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县涂井崖墓年代标志比较明确，出土钱树佛像的墓内伴出有直百五铢，结合陶俑、器物的形态以及墓葬形制，原简报将其定在三国蜀汉前期（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忠县涂井蜀汉崖墓》，《文物》1985年7期。），其说可从。
彭山崖墓中出土钱树佛像座的第116号墓，原报告定在东汉晚期，后来有意见认为由于钱树佛像两侧的“胡人”形象见于涂井蜀汉早期墓葬，故佛像的年代应与涂井崖墓大致同期（吴焯：《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文物》1992年11期。）。笔者认为从该墓出土器物的特点上来看，似应略早于涂井崖墓，属东汉晚期的可能性较大。
贵州清镇石室墓的年代，原报告也定在“东汉时期”（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1期。），但考虑到出土的钱树佛像形制与绵阳何家山、忠县涂井出土的钱树佛像的形制十分相似，故亦应属于同一时期。同理，流传日本的几件传世品钱树佛像日本学者推测其为“三国蜀”（南京博物院等编：《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页126，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也应大致无误。
陕西城固出土的钱树佛像从目前所公布的资料来看，据称系出土于东汉时期的砖室墓，但有关墓葬的具体情况不详，无法作进一步的比较分析，原作者认为此钱树的年代可能为东汉晚期（罗二虎：《中国陕西省出土钱树佛像考》，《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2号，1995年11月。）。与其他钱树佛像相比较，此像虽然其印相、姿势总的来说是相近的，但佛像头顶的花卉状华盖、颈部的衣饰图案以及胸前的图案则与其他的钱树佛像有所不同，似保留了较为浓重的中国传统神仙像的特点。在没有更多的材料可供考证之前，可从原作者之说。
综上所述，上述钱树佛像大体上始兴于东汉晚期，流行于三国蜀汉，至蜀汉灭亡之后趋于消失，时代相当于公元二世纪末至三世纪左右。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原定为东汉时期的麻浩、柿子湾崖墓佛像，其雕凿年代有可能要晚至东汉建安至蜀汉末年（唐长寿：《乐山麻浩、柿子湾崖墓佛像年代新探》，《东南文化》1989年2期。），如果这一推测不误，包括钱树佛像在内的整个四川早期佛像的年代，主要应当流行于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
那么，这一时期其他地区早期佛像流行的情况如何呢？下面，我们可以作一个概略的比较。
中原北方地区虽然在东汉时期可能已经出现一些受到佛教影响而出现的图像，如和林格尔壁画墓中的“仙人骑白象”与“猞猁”象、滕县画像石中的“六牙白象”等（俞伟超：《东汉佛教图像考》，《文物》1980年5期。），这些图像俞伟超先生均将其归入“东汉佛教图像”类，学术界对此还有不同的看法。即便如此，笔者认为，这都是间接地表达受到佛教思想影响的图像，还不是直接表现佛的形象。与四川地区的钱树佛像相似、或许可以称之为早期佛像的，是1953年发掘出土的山东沂南画像石墓中室八角擎天柱上刻出的两尊立像。这个柱子的四个立面，其东、西两面为东王公与西王母，均坐在华盖之下，南、北两面顶端都刻有带项光的童子立像。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在南面中段刻有一坐像，头上似有髻，右手五指外伸，与施无畏印的手势相似，其左手成拳状屈于胸前，细审原图，实际上原来也系握着衣角，只是可能由于漶漫过甚，衣角的线条已经不甚清晰而已（曾昭燏等：《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这种造型的佛像与四川地区流行的早期佛像式样十分接近。
令人注目的是，在这座佛像的肩部，有明显的双翼向上生出，与东、西两面所刻东王公、西王母图像上的双肩生出的双翼如出一辙。前述流传日本的一尊钱树佛像的双肩，也生出有这样的双翼，这个迹象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后文还将论及。关于沂南画像石墓的年代，过去争议较大，有魏晋及东汉两说，但近年来随着苍山画像石墓年代的确认，一般倾向于认为其时代应为东汉晚期（安志敏：《论沂南画像石墓的年代问题》，《考古通讯》1955年2期；李文信：《沂南画像石墓的管见》，《考古通讯》1957年6期；俞伟超：《东汉佛教图像考》，《文物》1980年5期。）。
三国时期北方曹魏统治区内，迄今为止没有发现早期佛像的考古材料。直到公元三世纪末至四世纪，当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之后，才出现了一批具有犍陀罗艺术风格的金铜佛造像。这批金铜佛像形态稳定，有的有明确的纪年，均为单体造像，显然已是偶像崇拜的产物。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批金铜佛像当中，仍可观察到一些与四川早期钱树佛像风格相近的因素。如后赵建武四年铭金铜佛像（现存美国洛杉矶亚洲美术馆）以及另一尊现存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公元四世纪后半的金铜佛像，其头部的高肉髻，身上的通肩大衣以及呈“U”字形下垂的衣纹，与四川地区的早期佛像都很接近（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吉川弘文馆，1995年。）。现存于美国福格博物馆的一尊公元三世纪末年的金铜佛坐像，除上述特征之外，其肩部还有数道向上生出的翼状物（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吉川弘文馆，1995年。），也使人联想到早期钱树佛像的某些特征。但由于从东汉末年到五胡十六国其间毕竟有一段时代上的缺环，根据上面的迹象我们还只能推测五胡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可能吸收融合了一些与四川地区早期佛像较为接近的技法与风格，尚难以进行直接的类比。
与蜀汉、曹魏呈三足鼎立之势的孙吴统治下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个时期的考古材料中，也出现了一些早期佛像的资料。较为多见的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出现在铜镜上的佛像，另一类是装饰在青瓷堆塑罐上的佛像。
关于长江中下游地区饰有佛像的铜镜有两大类，一种是所谓“画文带佛兽镜”，如在湖北省鄂城市寒溪公路出土过一枚，其制作年代约为公元三世纪中叶。此镜直径约15厘米，内区由四组神像与四兽交互组成，四组神像中，有两组分别是西王母与东王公，另两组则为佛像，一尊为坐像，一尊为立像。坐像结跏趺坐，头部似有头光，两手的姿势不明（王仲殊：《三角缘神兽镜》，(日)学生社，1992年。）。更为多见的，是另一种所谓“佛像夔凤镜”，王仲殊先生曾撰有专文加以论述（王仲殊：《论吴晋时期的佛像夔凤镜》，《考古》1985年7期。）。该文论及4枚现流传国外的传世镜和7枚发掘出土镜，后者的出土地点主要集中在浙江、江苏、湖北、湖南、江西等地，作者认为其是中国三国时代的吴镜，盛行于吴的中后期（即三世纪中期前半叶至中期后半叶），西晋时继续流行，东晋时偶有残余。从以上11枚佛像夔凤镜中佛像的情况来看，大体上又有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佛的坐像，包括结跏趺坐、半跏思惟像两种姿势，另一种则是“飞天”一类的图像，属于菩萨像之类。
需要附带说明的是，上述这两类带有佛像的铜镜，在日本古坟时代（主要是公元四世纪左右的前期古坟）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中也有相当数量（通口隆康：《古镜》，第五、第六章，(日)新潮社，1979年。）。目前对于其来源中日两国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但当中受到长江流域古文化因素的影响是可以肯定的。
通过比较我们不难看到，长江中下游吴镜系统上的佛像，与长江上游地区的钱树佛像在形态上有一些明显不同的特点：
第一，前者的半跏思惟像、飞天像之类不见于后者；而后者右手结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的模式也不见于前者。
第二，出现在同一器物上的佛像，前者富于变化，以湖北鄂城出土的佛兽镜为例，四组佛像中既有结跏趺坐于龙虎座上的正坐像，也有结半跏思惟坐于莲座上的侧身像；而后者则几无变化可言，均为同一式样的单调重复。
第三，前者在造型上仅重轮廓，不重细部，装饰性意味突出；而后者却注重表现佛像的细节（如肉髻、毫光、胡髭、衣饰等），宗教性意味强于装饰性意味。
装饰在青瓷堆塑罐上佛像，主要出现在长江下游地区公元三至四世纪吴至西晋这一时期。这种青瓷堆塑罐或称之为魂瓶、神亭、谷仓罐，在器物的上半部，多出现堆塑的楼阁、人物、动物、飞鸟等，佛像常常与这些纹饰一道，被置于罐的口部、腹部，有的是堆塑的圆雕或半圆雕，有的则粘贴在罐的腹部。这类佛像的特征比较明显，一般高6-7厘米左右，多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可以观察到佛像上的项光、肉髻等细部，其胸腹部的衣纹用平行线条加以表示。与长江上游地区钱树佛像最为显著的区别是，这类青瓷堆塑罐佛像几乎无一例外地均结禅定印，而不见钱树佛像中成为定式的施无畏印和手握衣角的形态。从时代上来看，四川地区包括钱树佛像在内的早期佛像出现的年代，根据上面所作的分析，要略早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但在三国时期曾有过一个平行发展的阶段。蜀汉灭亡之后，四川地区的早期佛像就此走向消亡，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这类早期佛像一直流行至西晋。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基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公元二至三世纪这个历史发展阶段，长江上游与中下游早期佛像的形态，差异性是主要的，两者之间可能不存在直接的传递关系，接受佛教传播的途径，很可能也是不同的。换言之，这个时期长江上游和中下游地区，可能已形成两个不同的接受佛教影响较多的中心，人们按照自己对于域外初传中国的佛教思想、佛教仪轨以及佛教偶像的理解，以不同的形式将佛像吸收融合进本地区的文化传统之中，创造出了各具特色的早期佛像。从形态上观察，以四川地区为中心的钱树佛像，似乎更具有统一的制作模式，人们对佛像的理解更为趋同，但这并不能表明这个地区接受佛教传播与自身发展的程度要高于其他地区，而有可能与四川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相比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然盆地这样一种自然环境有关，当时在这一区域流行的钱树佛像较为容易形成一致的风格。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长江上游地区与中原北方地区的早期佛像在形态上体现出更多相似之处，或许暗示着两地之间具有某些共同的文化来源，值得加以注意。
三从西王母到佛像：钱树主尊的置换
作为钱树佛像的载体，钱树本身的赋形与内涵是十分丰富的。过去对于考古出土的这种形制特殊的明器曾有过不同的意见：于豪亮认为钱树出自海上三神山（于豪亮：《“钱树”、“钱树座”和鱼龙漫衍之戏》，《文物》1961年11期。），俞伟超认为钱树可能象征着“社树”（俞伟超：《东汉佛教图像考》，《文物》1980年5期。），近年来又有研究者提出钱树可能象征着神话传说中的桃都山（王永红：《汉代“摇钱树”的形状及内涵》，《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6年2期。），或为西王母所居之昆仑神山及其神树（钟坚：《试谈汉代摇钱树的赋形与内涵》，《四川文物》1989年1期。），等等。无论上述观点异同如何，笔者认为钱树与西王母崇拜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特征。从目前考古出土的钱树实物反映出，西王母崇拜是钱树内容中最为显著的主题，在钱树佛像出现之前，钱树上的主尊主要是西王母。这里，我们可以举出数例来加以说明：
1．四川西昌市郊第101号东汉墓中出土1件钱树，树座为陶质，铜铸树体分为树干与树枝两部分，树枝上铸出西王母端坐于伞盖龙虎座上，左右为穿宽袖袍服、头戴高冠、支撑博山炉的人和身飘羽毛的羽人以及兔首羽人、朱雀等神怪（凉山博物馆：《四川凉山西昌发现东汉、蜀汉墓》，《考古》1990年5期。）。2．四川西昌高草东汉一残墓中出土的钱树残片上，主尊西王母高居于树端中央的龙虎座上，身穿长袍，双手合揖，其左右各有西王母神话中的玉兔、灵蟾捣制不死之药等图像（刘世旭：《四川西昌高草出土汉代“摇钱树”残片》，《考古》1987年3期。）。
3．四川彭山双江崖墓内出土摇钱树，树座浮雕怪兽，树叶上铸出西王母，周围有手托日月的羽人、蟾蜍、玉兔等西王母神话题材的图像等（原件现存四川省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