝禺赐以“孺人”的称号。当然，还有很多神话，如谢二造反即谢圣仙娘的故事，钟莲判案的故事，等等，也都表现了客家女性追求自由、聪明过人的特性，展示了她们的多彩丰姿。不过，上述几个传说，无论是流传面，还是文化价值，显然要广得多，强得多，更具典型性。
葛藤坑农妇
“葛藤坑”的传说，除开前边所分析的，证明这是客家人第二次大迁徙中，作为这么一个民系的形成，已成不争的事实，客家人从此有了自己休养生息的“飞地”，寻找到了“重生”之处--这两点：大迁徙的史实与“飞地”史实的确认外，还包含有更丰富的人文内涵。
它不仅是这个民系的“创世纪”神话，也是这个民系意识的来源。
无疑，在这个“创世纪”中，母性创世纪是再伟大不过的。正是这位葛藤坑的妇女，以自己伟大的柬性，慑脤了黄巢，从而拯救了整个的葛藤坑，或者整个的客家民系，使他们免受战乱之苦，避免了灭族之祸。没有这么位女性葛藤坑”这个“飞地”也就不复存在，客家民系便无以形成，客家文化也就更不可能产生日后的辐射作用。
这正是“葛藤坑”传说中所包含的美好人文意识的核心。
也正是凭借这个神话，客家妇女才在这么一个民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至如人们所说的--母仪天下！
这个神话确定了客家妇女的历史地位及其所承担的“救世”的作用。
此其一。
而她用以慑服被世人视为“杀人魔王”黄巢的，则是一种为汉民族的传宗接代而不惜做出自我牺牲的忘我精神。
对于一位母亲而言，在逃难之中，不是将年幼的儿子背负身上，而是背上年长的侄子，牵上的却是儿子。这便有了“二悖”
一悖亲与疏--无疑，儿子要亲，因是亲生的骨肉，侄子却隔了一层；
二悖幼与长一无疑，儿子年幼，须更多的照顾，侄子年长，走路并无妨。
然而，这个客家母亲有悖的是常理，遵循的却是更髙的伦理准则：
长者先兄遗孤，父母双亡，惧为贼人所获，至断血食，故负于背。幼者固吾生子，不敢置侄而负之，故携行也。
一番话，竟慑服了怪罪下来的黄巢，反而“嘉其贤”。
“贤”在何处？
儿子毕竟是亲生的，儿子也承担有夫家的血脉之延续，更何况儿子比侄子还小，还柔弱，更需要自己照顾呢。
危难当前，顾族人而忘自我，这的确是客家妇女伟大之处。不顾自己儿子，而顾恤父母双亡的侄子，又是怎样一种人道精神，一种哀悯苍生的仁厚之心。
难怪“杀人魔王”也不得不为之动容。
至于黄巢的功罪，这里且不去评说。但这里，多少证明黄巢也还有人性，也为客家妇女的行为而感化。
难道不正是这种人道的、伦理的精神，拯救了客家这个民系，从而也塑造了客家这个民系么？
所有的客家母亲，都是这么教导自己的儿女的，不要欠别人什么，也不要让别人感到欠你什么，你才会在这个世上活得坦坦荡荡。这个传说，不也说明，她绝不愿欠兄嫂什么，所以，才先护住自己的侄子，--当然，她是绝对不会这么去想的，这么想，就变成《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了。
同样，周济受难者更是如此。客家妇女，总是把家中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决不会把用过用旧的东西给人家，否则，会感到羞耻，对不起他人一这也有悖于一般人的救灾观念了。人们无论如何，也只是尽可能把家中不用、用过甚至用旧的东西先捐出来，而把新的、好的留给自己用，除非捐的不够，这才拿出来。
这一观念，也许仍来自于葛藤坑的客家妇女。她把好的--用背来负上--拿出来给侄子，而留下苦的--得自己行走--来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
这是怎样一种了不起的牺牲精神！
她不仅用自己的行动，拯救了客家人生养的“飞地”；也用自己的精神，维系了客家人赖以辐射的文化因子。--真正的“救世”，更在于精神而不是行为。
广而言之，一个民族要不灭亡，一个民系要自强独立，也要靠这么一种精神，顽强去守护民系或民族的文化边界，守护其伦理的传统。而这，无疑需要个体在必要的时候，牺牲自身的利益，舍小我而为大我，舍骨肉而为民族，这是一种自卫，一种群体的自卫意识。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世界上若干个流浪的民族，为何会比其他民族更重伦理、重教化、重传统、重善行--包括施舍与捐献，更以偏执般的激情去维护自己的文化。
“葛藤坑”传说中母性的形象，可以说凝聚了如此丰富的文化信息。
到此，我们还只能说，关于这个传说的文化意蕴，我们仍只破译了其中一部分，还有更多的有待后来的客家学者们来寻索、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