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语言语汇在不同的文化圈、不同的文化层次的人群中有着完全不同的含意，一个皇帝对馒头的理解和一个乞丐对馒头的理解有天壤之别，同样，当代艺术语言在西方和中国也不一样，它们在不同的地区激起不同的反响，不论艺术家的主观创作意图如何；又好比权力这个概念，在西方和中国都意味着统治者，但一个中国人和一个西方人对权力和统治者的理解和认识也有着极大的差别。传统上在东方，权力者近似山头、太岁和恶霸，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就是愚死的典型（也不问他老子要他死的动机为何，更不想调查是否李斯、赵高作祟）；而在西方，权力者更多的时候是行为的主动者，西方君主的模范，奥林匹斯山的众神之神宙斯，也常有退避三舍的时候，他怕老婆赫拉，怕女儿雅典娜，不喜欢儿子阿波罗，对爱子赫尔墨斯有求时都是好言好语……西方难得有暴君，因而也没有给人民造成走极端的习惯，除了法国大革命，那实在是没有吃的，妇女们（母亲们）才冲向凡尔赛。在意识的深层次，基督教之前的泛神论和之后的一神论始终为西方人奠定着众生平等的精神，太阳照在皇帝身上，也照在乞丐的身上，平等精神深入骨髓，也是有了这样的前提，民主法治才得以行使，文化语言才具备普世精神。而在中国，宗教历来不是精神和道德的支柱，政治腐败比清廉的时候多得多，对有独立精神的文化历来实行倾轧和排除，存在普遍的危机感自始至终伴随众生，不论生活行为，还是艺术行为，人们习惯于一窝蜂和争先恐后，因而在今天，一旦接触自由和平等的概念，难免出现以前只有帝王官吏有权做坏事，今天大家都有权做坏事的局面。中国的当代艺术结伴西方造型语言，多多少少有点挑衅的味道。向谁挑衅？传统？正统？
传统是哪些？正统又是哪些？仔细想看后发现不过仍然是政治体制、以礼教道统为虎作伥的体制在社会各阶层乃至各个角落设下的种种樊篱和罗网，时间很久了，这些东西已经生了根！五四运动高喊“打倒孔家店”一百年不到，又被翻了案。其实，“打倒孔家店”并非针对孔子一人，而是指在他的影响下形成的出售一条条精密结实的精神和行为裹脚布的“铺子”。儒家地道国货，害国人两千年，才有五四前的国耻和国难，才有五四青年的愤怒情绪。愤怒出诗人，也出画家。
据说审美和审丑都是人的一种本能需要，只不过审美者传达心志舒畅昂扬，而执著于审丑的人是要发泄内心的愤怒。西方古典主义者认为，愤怒中的人无法欣赏美，更何况创造美，所以，审美和审丑虽同属人的本能，但在古典主义当道的古代和近代，二者成了远亲（中世纪的西方艺术和中国传统艺术相仿，美丑不是创作的重点），直到二十世纪，审美和审丑才成为近邻，对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愤怒，使审丑介入艺术。古希腊的一个哲人说，社会不公产生的苦难让人愤怒。按此，当代艺术应当是对不公和苦难狂呼呐喊的艺术。
中国统治者在两千年前开始独尊儒术。事实上，政治仅仅依据一种理论无异于玩火，统治建立在一种学说上无异于走钢丝，确有一时之精彩，一时之得心应手，但玩火必自焚是民间俗语。简单俗语往往包含莫大真理。房子的地基应该越大越好。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上，目光短浅又心地狭隘的统治者强行推行一种教条，为了尽快统辖民心，这是急功近利的统治方法，以压抑其他文化为代价，这在短时间内的确能够收到明显的统治效益，但没有多元文化的支持，政治无法持久。朝朝代代因袭模仿，结果无一例外染此宿疾，病毒遗传与基因遗传同步，均一两百、两三百年便宣告彻底破产。国家破产，社会大伤元气，而文化艺术也因此遭受巨大打击和放血的厄运，造成中国文化历来体质羸弱的事实，以至于到今天只能靠借贷度日。或有人为此做过科学理性的思考，但统治者冥顽不灵地得过且过，大多数文人则敷衍搪塞，好的企图在古人的书子中找解药，平庸的只图科举顺利，个人仕途发达。其实，社会应当多元，好比一块农田必须种不同的作物才能避免衰竭。
我们在奥运会上拿了最多冠军，身体上，“东亚病夫”的帽子可以丢了，身体强壮起来的中国人，还得考虑精神的进化，否则泱泱大国，有可能戴上“东亚精神侏儒”的帽子。我们已经完全失去原创的能力。今天，室内户外，地上天空，走进每家每户，从天花板到地板，从厕所到客厅到卧室，哪一样不是西方文明的果实，堂堂西货中国制造，让我们沾沾自喜不已，剩下油烟炒菜这项国粹之外，还有中医，我们最后的精神支柱？
我们开了奥运，我们送飞了“神七”，只要有人、有钱，这两件事就可以做得到，但问： 自然理性指导下的世界观买得到吗（良性社会的必备条件）？和谐社会对国民要求的公义和道德感买得到吗？以智慧指导意识形态并驾驭情感的统治管理方法买得到吗？金钱能够解决一时半刻的问题，但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不解决根本问题，持续发展就是一句空话，存在将不断面临危机，艺术文化只能成为苦难缪斯们的呐喊，如果有自由呐喊的话。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中国人的精神、想象力乃至身体都被盆栽了，我们都是美丽的盆景，看起来像一棵棵的大树，巍峨壮观，但我们只是像大树，我们不是大树，完全没有能力生发原创的美丽。在政治的重压下，我们无暇顾及感性与自然的正常健康交往。孔孟礼教让我们对自然以及鬼神都敬而远之，我们的感性世界被一再缩小（对自然和世界的好奇探索心是科学产生的前提，是文化艺术的催生素），我们的想象力被界定在迷信的门槛上，在礼教道统的规定下，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等级森严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或“男女授受不亲”，或“敬鬼神而远之”等荒唐的规定，这一极端导致了今天中国社会的伦常大危机。儒家的伦理观无异于用人为的伦理，替代天然道德和天然理性（想像《诗经》中的状态）；女性在儒家系统中的根本缺席，使社会阴阳彻底失衡，使中国人的心理、心态、心情遭到抽底的大破坏，这大大违反自然的怪现象，其恶劣结果的恶劣影响也是造成今日文化乃至社会危机的直接因素。过去，整个社会关系被紧紧地套在荒诞不经的等级之中，以奴性替代人性，权欲成为魔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同德者必同心，否则，改造你，战胜你，征服你，抛弃你，制裁你，消灭你，毫无宽容可言，每一个受害者同时又是迫害者、监督者和告密者。今天，权力和资本更是急不可待地要将整个社会占为己有。我们的社会中从来没有和谐，中庸是靠牺牲和压制人的自由声音和行为达到的。更多的时候，我们经历的是怀疑和无情的敌视。中国历史上的稳定只是一种貌似的稳定，貌似的东西都非货真价实，在科学历史的显微镜下，其病态暴露无遗： 禁锢精神和言论，只会使社会中迷信和愚昧如野草孳生，此状态下的民众也只能盲从和附和统治者。其实，裹缠盆景的绳索不一定是孔孟程朱理学，而是以理学遗毒立身的文化人，因为在中国，过于强大的政治从来没有给文化人一席独立的社会地位，为了某一介生存，他们只好卖身依附。与西方文化国度相比，中国两千年来，如孙悟空所说，一直是一个以“强者为尊”的国度，这正好是文明、法治社会的反面，文化人成为墙上草也是不得已的命运。
过于强悍的政治体制，或者说专制的国度，其间难得有与统治者同心同德者，每个人都暗藏一本账，为自己留后路；兴盛时同歌同舞，危机时各奔东西。尤其在社会混乱时期，恨国家机器中藏垢纳污的同时对国家机器的作用又非常地依赖；对强权的渴望因而导致放纵国家官吏任意欺瞒压榨。这是仿佛噩梦一般的恶性循环。对此，有人爱搬用十九世纪欧洲大工业革命时期的种种社会弊病来文饰我们的现实。不过，欧洲人总的来说比中国人幸运，当国家让他们失望时，他们去找教会，当教会让他们为难时，他们又去找国家。他们有冲天的愤怒，但从来没有彻底的绝望，而且，说话的自由是神圣的权利，尽管历史上有残酷的宗教裁判，但自由的声音始终响彻西方的历史。
中国从来是一个政治大国，但政治大国不等于政治强国。大国只是一种物理描写，强国则有力量和精神的内涵。电视连续片《大国的崛起》演了好久，反响也很大，大家都说好。皇帝的馒头和乞丐的馒头，味道是不一样的。将西方的历史经过三国演义式的演绎，国人都看得津津有味。这个电视系列突出了西方强国崛起时的政治谋略、伎俩、筹划、手段等，而对崛起之前几百年的思想、精神、文化和科技的准备和铺垫基本上未着笔墨。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现实究竟如何，仁者智者各有所见，“若无法认识现实，也可以将现实的表皮当作现实”。
假若说文艺反映并启蒙社会，那么，中国目前的文化艺术在当代的中国人眼中可能很难赢得交口称赞。文艺表达情、志、意，而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受到的极端限制和不得已的严重缺席，对宽而滥的艺术局面是无法承担任何责任的。后人会知道吗？但愿。没有自由批评家的社会，人们对文艺容易一窝蜂，人口庞大的社会，就会产生巨大的社会问题。社会需要多元，人多并不是问题，更何况根本的问题，关键是国家管理者的理念和良知，还有智慧。人多是巨大的资源，但人多在过去仅仅是权力的对象，是政治的工具和借口。人多不能疏导、合理安排也是我们政治体制中儒家的影响结果。自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没有人再真正喜欢从事众多朴素而美丽的职业。鞋匠、锁匠、车匠、木匠、画匠、瓦工、泥水匠在欧洲中世纪、近代都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属于市民阶层，今天代之以程序设计员、工程师、建筑家、画工、垃圾处理人员，仍然是受人尊敬、收入稳定的行业，很多白领还愿意“下”嫁，在教育普及的今天，欧洲的农民和鞋匠都是收入稳定的阶级，社会偏见和等级的樊篱不攻自破。而在我们社会中，常常是学习不好的孩子去学手艺，“数理化不好？学画去。”我们对下一代没有耐心，不愿意陪伴和观察他们的兴趣爱好，才一出生已经被迫接受盆景造型术。中国的父母有一个通病，喜欢安排下一代的生活，喜欢在下一代的生命中指点江山（也是一种政治癖好、权力欲），才牙牙学语小儿，已经给填食唐诗宋词百家姓三字经，结果我们的孩子、中国无数美丽的人才就这样毁灭在好心、心急的父母手上。孩子们在规定的前景中瑟瑟攀援，成功者考个名牌大学，了不起是个“乖娃娃”，“父母的骄傲”。之后便无声、无色、无嗅，当然只会模仿，不会原创，生活也好，艺术也好。
我们的上一代和下一代中很多都没有独立的思想，缺乏对世界客观理性的认识，对所处的社会更是唯恐避之不及，回避正常、正确的感性认知，独立思想在我们的社会从来无法生根。为什么高压？一方面是权力习惯的需要，另外一方面，社会发展的速度如开闸放洪，对伦常、道德结构的冲击自然需要强权的维系，这同欧洲十九世纪前半叶的情形有些相似。拿破仑的崛起，在政治以及文化各个领域掀起巨大的冲击波，他退出历史舞台后，保守势力开始不惜一切代价找回安定，维也纳会议开了整整一年，欧洲和平颤颤巍巍三十年，其间政治高压，文艺审查，民间特务间谍，稽查百姓，不亦乐乎，为的是“保证小康”（三十年比德迈耶尔时代： 小市民时代）的社会稳定。社会表面上井然有序，不曾想高压下必有大爆发，一八四八年市民革命如一场野火，从西欧烧到东欧，血流成河，惨状空前。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引导人民》，是反映，也是警告。
新的文化艺术没有新的社会构架是一句空话。和谐社会首先应当以官吏（包括上层建筑的所有人员）尽职守安本分为前提，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当官的等于拿了执照的强盗，今天，当医生的抢病人，当教授的偷学生，当警察的肆意殴打触法者，似乎并不是偶然事件。对“下级”的膏血肆意霸占和暴虐行为仿佛历史重演。中国包括文艺人在内的上层建筑者，其血液和基因中，对民众的蔑视是一条又长又臭的裹脚布，以文载史在中国只是半句实话，文人、艺术家常常以凭栏远眺描写记录众生疾苦，天下大乱时，他们也以艺术骂骂朝廷，但若民急犯上，他们又毫不犹豫的抽身远离“祸流”，自榜“公道”、“正义”，一派清高。夹缝中的存在，可怜。目今眼下，除了名誉，他们更着急的是金钱。
中国当代艺术看似前卫，其实也未脱传统文人弊病。发议论，狂批评，狂解构，“为演新潮强说新”，借来的“新”，模仿来的“新”，未尝不可，特别是西方大捆钞票开出来的模仿许可证，外资引进财源滚滚，一部分艺术家先富起来，这是时代感，是中国特色。邪门儿。殊不知，中国人本来就孱弱的独立思考和原创精神因此一再猛遭霜打雪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萌发的自由理性精神的嫩芽，被金钱的铁蹄踏个稀烂。商场的智慧，文化的远见，西方人今日仍领风骚。中国的观众面对中国的当代艺术一筹莫展，干瞪眼，“现代派”？“当代艺术”？艺术？无奈驽骥同厩，非造父不能辨。在中国艺术走向危机的今天，在中国文字深层美遭到漠视的现代教育中，解构中国文字的艺术家却当上美术学院的院长。这是政治策略，还是自欺欺人？抑或是文化虚无主义？我们需要借鉴，更要继承，但这两者都不可以替代原创。而原创需要思想，需要痛苦、长久而深刻的思想。
病急乱投医，过饥不择食，都危险。精神的饥渴，灵性的迷茫，中国传统文化的黄化（植物衰老现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化（非娱乐文化）阵营连连告急，民族急需精神文化滋养，但又缺乏有洞见的人才和作品。模仿西方，把西方当代艺术拿过来，将形式做一番改裁、拆补，以为代替自己的艺术原创，这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实质和现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油画还给国人切肤之感，虽说也是批评题材居多，但说的是自家的事情，药苦，经过审美包装，观众吞起来心甘情愿，技巧是西洋的，并没有人在乎，反而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可见观众对模仿和依傍西洋艺术是有感知的，也认可的，那时是现实主义艺术，艺术家、艺术和观众还是有机整体。走入当代艺术，艺术家传统文人的“凭栏远眺”毛病又出来了，还是用半生不熟的“外国话”创作，外国造型语言，创造出来的作品不知道是给外国人看，还是给中国人看，或是想两厢兼顾罢。既有金钱，又有牌坊！艺术家从此宣告彻底独立，于社会，于同胞，关怀仅仅限于“凭栏远眺”。按照《西方的没落》的作者、德国哲人斯本格勒的意思，西方近代至现代的一段辉煌的文化正在结束，我们的艺术家只不过拿人家的末流当自己创作的本源，为别人的葬礼献上一份不菲的陪葬，洋人的遮羞布是所谓“全球化”，中国的艺术家则说这是“普世精神”。也罢，我们当然什么都需要。
中国当代艺术不可能持久，并且会很快地贫薄下去，依靠炒陈饭，一个样式画了再画，为了有人收藏，未尝不可。但是，艺术家对金钱的敏感，只会造成对艺术的盲点。中国什么都不缺，有足够的苦难和痛创供人思考，耻辱和痛苦都是我们的财富，但文人画家历来习惯于回避，或倾向于个人主义的投机取巧，找捷径为自己成功，缺乏社会关怀和责任感，这难免让人感怀十九世纪俄国“巡回展览画派”对社会的关怀；感怀二十世纪初维也纳“分离画派”集体对贝多芬的追忆和对梵·高纪念所筹办的展览。无奈在目今的中国，急功近利是时下的风气，夸张一点说，是时代精神，这于中国当代艺术家嫩弱的良知是极大的考验和蹂躏。我们缺乏有原创精神的艺术，可能是体制对个体的压力太大，思想根本空泛；也可能是中华文明中的裹脚布太多……导致艺术家索性走穴，搞边锋艺术（不是先锋），正好外国收藏家施舍嗟来之食，便一窝蜂而上，形成某种艺术繁荣，这中间的激越之情不能说不是批评精神的一次勃起，但风格雷同得惊人。
今天中国的思想代表为谁？精神代表为谁？自然不是统治阶级。统治阶级的作用和功能是维系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这是政治的全部内容，它可以介入文化，但不能控制、更不能用权力制裁和规定文化。政治停止对学术界的干扰，让精神在自由的环境中成长和发展是一个社会走向痊愈和健康的唯一路径。让民间健康、肯定的能量有空间成长，让中国的知识分子重新找回春秋时代的思维环境。邪不压正也是俗语，俗语是智慧的结晶。今天，不论是借洋人的艺术语言，或是重新在儒学中找出路，抑或在僵化的学院主义的空间中找未来，都无异于在破烂儿中拣裹脚布。中国期待自由思想家的出现，期待独立于体制的批评家的产生，只有这样，中国的民族精神才能复苏，中国的民族魂才能真正苏醒。
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只繁荣了唐宋两代诗歌；而印刷术传到西方，就催生了空前绝后的文艺复兴运动。或可希望当今这股西来的潮热也能在中国催生点有品质的东西？可品质对谁而言也是个问题。艺术感性审美极度贫血的中国观众，如何走进中国当代艺术，开始审丑的经验？当然可以强加，这是中国上层建筑的一贯做法，儒家道统体制的错？文人清高，手工、技术历来被视为“鄙事”，不被重视，何况珍视，其恶果是全民族的感性官能、好奇探索心因此大大退化（中国人绝大多数早已经远离抽象感性，全部的感性经验停滞在身体上），千年来，这对我们的形象思维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我们的形象思维和联想变得日益狭隘，今天，要感知并理解中国的当代艺术，这个由西洋当代艺术语言同中国极端文人化的头脑生出的“怪胎”，的确有些吃力。
当然，如果我们的政治不再封藏历史，不再封杀异端，不再指望人民忘却挫折和苦难，中国的当代艺术会是另外一番局面，不再那样让外国人嚣张，让中国观众惆怅、迷惘。做艺术家，做人，都一样，多一点诚实，多一分同情，多几分思考，多一些洞见。一点点愿望，一点点期望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