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应该为社会输送有用的各类人才，毕业生就是学校的产品，这个产品一而再，再而三被市场打回票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反思我们的高等人才培养制度了。
“伪就业率”知多少
面对日趋严峻的就业形势，毕业后“先就业后择业”的观点成为高校指导学生就业的有效方法。然而对这一做法，不少用人单位并不买账，广州市一项调查显示，多达90%的应届毕业生在用人单位工作一段时间后很快便流失了。《信息时报》报道指出，用人单位呼吁，高校不应该为提高自身就业率，就一味地把学生推向并不适合的企业。
“先就业后择业”。高校乃出于提高自身就业率的考虑。学生就业率的高低是高校近年来招生的“招牌菜”，是学校综合实力的一张“名片”，高校大多给就业办下了硬任务。既然是招牌菜，则势必不能砸了；既然是硬任务，则势必“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让人没有选择的余地。在这种情形下，注了水的就业率——有专家称为“伪就业率”也就在所难免。
下面是两篇关于大学生就业为主题的新闻报道，时间、地点、新闻主体都一样，可两张不同报纸的报道却大相径庭——
九江学院院本部创新思路提前部署 至五月中旬毕业生就业率达80%
《江西日报》2003年5月21日A2要闻版报道在抗击非典的非常时期，九江学院院本部毕业生就业工作思路新、部署早、措施实，有效地避免了非典疫情对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截至5月19日，该校毕业生就业率已达到81.1%。
2003年是高校扩招后首届本科生毕业年，也是扩招后第二届专科生毕业年，毕业生人数大幅度增加，九江学院院本部今年将有20个专业的1972名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
……受到众多用人单位的信赖与好评。目前，接收该校毕业生的省内外用人单位已有600余家，累计提供的就业岗位超过4000个。预计到7月初，该校毕业生就业率可达到90%以上。
不交劳动合同，就拿不到毕业证 一毕业生自述捅破虚高就业率窗纸
《中国青年报》2003年8月7日报道（新华社记者 王鹏 周伟）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学校的形象。为了提高就业率，江西个别高校不惜铤而走险，采取弄虚作假的手法。
学生自述：我是一名应届大学毕业生，母校是地处江西北部的一所高校。毕业前夕，学校给我们下了死命令：一定要在2003年5月10日前把劳动合同交到学校，否则就拿不到毕业证。学校曾经给我们发了两种合同，一种是省教育厅印制的就业协议书，一种是学校自己印制的劳动合同。不论有没有找到工作，我们必须在规定期限前至少把填好的劳动合同交给学校。班主任说，如果我们连工作都找不到，那就成不了一个合格的毕业生，所以不按期交合同就拿不到毕业证。
记者核实：这所学校不同专业的几位毕业生向记者证实，学校确实这样要求过。记者还上网随机查询了这所学校某毕业班的网上校友录，发现一位班主任在5月3日给本班同学留言说：“各位同学，我是胡老师，有紧急消息，请务必在5月10日之前将协议或劳动合同寄回系，否则将影响毕业，而且将没有专升本的机会，协议不能签的话，劳动合同是必需的，有同样效用。切记，切记。”
学生自述：由于当时工作还没有敲定，我很为难，只好硬着头皮去找试用我的单位签合同。单位领导皱了皱眉头，说我还在试用期，就没给我签。我表示理解，正规单位应该按照程序办事，不能乱来。
走投无路之下，只好找到父亲一个开鞋店的朋友帮忙，用鞋店的章把学校印制的劳动合同签了。看着这份由我自己制造的假合同，我当时心里真不是滋味。
我寝室里8个人都交了劳动合同，可当时真正找到工作的只有4个。
记者采访：学校网站上说：“为了做好今年的毕业生就业工作，我校领导高度重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至5月中旬，毕业生就业率达80％。预计到7月份，毕业生就业率可达到90％以上。”7月23日，记者以高考学生的身份向这所学校的高考招生热线咨询，对方称现在的就业率已经达到了992％。
学生自述：也许有人会说我不爱护自己的母校，找到了工作还说学校的坏话，说出来对自己也没有好处。但是我真的感觉很复杂，学校这样做怎能让我对它有好感？学校是一个教书育人的地方，老师是除父母外我最信任的人了，如果他们都失去了诚信，我们还怎么面对社会啊？
高校“伪就业率”害了谁
《工人日报》评论（刘海明）面对就业率不高的现状，究竟是设法克服困难，还是采取不光彩的手段画上“圆满”的句号，是摆在许多高校面前的一道试题。现在的事实是，一些高校为了把自己的毕业生比较体面地“摆渡”到社会上，找个就业单位，而不惜逼迫大学生们自画假句号，手段之拙劣、影响之恶劣，大大超乎人们的想象。这样的“伪就业率”就像化妆品一样，掩饰了大学生就业时的实际困难，后患无穷。
“伪就业率”属于就业的一种“大跃进”，在“喜报”频传的背后，等待大家的是“就业浮肿病”。对公办高校而言，就业率不理想，上级部门不高兴，自然就要或多或少影响到资金的划拨、工资的晋升、职称的评定乃至领导的升迁；就民办高校来说，虽然没有这么复杂，却直接威胁着其生存危机——以后招生时谁还敢报考呀。处于解决自身危机的需要，他们宁肯牺牲毕业生的实际利益，也不惜以造假骗取社会各界。于是，原本就业压力挺大的“难题”，居然在短短的数日里，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就业大跃进”。如果这样的“大跃进”长时间上演下去，过不了多久，一方面是高校就业率的喜报频传，另一方面是大学生隐性失业率的绝对增加，坑的不只是众多的假就业大学生，还包括炮制伪就业率的高校自己。
教唆、逼迫大学生未出校门先“实习”造假技能。作为培养大学生的高等学府，不仅应该教授学生以知识，更重要的是还应该教授他们做人的道理。前总理朱镕基曾经题词希望会计学院学生“不做假账”，可惜，一些高校的为人师者却强迫学生“必须做假合同”，这样的老师简直是在干“逼良为娼”的勾当。
一味追求“伪就业率”，容易使一些皮包公司“绝处逢生”，以代理出售“假劳动合同”而得以苟延残喘。为拿到毕业证书，大学生不得不四处寻找可以盖章的“接受单位”，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愿。那些盖章无门的学生，岂不是被迫花钱买章盖？
对今天的高校而言，就业率是个“金字招牌”。
上大学不仅仅是要一张就业通行证。如果高校在提高就业率问题上做手脚，只能证明他们对自己的教学质量没有信心。不从改善教学质量上下工夫，让市场选择自己的学生，而是玩就业率数字游戏，蒙得了今年，难道还能蒙得了明年、后年？
就业率就是要真实地反映一个社会或一定区域的就业状况，但是当这种就业率因为高校急功近利而不再客观，其对一个社会的就业形势而言，是一种更大的伤害。
就像必须用一种完善的监察及追究机制防止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政绩的考虑而搞数字大跃进一样，我们不仅需要在高校办学中引入学生就业率指标，还应该引入对于就业率的审核与考察机制。高校在国民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如果沉入急功近利以及非道德、非理性的窘境，其“教化作用”无疑同样深远。
年薪30万，技工的尴尬和无奈
温家宝总理在200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两次提到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在总结2003年政府工作时提到：“加强对高校扩招后首批毕业生就业的指导和服务，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去年达到83％，比上年增加60万人。”在谈到2004年政府的主要工作目标时又提到：“今年仍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高峰年……要认真做好就业指导和服务工作。”
翻开历届历次的政府工作报告，如此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这还是第一次。不仅如此，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在报告中所占的篇幅之大、判断之准确、思路之清晰，也是显而易见的。
“篇幅之大”源于中国的就业现状严峻，而大学生的就业状况尤甚，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已经成为中国的重中之重。
2003年阳春三月，西安一所民办院校举办的一场现场“竞聘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28000、31000、33000，33000一次，33000两次，33000三次”，“好，成交”。3月8日上午，在一浪高过一浪的竞价声中，一场特殊的人才“拍卖”会在西安2003年复合型人才供需洽谈会西安某学院专场展开。该学院对学校优秀毕业生进行现场展示“拍卖”，竞聘底价为年薪2.8万元，上不封顶，每个竞聘企业每次叫价标准为1000元。10名大学生竞相上场，展示自己的才艺、职业技能。之后，数十家用人单位根据自己用人要求，进行提问。最后8名大学生分别以28万元～33万元的年薪被几家用人单位挖走，另两名学生流拍。
消息一经媒体曝出，社会哗然。
曾有评论家把许多“毕业就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形象地比喻成菜市场中的“大白菜”。此话听起来很“不恭”，但是寓意却是十分深刻的。蔬菜市场从来都不是一个疲软的市场，永远都不缺买主，但是具体到不同的蔬菜品种，就存在着抢手货和滞销货的巨大区别。统观人才市场的供需关系，何尝不是呈现出蔬菜市场的特色？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才市场充满了熙熙攘攘的供求人气。一方面是全国各地的高校顺应时代之需大举扩招，开足了马力“培养制造”大学生；另一方面是各色用人单位因为业务发展的需要，无时无刻不在睁大眼睛搜寻自己所需要的优秀人才。在过去人才短缺的年代，大学毕业生供不应求，只要是毕业生，“皇帝女儿不愁嫁”，肯定会有出路。但现在随着大学毕业生的日渐增多，用人单位挑肥拣瘦的现象开始越发明显。一些热门专业的创新型优秀人才，成了供不应求的抢手货；一些“扎大堆”专业的普通毕业生，开始日渐沦落为滞销的“大白菜”。
在2003年10月成都举行的第11届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聘请会上，进场的400名应聘者为总经理助理、营销总监等500多个高级管理职位挤破了门槛，而近百个与机械设计、热能相关的高级技工岗位却无人问津。四川一个企业开出年薪30万元的高价招聘高级技工，居然未能如愿。当这件事成了新闻并被新华社报道之后，众人议论纷纷。
二次大战后德国的工业和经济迅速崛起，很快成为工业的经济强国，其“秘密武器”就是高等职业教育。
有资料统计，我国现有技术工人7000万人，其中高级工只占3.5％，与发达国家高级工占40％的水平相差甚远，而我国绝大多数青年工人的技术水平达不到规定标准。这样，“同样生产一块手表，人家是6个合格工人加4个技师，而我们是9个半不合格工人加半个技师”，因此我们生产的这块手表的质量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可想而知。更要命的是，由于社会风气不尊重技术，致使一些即便是技工学校出来的人也未能“学以致用”，反而上了不该是他们上的岗位。这也是中国各个企业技术工人缺乏，而一个高级技师竟比一个硕士都值钱（因为据知培养一个高级技师需要20年）。
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02年底，全国共有1374所独立举办高等职业教育的院校，占全国高等学校总数的68.6％。高等职业教育的在校生约为781万人，占全国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的53.4％。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已占半壁江山。尽管如此，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高级技术人员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急需状态，据有关部门透露，到2005年，广东对高级技术人才的需求总量达5024万人，缺口达130多万人。
有专家警告说：“如果不尽早采取措施，到时招收高级技术人员比招研究生还难的现象就不再是个别的了。”
这是一个面对整个中国古老的成才观念的诘问。在诘问面前，让我们要正视这样一个现实——
一项有关报考高等职业教育院校（以下简称“高职”）的调查显示：在全国接受调查的2982人当中，有407％的受访者认为只有分数低的人才会报考高职，332％的受访者认为上高职没有前途，255％的受访者对高职不了解，不想报考，只有278％的受访者认为上了高职也能成才。该项调查是由新浪网、北京易迈步教育研究院和北京晚报今年9月在网上联合实施的，受访者中男性占637％，女性占363％。
一位正在读高三的学生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读高职，而且对于高职的毕业去向和所学的东西也不了解。如果考不上普通高等院校的话，我会选择复读，而绝对不会想到去报考高职。”这种观点在中学生及其家长中，带有很大普遍性：他们对高职缺少起码的了解，认为读高职是无奈时的选择，是一条退路而已。在很多家长的观念里，认为孩子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读名牌高校，甚至有些家长和学生认为高职毕业以后就是当“工人”。
高职教育都面临如此尴尬，那么中等专业的技校、职中怎么样呢？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
南京每年高级技工的需求量在10万以上，而实际培养能力只有1万多。技工分为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5个层次。南京56.2万名职业技术工人中，高级技工仅占7％，技师占1％，而高级技师更是凤毛麟角，只有99人，占万分之二都不到，且大多已经退居二线或退休在家。而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初级工、中级工和高级工的比例是15∶35∶50。高级工成为西方职业技术工人的大头。
同样的信号从深圳传来，2003年9月3日，在深圳市职业培训协会成立一周年会议传出这样一个数据，深圳未来3年技能人才的缺口达到40多万。
深圳市劳动局数据说，到2005年深圳全市的从业人员将达到500万，其中技能人才需求量为165万，但目前深圳现有的技工人数只有116万，技师和高级技师类的高技能人才只有1400多人，除技能人才总数缺40多万外，高技能人才缺口有3—5万。
截止2003年8月底，南京市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率还不到6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京交通高级技工学校的前身南京市交通技校2003年毕业生的就业率高达99％。2004年即将毕业的学生中，也已有一半被用人单位预订，特别是汽车修理、检测等专业，可谓供不应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