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问卜中华》读后感
“世纪末”是一个西方概念，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各国经历时代转换、精神空间转移的写照，是整个欧洲社会生态变迁的记录和缩影。当时，工业浪潮席卷欧洲社会每一个角落，因此而汹涌的各种思潮、学说、流派此起彼伏，不满、怀疑、批评乃至诉诸暴力是普遍的情绪，而且，一如欧洲历来的传统，文人、知识分子充当了这些时尚前卫和先锋。欧洲的这种“世纪末”历史情形，在近代的中国，是不存在的。余秋雨先生认为欧洲“世纪末”是对中国近几百年历史的“强烈印证”，也是不成立的，重合的状态更是无稽之谈。“康雍乾盛世”一过，中国进入十九世纪，大气中弥漫着天朝将灭、朝代将覆的信息。“世纪末”有可能为敏感文人所感受，如“六君子”，但与欧洲人相比，他们遭遇的是完全不同的命运。余先生诊断结果：“无能的朝廷，无知的农民，无状的列强。”余先生是否过于轻率？
“维系群体生存尊严的中华文明”陷入危境，余先生大约是指儒家文化控制下的中华文明，“有一万个理由延续下去，又有一万个理由终结”的儒家文化，这应当是中华文人的最终思考。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终极理想是做官，颐指气使，一呼百应，耀武扬威，有人抬轿子，有人打扇子，有人拎箱子，喽啰一大群，“群体生存尊严”的最典型体现？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呢？苟延历史而已，白白糟蹋农民千年汗水浇灌的粮食。中国历史上的好日子，有，但少之又少，到明朝时，儒家政治已经十分混账。承载中华文明千年的农民所熟悉的是水深火热。众生的存在是违背天然、抑止人欲的存在，中华历史上每次灾难降临，文人也痛定思痛，但没有谋求在思考后寻找真理。他们的思维习惯于依赖在儒家经典中找根据，久而久之，他们发展出一种冠冕堂皇的思想懒惰，辞藻满天飞，这让他们在新的朝代开始时，总是把前朝的旧裹脚布拿出来……尘土飞扬，臭气熏天。对中华在十九世纪丧权辱国的经历，中国体制中的文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船沦陷非一日之朽。
中国的封建文人，除了酸腐的孔乙己，倒霉的孔乙己，还是有不少优秀的。但优秀的文人不一定是优秀的官人。比如为余秋雨先生所崇奉的“顶级古文字学者、金石学家”王懿荣，说他“一点也不下于法兰西学院的资深院士和剑桥、牛津的首席教授”。此人科举出身，授翰林，任宫廷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等官职。应该是个能人罢？八国联军入侵中华，兵临北京城，国难当头时刻，王懿荣的职务是“京师团练大臣”，北京守城长官！他干吗了？当列强破门而入时，他躲在家里研究“龙骨”。国难临头，他在问卜中华，研究甲骨文。中国甲骨文的研究就是从王懿荣开始的，但是，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行为，从而也导致了他悲惨而窝囊的结局。
北京沦陷，宫廷逃逸，他选择自杀。他不愿束手就擒？但为什么不浴血奋战到最后一口气、一滴血？美名曰“自杀殉国”。其实是政治上、人格上的自戕。鸵鸟的悲哀，以为将头埋在沙里，灾难就会擦身而过。他的身份要求他吞金自尽，不成；吞毒，也不成；最后投井。迂腐得令人绝望的文人的举止。他的夫人也跟着他投井，愚不可及，但这是中华封建文明对女人的要求。今天，她们不过是令人哀怜的对象。
但王懿荣是个男人，传统意义上属中国男人中的精英，肩上有朝廷的重任，胸中应该有百姓的安危。NO！王懿荣是一个学者，一个极其迂腐愚顽的学者；王懿荣是一个官员，一个昏庸无能的官员。这个孔乙己似的人物，却被余秋雨先生抬举成“真正的大丈夫”，“国难当头的关口上成了民族英雄”。王懿荣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他自杀前，如果如余秋雨先生所想象，最令他难舍的是一堆龙骨，那他真是愚顽不冥，不可救药了。这种人，没有国家意识，没有民族意识，更缺乏知识分子所应该具备的形而上的想象力。十九世纪的西方人，不仅有思想，还有枪炮，中国有什么呢？文人，孔乙己似的文人。不谙时代潮流，不解时代精神，国难当头的时候，问卜、哭祭、自杀，这都是愚不可及的行为，非男子汉、非大丈夫的行为。当然，男子汉、大丈夫是儒家文化所缺乏的形象。儒家大官大多是些不男不女的形象。我们自己看惯了不觉得，外国人，外国敏感的人，如英国作家毛姆、丹麦作家、诺贝尔文学得主杨森，他们来中国后，回去对中国的满清大官人都有极精辟、准确和入木三分的描写刻画。真正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是关怀全人类的。
八国联军入侵，龙骨突然出现，虽然可以看成是一种冥冥中的警告，一种宗教的提醒，但问卜在没有实力的配合下等于双重的灾难。先在心里经历灾难，再实际地经历灾难。这时问卜等于玩火，等于没有解药情况下的服毒。如果国库满满，军事装备精良，不占卜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这些文人大官缺乏的就是这种逻辑推理能力。中国封建文化体系中，人们习惯圣人如何说，咱们如何做。逻辑上所要求的因地制宜、创造性的运用似乎鲜为人知。这些大官文人的确愚顽、僵化、迂腐得无以复加。这一切的后面是儒家文化深厚坚实如蚕茧的束缚。在儒家仁、义、礼等外壳下，文人可以沾沾自喜地享受君子、上等人的社会待遇，并以此为面纱，做所有非仁、非义、非礼的事情，说穿了，满足个人那一点可怜的虚荣心。但由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两千多年，中国的文人就是一直这样自愿作茧自缚，脱离实际，脱离社会，脱离生活本身。他们熟悉于对上司察言观色，却不会观察社会、观察自然，从而耽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在中国的生成和发展。封建旧式文人，如了厕所里的石头。
复兴文儒传统，好。传统总归是不能丢的，也丢不掉的，就如龙骨，在地下躺了上千年，跑不掉的，但不能成为唯一的大路，再一次形成儒家主流文化。中国两千年走儒家一条路，吃的亏太多了。还要把中国旧文人当成中华民族的功臣、民族英雄、大丈夫、慷慨壮士，实在是太幼稚可笑了，太不与时俱进了。
问卜中华文人命运的时刻到了。如何才能建立中华新的文人精神，一种符合时代，符合人本、人文、人道的新的知识分子精神。这，应该比问卜中华命运更刻不容缓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