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沦落天涯，已无门阀可依，靠的是以往的文化底气，以及在贫寒中的发愤攻读，得有“真功夫”才行。所以，要获取功名，就不那么唾手易得了。但是，先祖的名声，是不可以轻易丢弃甚至被辱没的。这一来，功名的获取，便为迁徙而来的客家人加倍地看重。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这么一种习俗，立石笔以显身，并用以勉励后世了。
随着历史的变迁，中原几度易主，那么，作为石笔的意蕴，自然就不仅仅局限于功名之上，而是作为客家民系的一种自我本质上的认定，一种对文明、对崇尚文化教育的追求了。而精神气质之高贵，更日益被强化。
所有对客家文化关注的人，无不为“石笔”这一文化现象而为之惊异，赞赏者、叹服者有之，贬抑者、否定者亦有之--后者，每每觉客家人太重功名了，太为封建时代的名教所束缚，以至处处出风头，争强好胜，故每每招人嫉恨，弄到水火不相容，这无疑是人格悲剧的一个注脚。
其实，这也把“功名”二字看得太狭义了。
功名，更应包括为民族、为国家建功立业，披荆斩棘，开拓进取，乃至为人类伟业做出贡献在内！
从文天祥到袁崇焕，从洪秀全到孙中山；
从北伐中两位“铁军”将领叶挺、黄琪翔，到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之谢晋元；
从一代文化大师郭沫若，到名声威赫的总司令朱德……仅仅举几位客家名人为例，便可知，“功名”在他们意味的是什么--是奉献，是牺牲，是视死如归！
为他们立一对冲天的石笔，以表彰他们的功绩，难道还会有什么非议么？
石笔，无非是为客家人的功业，留下一个记忆，一个立体的记忆。
人类是需要记忆的。人类，也拥有记忆的权利。正是为了维护这一权利，人类在自己生活过的土地上，才把记忆化作为种种的具象，诸如纪念碑、博物馆之类，从恐龙蛋到兵马俑，从爆竹到火箭，从竹简到书本，一直到今天的电脑软件。人类这种有为的记忆，正是区别于任何动物的重要特征之一。所以，把记忆文字化，具象化，铭刻下来，矗立起来，正是人类挣脱蒙昧与野性，走向完全的人、文明的人的里程碑记。
正面如博物馆，如纪念碑，如石笔，这正是勉励人类、民族，包括客家人记住已走过的壮丽航程，并走向更大的辉煌。
反面如奥斯威辛集中营旧址，如哭墙，如南京大屠杀雕塑，也是为了从中得到告诫，不要忘却，以激励后人勿忘国耻，发愤图强。
历史的记忆--人类的良知。
石笔--客家人的良知，客家人的理性与文明的标志。
客家人之所以采取这种记忆方式，正说明他们对人类文明的坚信，对原始野性的摈弃！这石笔，是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的一支响彻云天的赞歌！
永远记住在莽莽苍苍的山野中的这么一幕吧：
矗立的石笔群，在村落中连成了一片，蔚为奇观。朝阳初升，给一支支石笔镀下了金红，仿佛就是它们在挥舞着漫天的云霞。
它们将用重彩绘出客家人的明天！
徜徉在石笔群中，听清风在笔尖上吟诵，感受着周围山野上滚滚的林涛，加上天光，霞辉，以及远处骤然变小的村落、民居，你一时间，竟会有置身于希腊神殿的那种神圣、肃穆的感觉。你已站在一个逼近苍天的高台上，在俯瞰历史，俯瞰世界，也俯瞰人生。--人类文明的长河，就从眼底汨汩流过，而你则不可以第二次涉足其间，却能凭借这冲天的石笔，写下新的华彩乐章。
你甚至会联想起为希腊文明而掏身的苏格拉底，想到他那高扬的贵族精神，他拒绝其弟子柏拉图及一些好心人的劝说，宁可饮鸩而死，决不愿当一个卑贱的逃犯而活下去，或背一个“逃犯”的恶名。他死后很快便得到了平反昭雪，假如他不是为这点“贵族气”，显然是不会死的。
显然，精神比躯壳更重要得多。
精神的不坠，远胜于任何苟活。
所以，后来不少客家人都是这么做的。
文天祥，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这分明浓缩了客家人千年迁徙的全部悲凉，却又在这悲凉中冲涌起一股浩然的贵族之气：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袁崇焕是如此，洪秀全、洪仁讦是如此。一直到邓演达，也是如此，邓演达有那么多逃跑的机会，就是不跑。以身殉难，不亦伟乎！
胥门抉目观吴治，
太息乾坤剩几头？
柳亚子悼邓演达的诗，也是一般傲气！
圣贤馆
如今，来到了客都梅州的圣贤馆--现已不兴叫圣祠了，看梅州人如此精心地萃集历代的客家名人，更充满景仰地读起一篇篇关于这数百位领袖、将军、思想家、文人、学者、科学家……的文字。有时，你会陡然地感到，你仿佛同样置身于当年的希腊神庙一般，诸神神采奕奕而又充满关切地注视着你，使你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昂奋、激越，仿佛有一股力量，促使你走进他们的行列，只要你是客家人，你就得向他们看齐。这是一股神圣的精神力量。
它充满了整个客地，激励你去以自己的生命，去殉民族的大业，同时，也去争取心灵的自由。
也顽强地坚守自己的文化疆界！
为了这，无论是牺牲，是流放，是剿杀，是无穷无尽的苦难与折磨，也都面无惧色，义无反顾！
人类，有比这种精神更可宝贵的么？
高扬这种精神，正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
丧失了这种精神，人也就不成其人了。
这种精神，甚至比任何宗教的崇高感更为让人振奋与肃穆！
崇正：宗法与人格
年年岁岁，在客家人的迁徙地，无论是闽粤赣的三角地，还是在天府之国、黔桂地区，客家人，总要在春节--中国人过的新年的那天，都在自己的祠堂或祖屋的门口，在大厅堂内，祖宗牌位的龛室两侧，挂上标志自己姓氏堂号的灯笼，以及沿袭了不知多少代的堂联，以寄托自己对祖先、对故土的思念。
这些灯笼、堂联，都鲜明突出地表现出客家人的崇正意识--这也是他们赖以生存、赖以奋发的精神支柱！
在此不妨摘录上一些。
李姓，原陇西一带望族，故称“陇西堂”
堂联为：
西陇望族，北海名流张姓，发源于冀州，后迁徐州清河，故称“清河堂”。
堂联为：
曲江望重，江左清才赵姓，封地赵城，即山西洪洞，发样于南阳、天水，故名“天水堂”或“南阳郡”。
堂联为：
派衍天潢，家传清节黄姓，封地为姓，为江夏望族，故名为“江夏堂”。
堂联为：
孝义无双，教化第一周姓，发祥于岐山脚下、庐江、沛国、陈留、浔阳等郡。堂联为：
岐阳启姓，濂水分源徐姓，为东海望族，因名“东海堂”。
堂联为：
梦征五凤，家号八龙孙姓，孙武后裔，赐姓孙，定居乐安因名“乐安堂”。
堂联为：
胸中韬略，笔底波澜胡姓，丹朱之后蕃衍，因居由山西安定，故名为“安定堂。”堂联为：
虞宾衍派，妫讷流源各家先祖煊赫，争艳斗彩，不一而足。
从这些堂名、堂联、楹联上看，作为客家民系，其自称“中原士族，三代遗民”，是具有较高文明与教化程度的汉族“嫡系”，均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而在他们心中，唯有华夏民族是正宗。这也就是他们的崇正意识。而今，遍布海内外的“崇正会堂”，也全是客家人发起的，也表明了他们视这一正宗的民族血缘为自身光彩的标志。当然，更是其力量的源泉。一旦离开了这种意识，也就无所依附。
他们之所以视这一崇正意识比命根子还重要，分明是与当年背井离乡、远离故乡的疾痛是分不开的--愈是远离，就愈须强调；身在其中，反而就不用多说了。这是很明显的心理特征。
失去了故土的人，这种崇正意识也便是精神上的“根”--也就是精神上的故土了。而这，则是无论如何不可以失去了的。这种崇正意识，愈到了边缘地区，尤其是到了海外，就变得愈强烈了。
因此，几百年过去了，上千年过去了，客家人的后裔，对其祖居地总是眷恋不忘，虽然他们已不可能重返故里，而故里在几百上千年的烽火中早已面目全非，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也大都不是当年的家族了--客家人的流亡，总是举族为之。有人以此来否定客家人非中原人，理由是未见史载有客家人返回中原寻根。其实，尤其是近代以来，客家人组团回去探源的，可谓络绎不绝，至于历史上有没有，未可妄断，但绝不可以说根本没有。面对千千万万的族谱却视而不见，岂不更为荒诞与虚妄么？几百年上千年间，治乱交替，而客家人一次又一次的迁徙，也只能是南向而非北归，这是一部中国史上的不争的事实。不尊重这一事实，非要强求“北归”，岂不太妄断了么？无论从心理学、还是地缘学上，客家人的崇正意识，也都是其根在中原的有力证据。
尤其是几次历史大变动中，客家人都奋起勤王，以维护中原的正统。宋元之交，文天祥与元兵的殊死拼搏，于东南为烈；明清之间，他们更是“反清复明”的主力--在客家人的典籍，这类记载比任何地方的都要多，并化作了民间的歌谣、传说，流传后世，使得后人始终保持其可贵的民族气节。
文山公的《过零丁洋》不提了，民谣中也还有：
有树才有花，有国才有家。
宁作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宁为刀下鬼，不做亡国奴。
白手起家真志士，赤心报国是忠泛。
国难思良将，家贫想贤妻。
一正压千邪。
着名学者古直在《客人对》中亦有：
客人之先，来自中原。初因自贵，保守语言，得迁益南，迫近陆梁。保守之性，因之加强。
这里的“陆梁”，是秦时所称五岭以南为陆梁。而“保守”二字，同一般意义不同，应是指极力维系本民系的语言与精神。
正是客家语言--当年中原的官话，如同他们的崇正意识，也是根之所系，是他们作为中原主人的证明，同时，也使得他们保持住了汉族的优越感。毕竟，到了南蛮之地，这里还是一片未开垦的荒原，而所住地的稀少居民，也大都是开化不大的少数民族，不仅语言，文化习俗，还有生产水平，客家人都是处于先进水平。
所以，他们能迅速在南方开拓出一方天地，让南方奋起直追中原的文明。
然而，开垦南方的艰辛，加上旅途上经历的种种苦难，使得他们更怀念故土，更把自家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相联系在一起。这样，他们才不偏安于南方一隅，中原一有动荡，国家一旦危亡，他们势必义无反顾地揭竿而起，站在了民族斗争的最前列。
这也是客家人宝贵的品格。
家园
崇正意识，就这么与失落的家园牢牢地焊结在一起。
家园，对客家人意味着什么呢？
那曾是祖祖辈辈生儿育女、蕃衍后代的地方--也就是说，是生与死、爱与憎，与既往光辉的历史密切相关的地方。一句话，在中国人而言，是上苍最丰厚的赐予。
然而，对客家人来说，它却又是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堂”。他们永远对这个“天堂”怀着一种执着的向往，却也知道，自己已永无可能返回祖上惨淡经营并开创过辉煌的故土。他们甚至无法确认祖上生活的具体位置，顶多，只是知道某个范围。多少后来重返河南、山西、甘肃等古中原之地的客家人，他们只能从当地的乡音中寻找到与客家语相近的地方，而不可能真正找到同一族谱的后人生息处所--于是，惟有视这一乡音为故园了。
当年的中原，分明不似后来的沙漠化、荒原化--即便是西北的丝绸之路，当年也是地肥水美、林莽逶迤、绿叶扶疏，并不是今日的寸草不生的大漠。
当年的中原，从古诗文中完全可以看出来，那里，田畴平整，水网纵横、古木参天、百花争妍，鸟鸣啁啾，炊烟袅袅……
同是一曲田园牧歌。
当然，更有繁华的城市、匆忙的驿道、喧闹的人流、不绝的车马那是人类文明创造出的光明与奇迹！
连年的战乱，中原一再毁灭，又一再重建，却已面目全非了。加上大自然的暴戾，北方沙漠同北方游牧民族一再南侵，当日繁华的故都，已无处可觅了。
即便古人复活，他们也找不回故乡了，何况迁徙千里之外的客家人呢？
然而，他们却未因在千里之外，获得“处江湖之远”的超然与淡泊，或“退则独善其身”的自娱与潇洒，却永远有着“居庙堂之高”俯瞰人世的耿耿之心，仿佛自己还处在这个泱泱大国的中心，还是主人，还是受命于天的历史使者，以天下为己任！
其心灵，也仍是系在中原故土之上。心，是不可以没有故园的。
故乡之旅
对于客家人来说，心灵，永远处于“故乡之旅”中。
而双脚，却总是离故乡越来越远次又一次的大距离的迁徙，使距离故乡的空间更加不可丈量了。距离愈大，心理却愈近，当年流徙的客家人，谁个梦中不是故乡的音容笑貌，不是乡音乡情？
愈是在外边，心也就愈会往故乡上靠。心与故乡永远不会陌生。心在那个可望不可即的故园中，总是能寻找到无数的东西--不仅仅是记忆，是诗情，是豪气，也有理想、幻梦及别的什么……
精神的故乡总是有着无穷无尽的资源，发掘不竭。
精神的故乡，无论相隔了多少年代--至于在空间上，它永远不会有距离感，它也总是常温常新，并同客家人的崇正意识相同步。如同说历史一样，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故乡，也永远是现实的，实在的，并通往未来。形而上的故乡，也许更会“实在”，更永恒一些，你永远在回归。
如同文学上声言的返朴归真；
也如哲学上的返朴归真！
当然，这个精神的故乡，也依旧有髙山，有流水，有鸟语，有花香，有树木，有小草，有一切大自然的天籁。对，精神的故乡，本就是一种天籁，正如那古朴动人的山歌，每每不是能识文断句的人所能唱出来的。相反，识文断字的，永远也唱不出那种清淳、动人的山歌来。
作为一代哲人、歌者的黄遵宪，也正因为他是一位客家人，才发起一场“诗界革命”，提出了“我手写我口”的主张，把瑰丽的山歌引入了大雅之堂的古诗中，为新文学的勃兴作了前奏！
而这个精神故乡，便又同客家人新开垦的田园产生了一种心灵的契合。于是，他们便把所到之处，当作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客而家焉”，去创造比原来故乡更璀灿的文化。
正如一个人不可能两次涉入同一河流一样，人，也不可能重返真正的过去的故乡。却只有客家人明白这一点，流寓客子，故园本身也是在流动的，更何况你又是永远的客子呢？他们不可能具体地去谈论故乡，而只能用心灵去感应它，用心灵与在流变中的故乡交流。
故乡，须要用心灵来构筑。
千古无语是故乡。
千古无羁也是故乡。
故乡情结，也就是崇正意识种向心力、凝聚力。
但它是不可以物化的。
它属于诗情，属于哲理，属于灵魂的世界，所以，才那么生生不息，那么无边无际，那么无所不在！
它不属于世俗的世界。
客家人，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总难以步入世俗，尤其是步入那个靠孔方兄来支撑的畸变了的世界。他们太诗化了。他们总是在归朴返真，去重温童年的梦，亦以童年故乡的目光去看取今日的世界。
所以，他们也就有太多的失落，太多的痛苦。于是，把更多的更强烈的情绪，诉诸于崇正的意识。
那便是他们最后的伊甸园。
上苍为了表白，在世界选择了犹太人；上苍也为表白，在中国选择了客家人。尽管他们有着那么多的不同！
可同样表白的是：
人类精神的高贵；
人能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奇迹；
人能超越死亡、超越物质世界，以追求人道与人性的升华；
人能在一种高贵的精神支撑下，摒弃一切功利而献身！人，能够成为大写的人！
人，有力量抗拒一切的异化沉沦与诱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