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事，在我们这群中学生中绝非偶然，事实上，也影响了我们在后来十年中的所作所为，以致我一度写出了为“臭老九”教师“张目”的作品，成了被口诛笔伐的对象。
只是，戚本禹一类，同当日与冲锋队员一道涌进广场焚书的柏林大学教授又有什么区别呢？
若干年后，我总是惋惜自己的那些文稿、日记什么的，其实，当时家人、朋友不烧，“红色政权”也未必知道。他们是一种自觉，还是一种本能，--趋利避害的本能呢？我始终没有问过，我想，恐惧恐怕是最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直到如今，这近乎“焚书”的举止，不也时有发生么？我们毕竟离开那个岁月并不那么遥远，而且，对那个岁月的反思，远没有真正地、认真地、全面地展开过。
我们可否已经开言了呢？
面对“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遗训，我们可曾内疚过？
立言者
在“言”的本质中，渗透有人类的民主意识、科学观念与自由精神。这并不是笔者凭空拔高“言”的价值与意义。
事实上，如“广开言路”、如“畅所欲言”、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等古已有之的格言，本身就给我们以民主的示范，知性（科学）的启迪，以及自由的天地。凭此，我们亲历过“文革”，也包括“反右”的人们，是多么懂得“言”的珍贵--当日战战兢兢的所谓“交心”，所谓“思想汇报”，又何尝有言的自由，更没有了人的尊严！末了，惟有箝口，惟有缄默。三缄其口，这个宇宙冷漠得已没有一点声音了。
可自古以来，人类为了“言”的自由权利，又有过怎样可歌可泣的抗争。多少先知，多少哲人，用自己的生命化作了一声呐喊，用自己的白骨，垒出了白怵怵的字形，为的是在历史演进的天空上，镂刻下大写的“人”字！
我曾写过一位客家志士的传记，他便是曾被视为“第三党”的创始人邓演达。当年，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士大夫的意识主要是礼教和名分。因此，我们要断定，中国的政治组织，实际上还是变形的封建统治。”这一断语，迄今仍令人振聋发聩。一讲礼教，讲名分，便没有了民众的发言权了，这实际上便是对言的扼杀--其后不久，邓演达也就被反动当局杀害了。由杀“言”，到杀人，每每只有一步之遥。
一个重“言”的民族或族群，无疑是民主意识最早萌动发生的群体。正是由于清朝的“文字狱”，方产生“不卖祖宗言”的客家遗训，也才有了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等一系列以客家人为主体的近代变革的发生。当然，我这里指的“不卖祖宗言”具有更深广的意蕴。其实，我们在文天祥的《正气歌》中，在其绝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中，早已听出了“不卖祖宗言”的不绝呼喊。
“祖宗言”，在这里意味着历史，历史是不可出卖的；同样，更意味着从历史中吸取的正气与智慧、经验与教训，尤其是人性--叩问历史，方知人性，知道我们自己是人，而非野兽。当日本军国主义者称南京大屠杀为无中生有，当新纳粹分子称奥斯威辛为无中生有，当我们对业已经历过的“文革”默默无言之际，这实质上已与“不卖祖宗言”背道而驰了。无疑，军国主义者与新纳粹分子视已有的血腥为无中生有，无非是想抹掉历史的记忆，迸而彻底抹掉历史。人类没有了历史，重返原始蛮荒，背叛文明，也就是弃人性，回到兽去罢了。--除此，还能有什么解释呢？
正是南京大屠杀，正是南方的“仇客分声”的种族灭绝，才激起了客家人“不卖祖宗言”的悲壮呼声！
我曾经说过，视“祖宗言”高于“祖宗田”，是一种文化的固守，一种精神的自卫，这对于传统的“安土重迁”是一个重大的变化，由被动的无奈，到主动的觉醒，更懂得文化与精神力量。客家人就这么在无形的“言”上找回了自己的故乡，把自己锻造为一部史册上无法抹去的一个了不起的族群。当有人称客家是“历史的误会，误会的历史”，甚至犯有常识性错误，把广府五邑方言与客方言混为一谈之际，他对中华民族，对这么一个为华夏文明的再造做出巨大贡献的民系，究竟有几分了解？
从土着说到虚无说，同样是对“祖宗言”的一种亵渎。
客家人之所以在近代的“立言”是如此之丰富，正是在“不卖祖宗言”的遗训下的一种文化的自觉。不说近代客家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之多，客家的文化人、文学家、诗人、画家、学者，也如恒河沙数，如黄遵宪、丘逢甲，又如郭沫若、李金发，还有林风眠、张大千，一直到黄药眠、白危、钟肇政等等，均是声名如雷贯耳的人物。
他们之“言”，均是大声疾呼，臬“站在地球边上放号”出芣的，有如黄钟大吕，悠远而又绵长，振聋发聩，不绝于这个星球上。此“言”是他们最为恒久的生命，也是他们无可匹敌的生命力的证明！
他们把生命，熔铸在这万古不朽的“立言”之中了！
在中国的南方，在这片视为让海洋文化浸润的土地上，拥有汉语最多种类的方言--七大方言中，它占有了三大，这便是广府方言、客家方言与潮汕方言（闽方言）。
一种语言，每每代表了一种不同的思维，这已是语言学家与思想家们共同揭示的。由于作为思维的载体--语言形式的不同，思维也就各有千秋了。
虽然南方三大方言同属汉语，但三大方言所造成的思维上的差异，却是相当明显的。每种方言的最具代表性的格言或谚语，一拎出来，便可知其千差万别。
广府人有一句名言，也是口头禅，便是：“马死落地行”。这非常鲜明也表述了这个民系的民性，那便是一种独立的、豪迈的气概，不依附于任何后台，不需要什么靠山，同时，也绝对没有那种与“马”一同去死的“义气”，更不会赖在死马身上，鞭打死马当活马骑的。死了马，连自己也不知道路的死板，只有无奈与无知。早早“洗脚上田”、“弃官经商”、“弃仕经商”的广府人，正是在这种“马死落地行”的精神下，自己打出了一个天地、一个广阔的市场，在商品社会中如鱼得水。
而潮汕民系的名言及口头禅便是“爱拼才会赢”。潮汕人敢作敢为，而且能抱团是出了名的，有一种拼命精神，这也是大海赋予的品格，每逢汛季，不是满载而归，便是葬身鱼腹，人生能有几回搏，不拼，便什么也没有了，别提赢了。所以他们什么都敢做。如果说广府人争利，客家人好名，那他们无论是名还是利都敢争，哪怕是不择手段--这也是“拼”！因此，潮汕人的能量，每每大过于其人口的比例。潮属大会，更是开到了人大会堂。
平心而论，这两大民系，对“言”，对文化的重视，视之性命攸关，与客家人相比，似乎没那么“严重”。
因此，“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一语，只可能出在客家。
而他们，都有自己的地域，并且是以地域来为民系命名。马死，有“落”地之处，欲拼也有会赢之所。可客家呢？
他们的“地”，他们的生存场所，只有无形之“言”--老乡的认同，不是故土，而只余下乡音：客方言。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作为认同的依据。
“言”，成了其生存的维系，惟一的维系。
客家方言，从一形成，便具有这么一种悲剧的色彩。
我曾称之为“苦难的遗嘱”。
世界的生命
“言”的本身，凝聚着一个民族或民系的历史、气性、品格，而且，更重要的是，熔铸着这个民系的整个精神，并形成其独有的思维方式。
一个民系珍贵的文化遗产，就在这无形的“言”中，使得他们在千年迁徙、万里流离的苦难征途中，成为一个风雨不动的精神共同体。
语言--思维方式--精神。
这便是整个民系的内驱力，是其不断自我更新的内省力。
没有了田--失去了安身立命的物质的家园，精神的重要性才格外凸现出来，并由此得到飞升，于是，这样的一个民系，才被称之为“形而上”的民系。言与精神，永远峻拔，永远在高扬！
失去了“田”或物质，这固然是一种不幸。可对于客家人来说，这未必就是不幸。当精神更高地飞扬起来之际，他们得到的是更为广阔的自由空间。这正如庄子早就说过的，不再让形为物役，不再物于物，从而“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或“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这样一种精神境界，不正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精英们孜孜以求的么？
言的天地，比物的天地宏大、广阔得多，更加无拘无束！
而当一座城池，甚至一个国家被毁灭之后，只要“言”不被毁掉，那么，在火烬之中，这个民族便能在言之上更高地挺立！
而“言”，每每比物质上的城池，制度上国家，要难以被摧毁，因为它是属于精神领域的。君若不信，曾失去国家的犹太人怎样？同样，失去了故土的客家人又怎样？
他们不一样在这个世界上高髙地屹立起来了么？
而对“言”的扼杀，自然也是最野蛮的罪行！
早已懂得“不以人废言”的古老的中国，当应有言的更辉煌的时代！
当我们经磨历劫去重读《春秋》中：“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这样一句话时，当读出怎样的意味？
言，只能是硬铮铮的！
关于“言”，这里已言说得太多了，可还有很多要说。
但千言万语，还是借用耀邦当年面对极“左”的淫威说的一句话--高举拳头，去疾呼一声：
不卖祖宗言！
不卖！
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