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多雨的夏天。屋外总是响着淅淅沥沥的雨声。
午饭后靠在床上小憩的父亲，忽然忧心忡忡地问我：“你的‘数理化’成绩越来越差，再有一年就该考大学了，你怎么办呢？”
上高中以后，由于把大部分课余时间都用于打球和看课外书，我的学习成绩确实每况愈下，岂只“数理化”！学习带给我们的不是日新月异的乐趣，而是沉重的负担：怕老师提问，怕临时测验，怕收作业。我早想像《石油城》里写的小工人那样离开学校去参加工作了，可是父亲坚决表示过，不允许我中辍学业。为了不让父亲伤心，我只好说：
“我考文科—学文学。”
父亲对我一向是严厉的，那天却格外温和。他告诉我，旧社会里学文学的人大体有两条出路：一是教书，一是写作。他问我：
“你愿意做什么？”
完全是出于我的无知和浅薄，当时我觉得搞写作要比教书高明得多。我向父亲表示：我要写作。
“你的作文总是得三分，怎么搞写作呢？”父亲很难得向我笑了，“不过从你现在‘数理化’的成绩看，只好考文科了。你好好想想，要是下决心学文学，学写作，就得及早练习。”
正是阴雨绵绵的暑假。小小的四合院被雨水浇透了。背阴的砖墙上，台阶底下，长满墨绿的青苔。苦于不能和同学们四处游玩，无所事事，第二天我真的在作文本剩下的纸上涂抹起来。写的是我和堂兄堂弟去城边逮蛐蛐的事情。好像是一两天就写完了。二万多字。这么长，得算小说吧？
父亲看了，说：好像比我在学校的作文强一些；他不大懂，最好能请一位编辑给指导一下。
家里订《北京日报》，报上有文艺副刊，我就贸然地给《北京日报》寄去了。
这篇非驴非马的东西，提起了我的兴致。马不停蹄，接着我又写了一篇长达四五万字的东西。好在当时我既不懂得主题思想、人物形象、题材故事，更不懂写作技巧。这一切规律性的要求都不能束缚我，任我信笔由之，想到自以为有趣的东西就往上“招呼”，所以写起来倒也“易如反掌”。
记得没过多久，当时在《北京日报》文艺部的丁浪老师给我复信除指出这篇习作的种种幼稚之处外，并热情地肯定了其中的一些长处，特别指出其中的心理描写是非常真实的。（惭愧得很，当时我对着“心理描写”四个字思索良久。语文老师似乎讲过，我却没懂。）让我将稿子删削集中，再寄给她。
世界上哪里会有一蹴而就的事情？在学习写作的道路上，更不会有这种幸运。等丁浪老师告诉我这篇东西不能刊用时，已经到了寒假。在信中，丁浪老师虽然鼓励我坚持练习下去，但正像绝大多数中学生们的兴趣很难固定一样，那时我对学习写作的兴致早已淡薄下去了。仅是淡薄下去了，没有完全消失。所以在以后条件合适时，它又将重新萌发。一颗后来给我带来不少苦恼的种子，在这个多雨的夏天播种下去了。
我第一次尝试学习写作，就这样结束了。幸运得很，我结识了热情的丁浪老师。在我以后又一次尝试学习写作时，曾得到她真挚的关怀和帮助。一个习作者，对第一位指导他的编辑老师总是难以忘怀的。
第二次尝试学习写作，我已经上大学二年级了。这次不是为了敷衍父亲，而是在一位同窗好友的启迪下，对写作真正发生了兴趣。毕竟是年长一些了，又在中文系里厮混了一年多，文学素养多少有些长进。这时，再也不像在中学那个狂热无知的暑假里想到什么就胡乱写什么，开始知道，哪些题材是无意义的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哪些题材是有意义的，却不知道，知道了也抓不住。
一个上瘾的习作者，在生活中寻找不到题材，不知道自己写出的东西是否有意义，这是何等的苦恼！我那位同窗，为了增强自己对生活的洞察力，正在苦读《毛泽东选集》，我也效仿了一段时间，可是由于自己社会经验贫乏，理论不能结合实际，也收益不大。于是又改从攻读名著提高文学素养入手。学习名著，对提高写作能力当然是极有效益的，但限于我当时的水平，仅能从名著的篇章结构、手法技巧上做一点儿思考，还不知道从中学习作家们观察生活、剖析生活的能力。所以，我仍不能从苦恼中解脱出来。那个时期写的一点儿抒情散文，有的仍然是可笑的苍白空洞，有的虽然发表了，很难说思想是我自己的—都是些人云亦云的东西，而且我是“云”在人家后面的。
这么说是否过分呢？—“文化大革命”“造就”了一代作家。作为一个业余作者，我也深受其益。
“文化大革命”最初的两年，我怀着和当时许许多多年轻人同样纯真的热情投入了，后来也像许许多多人一样，渐渐转入沉思。
在大兴县一间被柴烟熏得黑洞洞的农舍里，我用了几乎半年时间研读《毛泽东选集》；过去一直觉得艰涩难懂的鲁迅先生的杂文，我也突然爱不释手了。以后在三年多“五七”干校的生活中，在永定河畔广袤的沙滩地上，在星光下的水库大堤上，在狂暴的风沙于一无遮拦的河滩上驰骋吼啸搅得我们难以成眠的夜里，我和我的好友曾一起忧虑过在“形势越来越好”的空洞口号下面祖国的种种明患和隐患，叹息我们流逝的年华。“四五”运动，我是和北京人民一起度过的。长期颓废后的振奋，振奋中的惊惧，惊惧中巨大的期待，都曾强烈地冲击过我的心。特别是在揪出“四人帮”以后，全民的思想解放，全民的深思和对我们共和国历史冷静清醒的光明磊落的回顾，大大教育了我，丰富了我。
经过这漫长的十年，我由青年走向中年，由一个钻在大学生宿舍里的文学爱好者，成为一个人民事业的参与者，历史进程的参与者。我不只充实了生活，充实了思想，了解了许多人，而且也熟悉了人民的感情。
我大体知道了人民认识社会、认识生活以及评价人的准则。我自豪地觉得，我的许多想法是与他们相同的，或者是相通的。他们的纯真，他们的热情，他们的苦痛和失望，他们的愤怒和反抗，胜利后的狂欢和热泪，振奋和希求，我同样地感受到了，我深深理解。
十多年前不知道写什么苦恼，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早已被许许多多重大的事情排挤的干干净净，现在竟意外地解决了—我知道了生活中哪些事情是人民关心的，知道他们激越的感情的流向，我知道我该写些什么了。
于是，我写下了在我的习作中算是扎实一点儿的《中年人》和《我们家的炊事员》。
当然，对于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生活，不断变化着的人来说，这种苦恼的解除，仅是暂时的。一旦对新的社会生活生疏了，对新的人民的感情生疏了，这种苦恼还会重新油然而生。二十多年前在雨天里播下的苦恼的种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来侵扰我—学习写作，是一件多么苦痛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