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收入要多少才能结婚？两个人一起赚比一个人容易！
最近，有个大学学弟来找我商量。
“目前正在交往的女友对我说：‘差不多该结婚了。’我月薪才34万日元，谈结婚好像还太早……”
学弟说，他这个女友有工作。既然如此，为什么在决定要结婚时，他却只从自己的月薪去考虑呢？这一点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男人在外工作赚钱，女人负责家事与照顾孩子，好让男人专心工作，等到孩子长大了一些，女人再到外面兼差，帮助家计……现在，很多人对于“婚姻”的想象，应该还是像我讲的这种样子吧？我这位学弟或许也是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的。人只要看到自己周遭的家庭样貌，很容易先入为主地认为家庭就是那个模样。
前言中曾经提到，20世纪50年代开始，高度经济成长期约莫持续了20年，在那段期间结婚的家庭，尤其是在都会区企业工作的人，多半都是以这种“家中支柱＋家庭主妇”的形式建立家庭。
在经济不断成长，工作愈拼、赚得愈多的高度经济成长期，这种“男人在外打拼，回家充电后再重新上战场”、“太太在（大后方）留守”的角色分配方式，的确还满合理的。
然而，要说这是否就是日本传统的家庭样态？却又全然不是如此。
就连在高度成长期，这种模式也只存在于“在都会区大企业工作的人”身上，只适用于公司保证终身雇用、薪资又稳定增加的工作者。高度经济成长期时，假如从事的是农林渔业或自己当老板，理所当然还是“夫妻都工作”，甚至于是“全家都工作”。
再者，现在还自认为“工作很稳定”的人，应该极为罕见吧！
企业的终身雇用制瓦解，进入了人人都有机会碰到裁员或换工作的时代。而且，换工作或累积工作年资，不见得就能保证薪资能够往上增加。
过去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只要把公司交付的工作做好，就会有回报”、“工作愈拼，生活就愈丰足”都已成为过眼烟云。无论个人、家庭还是企业，同样都身处于“看不到未来”的不安当中。
没错，回顾过去，“企业战士＋家庭主妇”的家庭成员组合称得上是典范的，只有很短一段期间而已。
在这种不安定的时代里，夫妻都工作，就代表着“分散风险”。
就算先生（或是太太）遭公司裁员，即便要换工作或创业，只要配偶的收入足以撑过这段时期，应该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前面提到的这位学弟也是如此。假如他的月薪是27万日元，他的太太一个月也有27万日元收入的话，全家的每月所得就有54万日元了。（假如没有碰到要买房子等钱花费较多的状况）就算住在都会区，过日子应该不成问题。若以夫妻都有工作为前提，应该没有什么好犹豫要不要结婚的。
我给学弟的建议是，“今后，能够只靠先生养家的，只有极少数的幸运家庭而已；夫妻都工作已经变成社会上一种必然的现象。所以，从彼此商量、相互扶持的角度来看待婚姻，会比较好”。
时代变了，双薪家庭才是趋势！
我是1979年生的，和我同时代的人，刚好都处于结婚或生子的时期。我们的时代又称为“失落的一代”，小时候遭逢泡沫经济破灭，长大之后找工作也很辛苦。我们都很清楚，现在的社会状况已经明显地与父母那个时代不一样了。日本的不景气，在我们眼中已成为“理所当然的现象”。我想，正在看这本书的各位读者，恐怕也和我有着类似的感受吧。
可是，一旦结婚生子，想象今后的家庭生活时，都会不由得想到自己父母的情形。在一度以“企业战士＋全职主妇”为圭臬的家庭中长大的人，似乎很难跳脱“男人要负责养家、养活一家大小”这种长年下来早已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各位男士，请你们扪心自问，内心深处是否也有 “小时候妈妈在家会做饼干给我吃，所以我希望太太也能够这么做”的想法？
这种“男人非养家不可”的观念强烈到仿佛在男人身上施了一个紧箍咒，阻挡了来自外界的一切信息，只会不断灌输你一些奇怪的概念。我称之为“家中支柱的紧箍咒”（笑）。
不分男女与年代，日本的未婚率近30年来不断增高，也成为少子化的原因之一（图1）。尤其是三十多岁男性的未婚率显著上升，原因我想可能就在于男性未能理解前述社会状况的变化，只以父母亲所建构的夫妻模式为蓝本，沉重的责任感使得他们畏惧婚姻、裹足不前。
但是这种“先生在外工作、太太持家”的模式，从1980年开始转趋减少（如次页图2所示）。相对地，夫妻都工作的家庭数，在1997年已超过一人工作的家庭，到现在已成多数派。
今后，“男人出外工作、女人在家烤饼干”的家庭模式，应该会越来越少。社会与工作形态已经产生巨大的改变，婚姻与育儿方式自然也不该还停留在以前。
现在该是摆脱“家中支柱紧箍咒”的时机了。
当我摘掉“男人就该养家糊口”的紧箍咒之后
别看我讲得很好听，其实我自己也曾经硬是要给自己套上那顶紧箍咒。25岁到29岁期间，当我开始考虑要与女友结婚时，也曾经烦恼过自己到底有没有资格结婚、建立家庭。
大学毕业后，我成立了“病童托育”事业，帮忙照顾因病无法去托儿所的孩子。当时媒体虽然有不少报道，说我是“日本的社会创业家先驱”，但事实上我所经营的NPO状况还不是很稳定。快和女友结婚时，我都还觉得“自己称不上已经独当一面到够资格结婚的程度”。
我所经营的病童托育事业，顾客大多是双薪家庭，因此可近距离接触到双薪夫妻。我的女朋友有稳定的工作，创业时我也调查了有关人口动态及社会情势的统计资料或文献，因此我自己也已经萌生“今后，只靠先生一人赚钱的家庭形态会变得不切实际”的观念。只是，虽有这样的概念，我的头上还是牢牢戴着“一定要等到经济上与精神上都已经成熟才能结婚！”的紧箍咒，因而迟迟无法决定结婚。
现在回想起来，实在很想吐槽当时的自己：“会有这种逞强的想法，证明你根本乳臭未干！”当时的我认为“结婚＝终点站”，没有考虑到婚姻本质上是一种“彼此成长的过程”。
我女友似乎早就看出我的逞强与迷惘，却不解我“到底磨磨蹭蹭地在想什么”。
我是在已经下定决心结婚后，因为某个“事件”的触动，才得以从“家中支柱紧箍咒”中解脱。
当时我所经营的NPO，由于严重资金周转不灵，连我自己的薪水都发不出来。
我四处奔走处理此事，回家后战战兢兢把这件事告诉女友。结果，她这样回答我：“我也在工作，撑两三个月没有问题，而且我自己也有存款。”
那时我总算体会到，自己不是维持家中大计的“唯一支柱”，而是由她和我共同担任这个家庭的“双支柱”。面对人生的困境，在喜欢的人面前暴露出自己“失意”的一面后，我才真正了解什么叫“夫妻是最好的伙伴”。而那顶我在不知不觉中戴上的紧箍咒，也开始慢慢松脱了。
我是结婚后才摆脱了这个紧箍咒。假如你正准备要结婚，劝你还是尽早跳脱这个魔咒吧！
因为，夫妻都有工作的双薪家庭，不论是婚姻生活还是育儿工作，不但可以规划得更为合理，也会轻松得多。
升级你想象中的“家庭操作系统”
目前，三十多岁日本男性的平均年薪约在320万日元上下，与十年前相比，已减少多达220万日元（见图3，两条曲线最高点分别为300—399万日元、500—699万日元）。
一大因素固然在于三十多岁的非正职员工变多，但就算你是正职员工，平均年薪确实也出现了减少的现象。而且，今后还能够随着年龄增长而获得加薪的人，恐怕寥寥可数。假如还保持着“得赚到500万才能结婚”、“年薪要有670万才够过活”等过去的判断标准，觉得“年薪到达某个水平前不能结婚”、“在碰到年薪达到某个水平的对象前不能嫁人”的话，极有可能错失结婚的机会。
这个世界上，家庭原本就有许多不同样貌；要建立何种样貌的家庭，应该由每对夫妻自己来决定。不过，光靠先生工作维持家计，其实是一种特殊形态。综观历史或全球，夫妻都工作才是一般的常态。
例如，在瑞典，有九成以上的家庭都是双薪家庭，全职的家庭主妇相当罕见。他们的社会结构也是以夫妻都工作为前提。在这个前提下，自然衍生出“太太不是自己的财产，而是好伙伴”的观念。
或许有人反对女性进入社会，认为“女性一旦工作、有了经济能力，会导致离婚人数增加”。从女性大量进入职场的海外各国数据来看，确实有这样的相关性。不过，但毕竟“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面”，就算离婚率可能因而变高，我认为这个社会还是应该接纳女性，让她们能够自豪地投入工作，建立得以独立自主的经济能力。我也觉得，社会上若是能够出现一些引人注目的模范双薪夫妻，应该也有助于抑制离婚率的增加。
对现在20至39岁的多数人而言，“先生赚钱、太太支持”的模式，既是他们父母亲那一代的工作方式，也是形塑起他们对结婚与家庭之根本想象的“作业系统”（像微软窗口软件那样的基础软件）。可是， 这套“操作系统”已经落伍了。在现在这个年代，这种已老旧到无法好好使用应用程序的“操作系统”，就应该要将它升级，因为建构由夫妻两人一同分担工作与家事的新形态家庭时代即将来临。
一起努力升级为新“双薪夫妻”吧！——小室
一个人可以养活自己，两个人等于双保险！
结婚以前，我先生也曾经戴着驹崎先生所讲的那顶“家中支柱紧箍咒”。
我和先生同年，在27岁时结婚。由于婚前已交往多年，我一直以为两人的关系已经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
然而，只要一讲到“结婚”，我先生的态度就会出现微妙的变化。问他为什么，他都会回答我：“不论是收入、工作乃至于人生哲学，我都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结婚。从许多层面来看，结婚就代表着承担人生责任，目前我还没有足够的自信能够承受得起。”在25至29岁间结婚，对我先生来说“好像还太早”。
知道他有这样的想法时我深感冲击：“欸？我又没有要你背负什么沉重的负担呀？”于是我开始烦恼，“他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成独立自主的伙伴看待？”
二十多岁就不用讲了，但就算已经三十多岁，又有多少人能够大声讲出“我能够明确看出自己的未来”？至少，我自己就认为“实在不知道今后会有什么转变”、“凡事都没有保证可言”。
20岁、30岁的人生是一段以社会人的身份成长的过程，未来的一切都是在这段时期内逐步建立起来的。
在这个过程中，假如能够“结婚且夫妻两人都有工作”，就算未来依然毫无保证可言，至少有某种程度的避险作用。如果其中一人生病，或是因为读书或准备创业而暂时无法工作，另一半还是可以继续工作支撑生活……
把这样的想法告诉我先生后，双方才逐渐在工作观与婚姻观上取得了共识。
如今回顾起来，我俩之间的关系，确实有一段期间曾经出现过变化。
那是我仍就读大学时，休学一年，在美国度过一段流浪生活的期间。那时，先生已经与我交往，刚好也到美国留学，因此我俩有两个月的时间，在彼此距离很近的地方生活。由于我没有工作签证，也就完全没有收入。为了能够在美国多待一段时间，我过的是在日本时难以想象的“一天一美元”的省钱生活。钱能不花就不花，甚至连月历都是自己亲手做的。我先生说，过去的我，给他的印象就是游手好闲的女大学生，但是看到我省钱省成这样后，他对我的印象就大幅改观了。他说，那时候看到我这样，大大影响到他，使得他开始从现实的角度，考虑起与我之间的共同生活以及未来。
先前驹崎先生提到夫妻共同度过经营危机一事也是如此。他们并不在乎面子问题，而是推心置腹彼此讲出心里话。这样的经验，可以让夫妻的意识趋于一致，进而成为两人间的纽带。
我总是这么告诉女性部属或是后进人员：“结婚或生子后还能一直工作下去，就代表着能够自食其力养活自己。它的好处是，你不会以地位或收入去挑选结婚对象，而会以是否深爱对方这个最重要的标准来挑选。”
我也建议她们将这样的觉悟传达给对方知道：“我打算一直工作下去养活自己，无意要你背负什么在身上。两人联手可以完成更多的事，让我们彼此贡献自己的智慧，一起生活下去吧。”
以地位或收入为标准挑选结婚对象，固然也是一种价值观，但假如光以这些标准作为走入婚姻的基准，等到哪天对方失去原有的地位或收入，就会连婚姻生活也一并完蛋。
今后会是一个“没有什么事绝对靠得住”的时代，有没有“得靠自己养活自己”的觉悟，是很重要的。
“妈妈一个人带小孩”比不上爸妈一起参与！
前面已提及关于结婚的“迷思”，但我觉得在生子与育儿方面，也一样存在许多错误的迷思。
例如“孩子要自己带到三岁才行”的观念就是其中之一。
很多女生都觉得，“还没生孩子时夫妻都工作固然很好，但生了孩子后，会希望辞去工作陪在小孩身边”。会有这种想法，是因为大家常说“三岁之前的教育对孩子的修养影响甚巨，妈妈若没有亲手将孩子带大，会对孩子造成不好的影响”。也就是所谓的“三岁之前，孩子要自己带”的迷思。
我认为，小时候的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确实很重要。这段时期的亲子关系，对于未来人际关系的形成基础，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但也因为如此，我很怀疑在这么重要的时期若“只有母亲”陪在孩子身边，真的就够了吗？
在孩子长大、变得最可爱的这个时期，父母两人才更应该好好与孩子相处、共同建立起亲子间的关系。然后，由整个社会一起来守护这个孩子。这对孩子来说是最好的；但对夫妻关系与对社会而言，这不也是很重要的事吗？
一方面，厚生劳动省曾经（在《厚生白皮书（平成十年）发表过，“……没有合理根据足以证明此事（必须由母亲全天候照顾孩子才行）”。
另一方面，也有数据（图4）显示，父亲若能在孩子婴幼儿期积极参与育儿工作，孩子的社会适应能力会更加良好。
此外，二次大战后出现的“三岁之前孩子要自己带”的迷思，也助长了母子间的密切关系，反而把父亲排除在育儿活动之外。假如做父亲的能够在孩子小时候就积极投入育儿活动，应该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先生加班”是女性离职的隐性原因，也是恶性循环的开始！
《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已实施超过25年，和多年前相比，“女性结婚生子后，一辈子仍继续工作”的情形，已经变得“寻常”许多，女性的想法也逐渐改变，“希望能持续从事有成就感的工作”。
随着婴儿潮时代的集体退休，劳动力人口急剧减少，光是靠24小时工作的男性，很难维持组织的运作。提供舞台给有能力的女性发挥所长于是成了当务之急。目前，一些已经察觉这个问题的企业开始引进支持员工生子与育儿的制度，企业的女性员工取得育儿假的比例也变高了（图5）。
不过，实际上仍有七成的女性，会“趁着怀孕离职”（图6）。也就是说，虽然育儿假制度已广为人知，继续待在职场的女性也能够好好地休假生子，但这些对于“生子是女性一大离职原因”的结构本身，还是没有什么改变。实际的情况是，就连理当能休育儿假的正职女员工，依然可能碰到有碍于请育儿假的企业文化。而且还有另外一面妨碍女性继续就业的障壁，叫做“先生长时间工作”。即使好不容易请到育儿假，还是有不少女性在生完孩子后，因为先生工作未归而必须独自一人照顾孩子到深夜；在精疲力竭之余，因而放弃重回职场的念头。
太太一旦辞职，养家责任就完全落在先生肩上了。但现在就算是在大企业工作，年薪平均都减少了7%—8％（图7）。
如果只靠先生工作维持家计，一旦薪资减少时，先生很容易产生“我要加更多的班，以确保所得水平”的想法。
这么一来，先生拼命长时间工作，身处于人力删减又长期超负荷工作的环境中，就容易发生过劳死或身心失调等严重问题。太太则因为先生参与家事或育儿的时间减少，被迫更加孤独地投身于家事与育儿工作上，也就比较没有意愿生第二胎了。最后的结果，就是使得少子化问题更加严重。
与另一半成为默契十足的“双打”选手
除了政府应该发挥功能、消除如前所述的恶性循环之外，有些观念我们也应该要跟着改善。
日本经济自1990年起持续衰退至今，“失落的十年”已经变成了“失落的二十年”，年金问题或财政危机不时都成为讨论的话题，使得人民对日本的未来日益感到悲观。就现实面来看，今后的日本，应该很难再出现像过去那般的经济成长了；但即便如此，我认为目前的状况还不至于要以“不幸”二字来形容。
目前，积极参与育儿工作的男性已经比过去快速增加许多。这可能是因为这些男性过去与忙碌的父亲之间缺乏沟通，或是看到原本不太关心家事的父亲退休后出现“在家坐立难安”的模样，因而有所警惕。
另外，由于经济不景气，企业的加班规定趋严，许多公司都体认到必须提高生产力，也因而减少了无谓的会议或纯奉陪性质的加班。在法律方面，育儿假已获得保障，生了小孩之后仍继续工作的女性人数大增。虽然社会对于育儿的支持仍然有发展空间，但是在托育环境的建立等层面上，确实已经在进步当中。
也就是说，虽然如同前面提过的，还有不少问题尚待解决，但无论是从夫妻的意识或制度上来看，这20年间，在社会环境的改变下，“男女共同抚育孩子”这件理所当然的事，已经变得比过去容易许多。无论男性或女性，对于自己、家庭以及社会都会付出关心，也开始追求能够兼顾工作、家事以及育儿活动的生活。社会渐渐让他们不再需要在“工作与家庭”当中二选一，而可以配合人生的不同阶段，弹性地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度过更为充实的人生。
一直以来，就算夫妻两人都工作，多半都是采取先生负责“攻击”（赚钱），太太扮演负责家事与育儿之余才去工作补贴家用的“守备”（后方支持）角色。若以运动来比喻，这就像是“先生是棒球选手，由担任球队经理的太太支持”。
然而，这种模式已渐渐不适用于现代社会了。
现今的环境下最适切的夫妻新形态，应该是夫妻两人都能感受到自己的工作价值，都能享受带孩子的乐趣，也都能参加当地社群，逐步从人性的角度拓展自己的视野。
这就像由夫妻两人组成“网球双打选手”一样。两人都是选手，对手飞过来的球离谁近，谁就回击过去，球如果飞到自己够不着之处，就交由值得信赖的伙伴帮忙回击。其中一人状况不佳时，就由另一人提供支持，以两人共同赢得球赛为目标—就是这样的关系。
我们正在朝着这样的方向前进，因此应该说现在是个“美好的时代”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