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精神与平民思想
晋室南渡，尤其是自宋而元，由明及清，作为中原的士族，他们从上层跌落了下来，从富饶的家园中被驱赶了出来，在游牧民族的一次又一次大规模南下中，不得不携老将雏，举族南迁。--他们告别的，不仅仅是中原的故土，也告别了当年的生活方式，更告别了居中央而俯视四方的优越位势--这一点，却是刻骨铭心的。
于是，在长期的跋涉中，在民族的劫难里，他们更经历了一个自上而下，自富足而贫寒，由豪门贵族到平民百姓的演变过程，~当然，这是指以贵族上层为核心的客家群体而言。
一方面，他们仍牢牢守住了以郡望自矜的贵族意识，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去从亊“不体面”的平民的劳作--而这对他们的思想也就不能不产生重大影响。
未了，彻底平民化了的客家人，也就形成了另一种新的客家观念--可以说，是相应的平民思想，亦被人称之为以劳动人民本质为主要特征的布衣思想。
孙中山反复强调过的“平民革命”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一方面，总是以郡望自矜，另一方面，又只能干卑贱的活，真可谓“心比天高，身为下贱”--也就是说，作为客家人，其身上先天的责族意识与后天的平民思想，总是处于一种犬牙交镨的冲突与胶结之间。
无论身处怎样的逆境，哪怕身陷囹圄，脚镣手铐，他们都始终保持住自己那精神的髙贵，去傲视那些施暴虐者、那些自以为不可一世的一时得逞者。
精神，是不可以屈服的，宁折而不弯。
他们似乎永远以立足于宇宙间不可企及的髙处，去俯瞰这熙熙攘攘、红尘滚滚的人世，以其高洁与美丽昭示着一个真正的人间“天国”。
他们每每只配有以鲜血表述的精神，来昭示后人的命运。如人间的先觉悟者，只能以生命宣示其之美丽。又如寒夜的彗星，画下一道璀璨的光弧，多少让人看清前边的一段路程--客家人永在征途中。
他们的精神无疑是不属于那个浑浊的尘世的。
但他们的双足，却不得不落在这个尘世上，而且，没有穿皮鞋、胶鞋，只能打赤脚，最多是一双草鞋。
这种精神的高贵与躯体的平民化，似乎集中表现在一位力主“平民革命”的伟大的民主思想家邓演达的身上。
从他一直鼓吹的平民思想出发，他是农民运动的身体力行者，同毛泽东有着亲密的合作。可是，秋收起义，作为农民政治的最高手段，他又不理解了，又以贵族精神为导向，斥之为“流寇主义”。--虽然参加秋收起义有不少湘赣客家的贫苦农民。
同样，作为黄埔军校的领导者之一，北伐骁将，并且在武汉方面亦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的他，在革命的重要关头，须他率军队力挽狂澜，他却一口回绝我才把老虎皮脱掉，又要披上吗？”这又是怎样一种意识在主导？客家人，始终以文治为高贵，而视武力为不得已而为之。
虽然在几年之后，他又重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要用武力推翻蒋氏的独裁统治。以至戴季陶向蒋进言今天最可怕的敌人，不是汪精卫、陈济棠，真正能动摇政府根基、分散黄埔力量的，只有邓演达一人。”
遂导致他悲壮就义。
至死，他仍保住了他那宁折不弯的高贵精神。
然而，为了这精神的髙贵，他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而整个客家民系，又付出了多大代价？
他参与的，无疑是一场他力主的平民革命，是符合他的平民思想的，可每每到一定时候，它又闪耀出一种高贵的精神气质。
认识这么个民系，无疑也有助于认识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一边，是一种高贵的文化精神，面对死亡无所畏惧。“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作为客家人的文天祥，道出的正是这种崇高，分明是“杀身以成仁”的儒家传统的体现，邓演达正是这样。另一边，他亦对“士大夫意识”有着猛烈的批判，指出这一意识“主要是礼教和名分”，在这种意识统治下，“广大的平民大众，真是到了求死不得的地步，哪里说得上什么‘民主’与‘民权’？”分明又立足于平民的地位上。
就从这么一个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么个民系难分难解的贵族意识与平民思想的同时并存。这是历史的一个苦结，从而也塑造了气质不一般的这么一个民系。
无论在怎么恶劣的环境下，永葆精神的不坠--这显然是积极的向上的人生态度。
与此同时，也得让双足立于坚实的大地上，与平民百姓同呼吸、共命运--这也同样是一种积极可取的、奋发向上的思想：平民思想。
二者是对立的，也是相通的。它们有时会携手并进，共创奇迹；有时也会相互碰撞，令人诧异。但二者谁也不会永远压倒另一方，或取代另一方。或者，并存是最好的选择！对于一个外来群体来说，要不让自己自然消失于融合，又不为他人所不容而消灭之，或许，正是需要二者的并存，方可自强不息，自力更生，赢得一个又一个的生存空间。
平民思想，源自于客家民系，这是历史之使然。只有通过生活的磨炼，思想的砥砺，尤其是“出身”与现实的强烈对比，才可能产生出来。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贵族意识的一个补充，一身正气，而不流俗，这正是精神上的贵族。我们过去对“精神贵族”的贬斥似乎是太多了些，其实，这恰巧是一个古老民族难能可贵之处，是这个民族历史身份的标志。客家人为何能特立卓行，靠的不正是这种精神上永葆的高贵的气度么--无论处于怎么低下的地位，面临怎样的凌辱，精神也决不会认输！
有时，人们都会对这种特立卓行，顽固至病态的执着每每产生疑惑：为自身的清高实在是付出了太高的代价，这值得么？包括邓演达，在狱中有几次可脱逃的机会，却不愿意当“逃犯”，企望与蒋介石公堂对簿--清高则清髙点，对方却可耍流泯手段，不声不响把他杀了。
这种高傲的精神，能对未来作出有可能的许诺？在现代社会这么一个物欲横流、情感失血、灵魂出窍的滚滚尘世中，又能起到多少震聋发聩的作用呢？
然而，那高耸如华表的石笔，又称石桅楣，却始终不为风雨所动。
仿佛作为这种贵族精神的象征！
侠匪之分
于是，在客家的居住地，便有了出“侠”而无匪的说法。这是笔者当年深入客家山区采风得来的。
依据是很明白的。
侠为什么？匪为何物？侠，总是匡扶正义、替天行道的。匪则是剪径截道，杀人越贷。--二者表面看都属“强人”之列，可骨子里却大不一样，这不一样便是身上有没有贵族气性。
客家人生性气傲，自恃祖先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家，怎么会沦为匪呢？所以，只会出侠，不会为匪。当年红军到了湘赣边界，被诬之为“匪”，“赤匪”，可到后来，证明是替天行道的大侠，是劫富济贫，重整河山。--只因为客家人生长过的土地，也沾了这股子贵族气，在这里扯旗造反，也成不了匪，只会为侠！
三人”之说
也同样在那里，笔者听到了客家人老百姓中一个“三人”的说法--那也深深渗透了贵族精神与平民思想。
所谓“三人”是什么意思？
他们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三种人，才可以称得为人。
其中之一，是寡人，讲皇帝老子，只有皇帝才有这种资格称得上寡人，普天下皇帝只能有一，不可能有二。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所以，皇帝只能是孤家寡人。
其二，则是圣人。何为圣人？人称孔夫子是圣人，不过，在客家人中，凡可断文识字，着书立说的，也就称得上圣人了。苍颉造字，是圣人，毕升发明活版印书，也是圣人；凡同文字沾上边，可教化后世的，皆称得上为圣人。客家人重文化，重教育，在这点上也反映出来了。
其三，便是匠人，即各种有技艺的能人，他们算得上是个角色，生活中谁也离不开，匠人功夫深，也可变圣人。世上，更数匠人为多，圣次之，寡人只得一个。
把匠人与圣人，寡人相提并论，自然也赋予了平民中的匠人以贵族身份一平民思想与贵族精神，在这里便得到了有机的融合。这同客家民系的历史与现状，可以说是结合得非常之紧的。
这也是民俗传承的一种有意味的变异，是用人类学来研究客家民系之际一个不可多得的民间的材料。
“三人”的提法，可以说是用最朴质的语言，对世界所作出的一种相当深的哲学阐释。认真解读，可以悟出很多的道理--包括世界在一个民系眼中的结构模式，人生态度，价值取向种种。
无疑，这一民俗，崇尚的是教化，是才干。无教化与才干，不足于为人在世上立足。
同样，有教化与才干的人，并不比孤家寡人的皇帝低下，在“人”字前面个个平等--大概，这算得上一种关于平等的启蒙思想了。客家人看重的首先是有文化教养的“圣人”，却也不轻慢有技艺、能千的“匠人圣人是他们先祖身份，匠人则是现实处境，但一脉相承。
这自然更是平民思想。
“三王”之尊
来到客都梅州，更有另一种“三人”的民俗--而这“三人”已提升“三王”王公或国王了。
何这“三王”，却是完全平民化了的。他们已不是口耳相传的“三人”了，却给兴祠立庙，供了起来。
这便是梅县泮坑里的三山国王庙，当地人称之为“公王庙！”。如今，香火正旺。
这三王，分红脸、黑脸、白脸。
红脸为铁匠，黑脸为农夫，白脸为教书先生。
教书先生，可称得上前述的“圣人”，提升王，也不在意外。
铁匠，亦即匠人之列，从钟理和对他们的描述，其身上自有高贵的圣人之气，匠人与寡人相提并论，作红脸国王亦无不可。
惟一加上了一位农夫，比“三人”中，多了一位真正的平民百姓--这也说明了客家人平民意识的进一步发展。“三人”说，是稍北一点地方流传的；“三王”说，则相应到了南边。有人认为：
也许先是为了区别三位国王，枫朗人把红黑白三种颜色涂在三个塑像上，年代久了，人们忘了三山国王的官衔，而按照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知识去理解三个偶像，红脸的像被烘炉映红了的铁匠，而黑脸的似为太阳曝哂黑了的农夫，白脸的自是风吹不着日晒不着的教书先生了。
这只是一种揣测。
与其作揣测，还不如作历史学、人类学的分析。从“人”，而“王”，从天上拉到人间，自己相信自己，依靠自己。“三人”说，是把皇帝至髙无上，降到了平等的人的地位；而由人，又把平民化的匠人、农夫、先生，提升到“王”的高度，以证明他们本身也同样是神圣的，是这个世界的真正主人--从而最后排斥了皇帝的存在。
这不仅仅是对劳动的崇拜，对才华与知识的崇拜，也反映了一种意识演变过程，平民化的过程。但把平民也称之为“王”，则保留有先天的贵族精神。
关于“三王”，民间还有种种礼仪。
每年五月初四，他们便把这红、黑、白三王--也是铁匠、农夫、教书先生请下山来，供奉在族姓祀祖的祠堂之内，供上祭品、鼓乐、香烛，让大家祭拜。
翌日，则又把“三王”抬上村溪的龙船上，鼓乐相和；歌声起落，荡桨飞舟，一派百舸争流的气象。
这么做，自是传统祛邪禳灾的目的。
可见是这三位平民“王”的神威。
而今还有相应的山歌：
打起锣鼓锵冬锵，
国王起驾出游乡。
三位国王成龙主，
游乡达境压交玦。
劳动、才干与知识，无疑是可以有如此威力的--不过是神化了而已。
公王保外乡
不过，如同所有流传在客家民系中的神话、传说一样，“三王”的神话，也具有更多现实品格。也就是说，它不似那种天马行空、玄之又玄的神话传说，它的现实性乃至实用性要强得多，是与地域性、历史文化、经济发展及相应的生产、生活水平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三王”都有其相对应的现实面孔。相传，他们是元代刘希孟《明贶庙记》中所说的明山、独山、中山的三位国王演变过来的。
这一现实化、平民化的演变与传承，仍一直在进行。
如今，“泮坑公王保外乡”--三王的职能有了很大的发展，也就是说，他们作为客家人漂洋过海到了外乡后依然是保佑者、卫护者。于是，海外成千上万的客籍华侨亦纷纷回来祭拜，以保佑他们在外乡事业的成功与发达。
“保外乡”这也是客家意识的一种表现，鼓励客家人向外发展，而不在一个地方死守，苟且偷安。在外人看来，包括“安土重迁”的传统中国人看来，这无疑是有点违反常情与人伦了，父母在，不远游，为何要把子女往外赶呢？
当然，这已超于贵族精神与平民意识的主题了。但不管怎样，三位公王，不也是鼓励他们在外乡崇尚劳动、崇尚才子、崇尚文化知识，才耐能开拓出一个新的世界么？
既“人”又“王”，把“人”与帝王等同起来，把人又再重新提升为王，这里“王”的意义，不独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所系，也包括对世界、对自我命运的一种主宰。
这样，我们就不难把客家人的贵族精神与平民思想统一起来。也正是在这种对立统一中，才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才有融合认同中的特立卓行！
客家人就这么以鲜明的个性色彩出现在中华民族的行列之中。
石笔
而那拔地而起、冲天入云的石笔，或者石楣杆、石桅樯一-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叫法，分明高耸的正是客家人的那种高贵的精神，冲天的锐气！
任何一位中国人，都不能不惊叹在闽、粤客家地区所拥有的“石笔奇观”！
在群山苍茫、流水环绕的村落中，有谁会不为之诧异、为之振奋：支又一支的石笔，高达八九丈，竟从平地拔起，直指寥廓的苍天，仿佛要在蓝天上，抒写立笔人的一片豪情！也展示出客家民系的雄心壮志。
这是客家人世代相传的习俗了。在过去的年代里，凡是谁中了举，就可以在自己家族的祠堂前立上一对石笔。
是一对！不是一支！
而石笔的大小，则依这人的功名而定，功名愈大，石笔就愈髙，自然，功名也就刻在上面了。做工是很讲究的，客家人中，石匠尤为出名，这少不了他们施展的才华，雕龙镂凤，祥云缭绕，出神人化，应是众多学科考证的好参照。
显然，客家先民南下，大都是有过功名的衣冠士族，在浪迹天涯、艰难求生之际，为了表示自身的不甘沉沦，更为了勉励后世发愤进取，不辱先人，于是，便一步步有了这么一个特别的规矩，从而世代相传。
这也是客家人主体是中原衣冠士族南下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明。
笔，当然是作为科举应试的一种象征，以笔为晋升的阶梯，一个崇尚文治而不穷兵黩武的民族的大气！
笔，也意味着锦绣文章，圣人的“武器”，善之善者也！
它巍然如华表，更象征着一种宏博、悠久的民族精神！
不甘沉沦，宁折不弯，冲天一啸，傲视千古风云……石笔，本身就代表着客家民系的性格、气度与志气。
石笔的出现，是颇具深意的，它为何不出现在中原或别的什么地方，独独出现在客家人的流徙地？
在中原，获取功名，在衣冠士族而言，大概可说得上探囊即取--凭借他们优越的文化教育条件，以及当时的门阀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