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着不容易”，这话，有些年纪，有些阅历的人才说得出，孩子们暂时还难以领悟。
说“人活着不容易”。有多种原因—物质的困窘，事业的坎坷，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乃至突然降临的天灾人祸，都常常使人陷入进退维谷、苦不堪言的境地。以上种种，都事关重大，暂且不说。在日常生活中，有时我们会遇到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本来可以视而不见或不以为然的，但我们却错误地认真了，当时可能得到了某种心理的满足，事后呢，却给自己的人生增加了几分沉重，可能得驮一辈子。
我考上初中那年，不知什么原因，我们学校初一年级竟一下招了十个班，原有的平房教室不足按班分配，只能在操场边上建新的教学楼。在教学楼尚未竣工期间，我们这些初一学生没有固定教室，只能像吉普赛人一样背着书包四处流浪，到临时空下来的教室里上课。可以想象，在一个仅有两个篮球场大的院子里，每到课间，便有几个班的孩子抡着书包四处游窜，该是何等混乱！老师走错教室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记不得是星期几了，反正那学期每礼拜有一天上午，我们班可以单独使用一间教室。这天上午，我们便有一种出奇的安全感，课间休息时，我们可以跑去打几分钟乒乓球，可以搂着好朋友的肩膀说说笑笑，连去厕所也从从容容的。每到这天，我们班的同学都像松了一口气似的。
不愉快的事情，就发生在这个日子。
那天的第三节课课表上安排的是体育课，第四节课是历史课，还在这个教室，当然，我们没有必要背着书包去操场。一次，上完体育课回来，我发现课桌里的书包不见了，慌忙四处寻找，最后发现它被丢在讲台底下的烂纸堆里。
不是班上的同学跟我开玩笑，我的书包竟会不翼而飞，真莫名其妙！
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一次。
我生气了。须知，那个教室的讲台下面，说是藏污纳垢之所毫不过分，不仅堆着积满灰尘的废壁报旧报纸，有时笤帚簸箕也塞在里面，让我的书包与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为伍，就算是恶作剧，也太过分了！是谁？这么可恶！
直到这时，我这才恍然大悟—我们在操场上体育课时，这个教室是有人上文化课的。坐在我座位上的那位，因为要在课桌里放自己的书包，便把我的书包弃之如敝屐了。我们班的同学，没有背着书包去上体育课的，而他们班的其他同学谁也没有擅自丢弃课桌里别人的书包，只有他—这家伙怎么这样坏！
到下个星期这一天，下了体育课，我加足马力跑回我们上文化课的院子。有几班已经下课了，还好，在我们教室上课的老师“压堂”，学生们都整整齐齐地坐着。我跑到教室门口，立时火冒三丈—我一眼便看见我的书包被丢在教室外边的窗台上，铅笔盒都掉出来了。欺人太甚！
我扒在窗玻璃上向教室里张望。坐在我位子上的是一个小白脸，眉毛淡得似有若无，鼻梁像婴儿似的塌下去，两只眼睛亮晶晶的，正盯着讲台上的老师。原来是他！
在我们初一小院里，他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那时，从农村来的寄宿同学，大多穿对襟的黑布褂子，黑裤子；城里的同学大多穿一身蓝布制服；惟独他穿一件灰色条纹呢子大衣，褐色呢裤，还戴一顶蓝色毛线小帽，怪模怪样的。走起路来，昂首望天，挪着小碎步，还挺得意呢！好吧，今天我要叫你好看！
我守候在教室门口，见他一出来，立即扑上去。他虽猝不及防，却身手敏捷，抬手架住我的胳膊，和我扭打起来。他没我高，却比我力气大得多，扭出几步，便把我脆生生地摔在雪堆里。
本来我就一腔怒火，这时更羞愤难当。我爬起来又向他扑去，他却不再应战，转身就跑，我在后面紧追。
这时，我们班的同学陆陆续续从操场回来了，其中有三个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他们见我吃了亏，立即在前面堵截，将小白脸团团围住。我冲上去，狠狠地给小白脸一记大耳光！小白脸要还击时，我那三位同学嘻嘻哈哈地做出一副拉架的样子，将我们隔开了。
那记耳光虽然是在别人帮助下完成的，我却欣慰不已，因为打得实在，打得响亮，出尽了我胸中的恶气。
不久，操场边上的新教学楼建成了，我们都有了固定教室，我和小白脸不在同一楼层，很难见面，偶尔在校园里相遇，也是一闪而过，各奔东西。
天长日久，说是孩提时的一次英勇也罢，总之，我早已忘却了。
等我知道为这件事情脸红时，已经是个大学生了。
一个暑假里，我去北京图书馆看书。那时北京图书馆还在北海西岸。当踏上主楼前的平台时，我意外地看见了小白脸。虽是七八年未见，我们已由孩子成长为青年，但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身高几乎一分未长，像婴儿似的塌鼻梁也没高起来，只是从头到脚都宽了，厚了，显得结实而精干。
像触电似的，我突然想起那记耳光。我万没想到，当年那一记曾令我欣慰不已的耳光，这时却使我陷入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怎么说，我们也算同窗，但敢说我们之间是同窗之谊吗？我不能决定我是否应该过去跟他打招呼。我惭愧。我心虚。
他已经走过来，微笑着叫出我的名字，自然得很，好像不曾有过那件不愉快的往事。他的坦荡，使我更加不安。
我们交谈了几句，原来他也在一所大学里念中文系。
他说：“我看过几篇你的散文。真不错！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两下子。”
那时我像中文系不少学生一样，做着美丽的文学梦，在讲义背面煞有介事地写一些浅薄的文字，承蒙几位编辑老师的厚爱，有些竟在一些报章杂志上发表了。我万没想到，我的读者中有一个会是他！
从那以后，那在记忆中久已泯灭的一记耳光，就不时侵扰我。不是因为他慷慨地跟我说了两句客气话，不是，是由于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对那件往事的思索。
人都有偶尔失去自控的时候，当我们的怒火像地心的岩浆喷发时，心满意足地烧灼了对方，但是，我们可曾想过，与此同时，也烧灼了自己？是的，烧灼了自己。只是我们常常不自觉罢了。如果当年我的胸怀能宽阔些，多一分自控，多一分宽容，会有那出闹剧吗？
如今，我已过了“知天命”之年，就是说，那记耳光响在四十多年前。在短促的人生中，这是很遥远的往事了。可是，在静静的夜晚，在寂寞的旅途中，甚至在聆听友人的谈话时，鬼使神差似的，没有任何预兆，有时它会蓦然出现在我的脑海。我看见了自己的狭隘，自己的粗野，自己的疯狂。于是，我脸热心跳，甚至耳朵里轰然作响。
我常常愧悔，那次在北京图书馆邂逅，为什么不向他道歉？良机一失，时不再来。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甚至不知他大学毕业后的去向。
我确信，我那位同窗早已忘记了这件小事，既便有时偶然想起，他也会付之一笑，但我不会忘记，更不会原谅自己—除非有一天，我能当面向他致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