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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文化,主流文化,文化大同?

一位同事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人感到,虽然有枪炮支持,殖民统治仍摇摇欲坠,遂精心策划了最后的战略: 体育运动会。一时间,在原英殖民地各国,有组织有秩序的运动会成为惹眼的文化活动。英国人在同当地人的比赛中也有输的时候,这是被殖民者最开心的时候,殊不知,英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正是在这一顷刻,在枪炮曾难以瓦解的民族土壤上落地开花。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运动成绩大加赞赏,“朽木可雕”;潜台词: 原创者是我,模仿者是你。

十九世纪,西方在枪炮支持下的武力侵略和扩张,在今天已经改头换面,作为敲门砖的资本,其面纱下不仅仅是文化的风姿绰约,而是“浮士德”的唯我独尊和贪得无厌本性的戏剧变脸。不是吗?当西方文明业已征服全球,“全球化”却成了最迫切的口号;当西方当代哲人指出西方文化的实质是沙文主义、是霸权主义时,我们却对西方文化毫不犹豫地趋之若鹜,尤其在德国哲人斯本格勒预言西方文化行将没落的时候。其实,“全球化”不过是为西方文化取得进一步殖民胜利的又一卓越战略措施,发展中国家在吞下资本这块蛋糕的同时,也吞下了蛋糕中的其他成分,所谓西方主流文化,包括造型艺术和体育文化等。在西方文明为全世界提供的文化平台上,西方人与原住居民争夺着最后的文化空间。

文明和文化并非志同道合的两兄弟,更多的时候是离心离德的。文明的本质是理性的,保守的,规范风俗的,其精神是世俗的,追求舒适和安定的,在通常情况下是反文化的。今天所谓“主流文化”其实是社会学上泛指的市民文化,确切地说,是现代社会都市的文明形态和市民的生活方式。而真正的文化,正好与此相反,它是某种理想和精神的风格化样式,是一个时代的先驱特征,一种前卫的风格样式,一种崭新的品位,尤其是现代文化中的当代视觉艺术,它与文明的稳定发展、社会的所谓进步、大众的启蒙是没有必须的关系的,或者说,当代艺术对文明的范畴不仅没有兴趣,甚至是与之相对立的,它体现的原则是个人主义,带有某种冲决甚至英雄主义的色彩。唯一的弱点是除了名誉,在今天,艺术的成功还必须伴随经济的成功。艺术中如果表现出人道和社会关怀,是艺术家独立思考的结果,是独立于国家而针对社会的。如果艺术行为出现“越轨”和“犯规”,它针对的是文明本身及文明无所不在的权威。在西方,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特别是当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诞生的时候,之所以引起大众的好奇和关注,正是因为艺术作为文化现象,是与以社会为主体的文明体系形成极端对立的结果,是鲜明个人主义所产生的震撼效应,被社会中的群体大众看成洪水猛兽,视为如战争来临,让人想起德国作家托马斯·曼说过这样一句话:“至少我一直觉得,一幅画,如果它的画面让观众感到画家不是一个战士,他就不可能是个好的画家。”(《对战争的思考》)

利用新的文化样式打造主流文化,成为文化中心,是文明与文化联手的时刻,为西方传统政治的一贯战略。文化是张扬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最佳手段和最好的武器,也是凝聚民族意识的最佳材料和黏合剂,是文明的生命力所在,漠视这一战略,等于给自己的文明判处死缓,巴比伦、亚述、迦太基,乃至古埃及等的命运写照。与此相对的是古希腊文化。今天谈到古希腊,指的是包括希腊本土在内的意大利南部和土耳其大部地区,古代希腊的文化殖民传统,通过这些地区的古代文物发现,变得昭然若揭;随后,这一军事侵略加文化殖民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发扬光大,此君热衷文化,有时甚于战争;接下来,古罗马最后在军事上征服希腊时,在文化上却早已永远输给了希腊。征服美的对象是崇拜美的开始。后来,中世纪民族大迁徙的那些蛮子,就是今天的西方民族,也意识到文化的历史和战略意义,以文化确立自己的民族精神,书写自己的历史,建立国家的丰碑。在二千纪伊始几百年间,哥特式教堂建筑在西欧各大城市拔地而起,成为国家和民族的中心,成为城市市民的中心,因为其代表的是民族的精神和文化。西方人很早就意识到,保证一个文明得以延续不仅仅在于依靠政治,也不在于依靠一个人,一个帝王,一个英雄,而在于建立文化,在于建立主流文化。法国十七世纪不可一世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扬言:“国家,就是我。”但今天,法国的代名词是以文化著称的巴黎,是路易十四的巴洛克宫殿凡尔赛,而不是路易十四。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凡尔赛宫成为各国宫廷竞相模仿的对象,今天谈到巴洛克宫殿建筑,凡尔赛仍然独领风骚,原创和成为主流决定了它独一无二的地位。成为文化主流是意识形态的需要,是扩张势力、实现霸权的另外一种途径。文明中三大元素,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均衡和密切的,任何一方过于强大都会影响社会的有机发展。

渴望成为中心,渴望进入主流,大约是每个民族的心理需要——在有民族分别的前提下,争先恐后是一种普遍的民族心态。十四世纪时,中欧小国奥地利的统治家族哈布斯堡有个不满二十岁的公爵,为了提升自家的地位,以便跻身世界一流王族,竟伪造家谱,硬说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个古罗马帝国皇帝是自家的祖先,无畏加荒唐,要求提高家族的地位。他的报告呈交到日耳曼皇帝卡尔四世那里,皇帝见申报条件如此强硬,竟有些不知所措,幸好意大利人文主义诗人佩托拉克在场,为愚钝皇帝指点迷津,才了却历史上一大诈骗案。皇帝对公爵没有追究,对其要求也没有做出反应,公爵在家等候多时,终于不耐烦,往自己公爵头衔前加一大字,自诩为大公爵。这番苦心,为了什么?原来,那一时期流行的哥特式大教堂只有王国一级才能修建,建大学也只有王国一级才能建有神学院的大学,年轻公爵要的就是这两样东西: 修大教堂,凝聚国内民心,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建大学,标榜自己的前卫意识,确立国际地位,是民心所向。这个年轻人的政治远见直到今天仍然为人叹服。跻身国际主流,要靠文化主流;而成为主流文化,成为文化中心,才有可能扩张自己的价值观,这是传统西方文化的一大特征。也就是说,在西方,精英文化的渗透宫廷成就贵族文化,贵族文化渗透民间成为主流文化,也就是都市文化,它并不会因为改朝换代而间断。今天在西方,智识分子、文化人早已取代传统的僧侣,成为文化精英,他们或不一定如传统文人高风亮节,德高望重,但他们仍然是社会文化的中坚力量。让文化承载历史和引领社会,而不是以人或意识形态为承载的主体,这样形成的文化传统,由于超越历史,其生命力之强大,不言而喻。西方主流文化需要的是都市,大都市,如雅典、罗马、巴黎、纽约。主流文化也需要精英文化为理念源泉,然后以贵族和资产阶级为实际倡导者和实践者,其形式的重要特征就是唯我独尊和排他性,用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话说,西方主流文化是理性的,男性的,沙文主义的,其精神的特质是中心论、是不断进取和扩张,西方历代建筑样式是对这一精神形态的最明确写照,如古希腊、罗马国家建筑中顶天立地的柱式: 稳固的保障和象征;如中世纪哥特式教堂义无反顾高耸入云的尖塔,唯我为高为尊;如巴洛克宫殿中正而庞大,不断递进的内部空间设计,难以历数、令人眩晕的装饰细节,绝对集权,永恒而无所不在;如古典主义建筑的相对朴素造型,但外观更为严谨威仪,极端的理性,在某种意义上,反映的是实现霸权急不可待的政治意图。走入现代,在所谓功能主义的名义下,在实用主义的旗帜下,声称最大范围内照顾个体的利益和需要,西方现代建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覆盖了世界所有的大都市,占领都市,是成为中心的前提。然而事实上,资本对每一个角落的征服,使个体利益和自由这一诺言成为不折不扣的谎言。

十九世纪,帝国主义的枪炮政治由于历史的原因早已显得力不从心,老牌贵族只好网开一面,拉资本家入伙,金融贵族粉墨登场,以资本征服世界,简直是举手之劳。几百年披坚执锐,身心困顿的殖民者,其业绩,资本家不到一个世纪,已经全部搞定,征服后的巩固战略不外乎是文化输入。不是么?不管二十世纪西方各种思潮如何花样翻新,自我剖析、自我批判以及自我否定的声音是如何震耳欲聋,有一点是确定的,西方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还在继续膨胀和扩张,因为,它仍然是极端理性的,因而是男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抑或在扩张的同时兼容并包,甚至吸收了其他民族文化的精髓或某些艺术样式,或彰明对女性和边缘文化有所关注和同情,乃至肯定其独立存在的价值,这不过是文化主义的巧言令色,因为它从来没有放弃其界定和评价的居高临下的位置,西方人的文化优越感甚至在一些左派哲人的言论中随处可见,这不外乎证明了一点: 西方文化仍是主流,言下之意,其他文化就成了“挂件”,因而这些左派们的关注和同情只具象征意义,潜意识中,他们有可能是更为坚定的西方文化中心说的维护者和捍卫者。在西方,文化中心说表面上遭到的种种起诉,像是给西方文化的扩张埋下的一颗颗地雷,如种族歧视,如反犹情绪,如帝国主义、殖民意识、性别歧视和男性沙文主义等,但雷区都有明确的标志,非常清楚,可以轻易绕过,即便是在劣迹累累的原殖民地,西方文化通过对语词的调整,通过对某些伦理观念的暂时认可,对当地民族文化价值更大范围的承认,仍然能够游弋无囿,畅行无阻,维护自己的独尊地位,俨然世界文明和文化的火车头,顽强地以领军形象活跃于世界文化舞台,不断提出新的口号,新的理念,新的时尚和艺术样式,以此印证自己是最强大、最具生命力、最进步的,言下之意,其他是衰老的、是落后的,而落后代表保守,保守意味着反动。在话语上,这也容易落入一个古老的套式:“我们是最进步的,因而我们是好的,其他是落后的,因此也是没有价值的。”西方,东方,价值观的指向常常是道德观的指向,这决定中心和主流的地位。西方文化殖民几乎已成为难以动摇的事实,而转动历史巨轮的那只无形大手究竟在何方,我们不得而知。

西方文化成为当代世界主流文化,反映在视觉艺术的林林总总之中,透过艺术不同的艺术风格和艺术形式,我们不难看清楚当代西方精神的具象投射。种种风格样式后面的精密的历史和战略思考,它们的作用重点表面上在于对世界的关怀,对大众的启蒙,实际上它们在要求更多的自由,更大的权力。不少艺术形式,由于反映出对现行价值观的怀疑和轻率态度,常常会让肤浅的观众误认为是进步的象征。然而,考证历史上的主流艺术,我们会发现,当代主流艺术和历史上的主流艺术有着本质的区别。它要求更多的自由,有可能是为了建立更合理的秩序,但社会、也就是文明必须为它承担风险。在上帝死亡以后,天才也随后被逐出了人类的家园。二战后西方艺术的全面民主化已经宣告西方传统艺术的寿终正寝,同时另外一个现象被普遍忽略,那就是,刚摆脱婢女地位的艺术,顷刻间再次沦落为婢女,资本的婢女,但这一次,美不再陪伴她。“艺术成了被蹂躏的对象。”达达主义成为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和批评理论的倡导,艺术对文明的批判成为时髦现象。达达艺术——只见达达,不见艺术;观念艺术——观念成分多,艺术成分少;装置艺术,多是装置,艺术只是“写意”。艺术家成了时代思潮的实践者和体现者,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家,不论是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不论是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还是文化主义抑或其他,他们的思想被知识分子普遍接受,被艺术家普遍实践,使得西方文化如野火燃遍西方世界的同时,也波及西方以外的其他地区,这大约是最值得他们欣慰的成就了,因为,他们成为了文化的主角,成为了全世界的思想文化的领军力量,成为了文化主流。

当代艺术的发展是多元的,确切地说,是超多元的。虽然有哲学思想的指导,有科学技术的支持,喜欢以理性批判的形式出现,但是它仍然是感性的,是非科学的,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是神秘的。资本对艺术的操纵和控制,艺术行为的日益生产化和市场化,尤其是国外资本对发展中国的艺术炒作,使某些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发展形成怪圈,圈中的艺术属于国际艺术主流,但在本社会中却是明显的边缘。由于创作多少像是“来料加工”,个性创作成为名副其实的谎言。这样创作的艺术,在感性上是完全西方的,而由于主题和内容的本土特色,对西方来说又是神秘的,也许这是其收藏价值的所在。在本土社会庞大的迷宫中,这个怪圈虽然是边缘群体,但由于有外来资本的支持,已经让人感到弥洛陶公牛的威胁。对艺术绝对民主化抱怀疑态度的人,可能现在已经开始祈祷泰修斯英雄的来到。这或许是大可不必的杞人忧天。西方的主流文化其实是西方大都市文化的别称,是后工业时代的产物。非中国传统所有。中国传统上只有精英文化和民俗文化,主流文化缺席是由于农业社会大都市的不发达,市民阶层的不稳定和不成熟。由此产生的空白正好给当代西方主流文化的渗透创造了空间。中国文化中绘画艺术作为视觉艺术的代表,已在西方人的意识中扎根的是北宋山水画,因此,虽然今天画山水画大有人在,但西方人对中国绘画的联想固执地坚守在北宋,今天的山水画是模仿,不算。也难怪,今日山水已非昨日山水,所寄托的精神,所承载的灵性内涵早已风云流散。目前的中国社会,在文化地理的意义上,暂时落入了边缘的定位。

今天的社会,存在以转瞬即逝的速度变幻方向,一切以肤浅的印象交流为模式,生命在顷刻间以最实际的形式兑现,对深度的渴望不仅遥远,根本就是陌生,资讯的狂潮席卷每一个角落,个体存在的虚拟成分增加,传统文明的权威之外,分门别类的话语形式形成更多新的权威,行政机关的,法律的,银行的,股票交易所的,工厂的,医院的,等等不亦乐乎,因此,准确地说,个体,大众中的个体,在精神上面临被肢解的威胁,他存在,但无法也无暇思考关于存在的问题,他不再需要文化,而只是毋须思考的娱乐。文化艺术的多元化被界定为艺术民主化,这中间又多有资本瞒天过海之嫌。当影视文化渐渐成为主流,传统视觉艺术中的绘画和雕塑成为边缘时,实际上,虽然未被产业化的影视文化所取代,但在艺术范畴中也已不可挽回地成为了边缘,其命运表面上在画廊、博物馆及拍卖行周游不停,事实上,为了抵抗资本的操纵和控制,它们在顽强地为自身的独立存在奋斗着。

今天的主流文化,也是市场经济作为新的意识形态的具体化现。宗教信仰、集权政治和资本,如文明体制中的三大力量,轮流操握主流文化。今天主流文化的草根化实际上是反文化之文化,一旦新的精神贵族诞生,就会对它们做另类处理。但不可否认的是,个体仍然有种种精神需要,社会也需要行之有效的运作模式。个人可能没有宗教信仰,但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些许宗教情怀,潜意识中,每个人都渴望个体归宿更高更美的大同;另外,个体对沉醉于幸福、回避苦难的普遍渴望,这些本应该是宗教和文化解决的问题,如今成了建筑艺术和影视娱乐的任务。设计突兀、造型陡峭的现代建筑,通过震撼视觉,的确能够增强个人对国家的信心,甚至激发出爱国热情,其效果并不亚于古希腊雅典卫城上的神庙建筑;影视文化中的不少大片,在某种意义上讲,也确实近乎企及欧里辟得斯悲剧的宏伟与精湛。与这些主流并存的其他文化形式,不免成为边缘,但由于社会的多元需要,边缘将与主流并存下去,而不会成为所谓民俗艺术,流落边缘以外。主流文化自古就是都市文化,没有文化的都市是文明的流产。都市与文化唇齿相依,但都市文化不仅仅是娱乐和知识的普及。

中国现在的主流文化,事实上是国际大范围内西方主流文化的一个部分,有观点认为是西方文化殖民的结果。回避文化传统的道德评价,这算是资源共享。他山之石或可攻玉,借桥过河也属正常历史现象,况且,人类在进化和发展旅途上,其内外经历,可能周期不同,但形式多少是一样的,西方文化“全球化”在某种条件下是可以被接受的,当然,在今天好多情况下,是不得已必须接受,不过,这种完全被动的地位可以通过选择接受加以调整。影响西方主流文化的元素,西方的博物馆、剧场、音乐厅、画廊、咖啡馆以及文字艺术、报刊媒体等,有着名副其实的文化承载功能;而在中国,由主要媒体传播的文化,大部分仍然是为了迎合市井村俗的娱乐需要,普通人在媒体外的主要文化活动是逛超市、大卖场、餐厅。除了娱乐享受,文化还被一般人单纯理解为知识,其实,文化和知识是两个层面的东西,文化是知识被风格化后的一种价值观,一种生活方式,都市生活方式,都市中知识分子、文化人的生活方式,是形成所谓主流文化的前提。有了知识,还不是说就有了文化。农业社会也不缺乏知识,但农业社会永远也不会产生主流文化。缺乏凝聚力的文化不可能成为主流文化,因为精神含金量太稀薄。

中国出于历史的原因,身不由己地卷入西方现代主义的洪流,工业化,都市化,商品化,竞争白热化,差不多是今天的日常生活现象。个体神经紧张,内心分裂,对抗、仇视、争强排他是普遍的心态,犯罪率带来的不安全感给生活增加额外的压力,加上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以及传统伦理和道德价值观受到利欲和其他因素的全面挑战,人们差不多没有精力再顾及真正的文化,满足生存需要刻不容缓;熨平心灵的挫创和伤口、满足冥冥中精神所剩无几的需要由肤浅、平庸、俗陋的大众娱乐包办,这些行业的冲击将原本羸弱的本土精英文化,更排挤成边缘,中国本土精英文化的代表,传统文人和知识分子,对现代社会的国内外冲击毫无招架之功,无力支撑、无力保护自己的社会,因为中国的文化人,从来要么生活在一尘不染的文化中,远离社会;要么生活在政治主流中,文化从来就是政治的装饰和婢女。文人们历来的梦想是成为帝王的“爱卿”,他们的所谓社会关怀是一种统治阶级居高临下政治态度,而他们所构成的生活方式,是充满政治色彩的官宦生活方式,是一种政治文化现象,而不是市民生活方式,更不是平民的生活方式,因此根本不能构成主流文化,不可能,历史上大概也没有过。西方文化在中国流行,恐怕与此社会结构不无关系;敏感词汇如殖民化和文化输入,早已被文化交流等词语所替代,而且,这些活动都是在盛大礼仪的装饰下展开的,如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种种这般的节日、文化周等。在视觉艺术方面,最为成功的是影视艺术,好莱坞基本上已经成为国际标准;传统造型艺术中的绘画、雕塑虽然沦为边缘,但现代建筑艺术却是不折不扣的、最完美的西方文化霸权胜利的象征,它悄然潜入,所向披靡,战无不胜。西方文化价值观遂成为普遍的价值观,这无疑意味着主流文化的地位奠定,没有人再去置疑这种霸权,它是那样的让人心悦诚服,仿佛世界文化大同的到来。

一个民族是否仍然应该坚持自己的方向,量体裁衣,打造最适合于本土社会的主流文化,而不是搬用异族文化,是值得考虑的问题。模仿未尝不可,但模仿皮表和形式还不等于得其精华。文化的精髓是模仿不来的,甚至连皮表的模仿也常常流于猴子演人戏之嫌。这应该是本土社会中精英知识分子思考的问题。为大众的文化,不等于迎合大众的文化,当然更不能迎合任何意识形态,因为长远来看,这是得不偿失的。政治家必须具备这一认同,因为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变化,与此相比,文化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依据来自一个更高的层面,它必须是持续的、恒久的、贯穿历史的,必须代表都市大多数文化人的价值观、审美观、精神取向,但又要高于这一切,既有精英文化的成分,同时也不排除纯粹的大众娱乐,这样的主流文化才能够承载社会,在这样的前提和条件下,一个民族才会在精神上成熟、强壮。中国传统文明中政治独霸古今,经济、科学、文化历来是边缘产物,而且根本无法与历史同步,加上每次朝代更迭几乎等于民族文化大换血,每朝帝王总要扮演文化精英,决定、提倡、推荐新的文化路线和方向,其结果是使民族文化气血两伤。反复的削弱导致长期的虚弱。而且,要形成自己的主流文化,没有自由思想家和自由批评家的力量介入,谈何容易。历史上,传统文人思想家因此躲进注解诠释古训,固然也是文化需要,但在中国,这成了精神成长的障碍,成了文化发展的绊脚石。当然,社会毕竟不是自然,绝对自由主义、放任自流也是危险的,因此,允许独立的、自由开放的文化批评力量,将是文化健康发展的一个保障。

今天的西方国家,在五百年间确立文化霸主地位的这些民族,实际上是一千多年前欧洲民族大迁徙中的那些部落蛮子,哥特人、弗兰克人、日耳曼、伦巴第人等。他们从皈依基督教,进而发现古代文化,然后毫不犹豫地将其宣布为自己的传统,声称自己就是古代辉煌传统的继承人,遂成了人类文明、文化史上名副其实的暴发户。他们在政治上以古罗马为借鉴和根据,在文化上以古希腊为范本与蓝图,精神和心灵有基督教的支持,从而使社会的发展具备三角形的稳定性。加上他们天性未泯和丰富的文化、科学想象力,五百年来所向披靡,在政治、经济、思想、科学、文化等领域,新的发展和发明层出不穷。这一文明模式,反映在艺术上,是一个个风格和样式的递变;反映在政治上,不断的成功是产生霸权梦的温床。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只有在合理而稳定的文明模式中,国家才能够强大,民族才能够成长。文明体系中的各元素,政治、经济和文化,谁都不应该成为“边缘”,谁都不应该成为“挂件”,哪怕是庞大的“挂件”,任何一方过于强大和过于薄弱,都会阻碍社会的正常发展。这也需要独立的思考和独立的文化批评力量,观察社会,针砭文化,针砭艺术,帮助艺术觉悟自身的同时,也为艺术建立观众群体。

因为,文化不仅仅是娱乐,它首先是一种反映精神内涵的生活方式,代表特定的价值观和理想,潜移默化中让受众思考,这是主流文化与大众娱乐最本质区别。西方人的后现代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况下应运而生的。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与中国有所不同。十九世纪,工业化和商品化挑战传统政治秩序,十九、二十世纪纷呈的哲学思潮挑战传统宗教体系,然后是英国的个人主义、经验主义倡导的个人生活方式;现代主义思潮在艺术创作上总体表现为“达达式”的批判,后现代主义则宣扬绝对个性自由的创作,这两股思潮掀起的是西方历史上少有的一次文化大革命,加上几乎是同步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西方付出巨大文化代价的同时,也趁此能量大爆发的历史机遇扩张自己的文化,成绩是卓越的,甚至包括最仇恨西方的伊斯兰激进主义分子,事实上也有可能是西方足球文化的狂热爱好者。奥林匹克运动会是西方主流文化的一杆旗帜,全世界争先恐后要将它插在本国的土地上,西方文化成为世界主流,由此可见一斑。

一种文化形式或艺术样式能够成为主流,找到可持续的共鸣圈与受众,表示它代表和反映了一种普遍的情绪和精神取向。文化是精神的外化和具象化产物,强悍的精神表现出强悍的生命力和渗透力,它是思想和理想的结晶发出的光晕。雅典卫城是国民崇高爱国热情的凝聚;哥特式大教堂是中世纪蛮族找到精神归宿后的祈祷和欢呼;文艺复兴的绘画与雕塑则是西方人发现自己原来与神齐肩而欣喜若狂的写照。找到精神归宿,确立高贵身份的西方人在其后的五百年中,生龙活虎,好奇、探索的天性结合崇高的理性,为人类文明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当然,西方文明给世界带来的灾难和福祉是一本明账,但西方文化今天终于成为了主流文化,这也是事实。有观点认为,这与西方民族的民族性格不无关系,这种说法,实质上,是承认各种价值观角逐后强者的出现。

文化中心,文化主流抑或是文化殖民,这些都是以时间为转移的。汉文化的特征历来是稳坐神龛,等求道者上门,然后尽大方之礼。缺乏文化扩张意识反映了农业文明的局限,另外可能是历来的文化优越感作祟,疏忽了在文化上主动行为、主动出手,结果招来被侵蚀、被超越、被淘汰的命运。“全球化”虽然是西方为全面征服世界出的新招,但文化精神的互动,使东方文化的含蓄和内省与西方文化的张扬和感性,在对立和互补中,走到了一起。新的主流文化也将因此而诞生,不过,在此之前,拾人牙慧,投机仿造,会成为一种时髦。社会转型导致的裂变,加上各种诱惑,会让很多文化人身不由己,他们的思想是别人的思想,他们的创作乃至生活都是一种模仿,他们的激情,也都是在借用别人。而艺术家的可贵就在于他特立独行,他的自觉自律的个人主义,他的不模仿创作。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说过一句话:“真正的艺术只有在不模仿的时候才开始。”

西方文明和文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变革,如洪流般势不可挡,冲刷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继而才有了后现代主义的无情针砭和正义呐喊,企图熨平社会裂变给民族和个体造成的创伤。西方文化的冲击力在当代愈演愈烈,跟西方社会及个体内心的裂变所产生的能量是分不开的。当马克思告诫人类,经济基础是一切的前提,上帝的位置就被资本取代;当达尔文指出,人并不是上帝的孩子,不过是猩猩的表亲,等于将人从华丽的天堂重新扔回到荒蛮的大自然;本来还有社会可寄托希望,结果弗洛伊德说,每个人的潜意识构成他的命运的背景和根据,个人必须为自己负责。存在不再有安全的港湾,个体仿佛被无情地抛进充满暗礁险滩、旋涡恶流的大海。这几大理论的昭示,加之大工业时代的特殊压力,让历来豪情满怀、意气风发的西方人仿佛遭了秋末的霜打,他们的自尊受到严重的打击,自十九世纪下半叶,纷纷找出路,找解释,形成思想和文化多元的局面。当二十世纪德国艺术家勃伊斯宣布“人人都是艺术家”时,无异于说一切都是艺术,一方面这是对功能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同时也是艺术虚无主义的开始。功能主义是一条很长的胡同,但却是一条死胡同,西方文化的没落成为定局。西方在全世界范围内对西方风格样式的当代艺术进行炒作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但在很多时候,仍不能排除“皇帝的新衣”之嫌。中国少数当代艺术家进入西方主流,拍卖会上屡屡让人瞠目,但其拍卖价值的总和,买不回来一幅法国印象派的代表作。对文化的觉悟,对资本的觉悟,如同真正地对艺术创作的觉悟,不是简单地模仿所能够达成的。思潮颇多,话语颇丰,但充满智慧和觉悟的洞见、引领中国人心灵突围的精英思想,才是中国社会中文化人和艺术家的本位。一位颇善思考但才华平平的作家恳求屠格涅夫为他满是西方新思潮的小说写推荐信,屠格涅夫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朋友,您有很多思想,但没有艺术才华。”艺术需要洞见,也需要才华。

社会在急速地发展,为了维持繁荣和平稳,超消费时尚化,政治官僚化,企业族裔化,人际关系肤浅化,是文明的新时代特征,人们生活在感性最肤浅的层面,无暇深入自己,发掘造物为每一个体设置的才华程序。事实上,张扬个性的同时模仿几乎成了主要的风尚,这无异于对艺术创作绝对自由是个绝大的讽刺。这些“模仿”创作,在主题上,或沿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念;在形式上,或走后现代主义解构和极端行为的模式,但行为多于艺术或可理解为是艺术中理性主导向感性主导的游移和迁徙?有人说这是西方向东方的靠拢,是男性文化向女性文化的过度。但无论如何,感性主导的理性艺术是最大的特征。

希腊古哲柏拉图,德高望重,生前最鄙视艺术,最痛恨画家。当著名画家克希塞斯成功地塑造了美人海伦的形象,又广告鼓动雅典人排长龙买票一睹为快时,被柏拉图叱责为“卑鄙下流之徒”。道德理性与感性审美的强烈对立。然而也就是这个创造至美形象的画家,后来又创作了一个丑妇的形象,由于至丑无比,结果自己为极度的感性丑捧腹大笑而死。感性的力量可能是巨大的。希腊另外一个感性艺术的成功典范,是雕塑家米隆创作的一头奶牛雕塑——想象中一定是一头无比美丽俊俏的年轻母牛,因为,为了这头奶牛,雅典人竟编了一首诗来赞颂她:“一头公牛会狂热地爱上她;一只小牛渴望温柔地依偎她;一个牧人要自作多情地放牧她;一个农民想驾驭她耕地而占有她;一个小偷为了卖钱要偷窃她;一只吸血的牛虻为了充饥要叮她;一头饥饿的狮子想撕碎了她再吞食她;而雕塑家自己,米隆,一心想的是为她挤奶。”这里没有意识形态,有的只是人性及人性的诗意,无非是要说明一个事实: 通过艺术感性述说人道人情,应该是艺术创作的全部目的,艺术应当是感性的,艺术应该把理性还给哲学,只有这样,艺术才能接近最大的受众,成为大众的文化形式。巴洛克艺术的“高大全”理想结果在罗可可的谈情说爱、调笑逗乐的感性中找到尾声;启蒙主义时代,以严谨著称的古典主义绘画艺术,最终也是在印象派绘画的光影交错中被洗白所有的理念。

文化和艺术的目的,是对人的关怀,更具体地说,是对人的心灵和精神的关怀。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作用于心的艺术是宗教信仰;德国作家弗里德里希·席勒则认为艺术审美才是升华心灵的途径;我国老一辈知识分子蔡元培先生提出“审美救国”。其实,宗教也好,艺术也好,只要能够感动心灵,升华人的精神和情操,就是有生命力的艺术。西方文明、文化以各种形式、名目、概念、思潮流行于世,来势汹汹的现代主义也好,充满道德同情的后现代主义也好,巧言令色的文化主义也好,无非都是在宣告,西方理性主导的感性文化仍然是世界文化的主流,然而,它的确也具备成为主流的强大的感性力量……其实无妨,主流也需要非主流的机缘搭配。理性虽高深,但需要感性的辽阔;主流虽强大,但也有流进大海消融的一天。或许,东方就是西方寻找的大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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