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中国出版业世界化的同时，中国的编辑出版人的思想也将世界化。这主要表现在编辑角色的转换，诸如编辑人的观念——他们必须十八般武艺样样俱全、处理好电脑网络编辑与编辑人的特质的协调发展关系等，尤其要紧的是市场营销意识与道德观念的并存。加入世贸组织后，编辑理念，不是简单的市场与道德的脱节，而应是更好地结合。这种理念即使在美国，也是编辑人所遵循的。美国着名编辑家马雷克在《如何选书》的文章里说：“……你应该编辑你了解的题材，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和热情，而读者终于会受到吸引，而且会掏出钱来买这本书。”这里道德观念与经济效益的获取是并存的。美国另一着名编辑家韦德有一篇文章专门谈编辑的伦理道德，他认为编辑在思考自己所承担的责任和利益时，唯一的办法就是遵循一个重要真理：“编辑人重要的责任，是忠于你所编辑的那本书。假如你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你既对作者不够朋友，也有亏自己的职守。”“假如你一错再错，那么你最好改行，不要当编辑……假如你善尽职责，假如你真是对这本书有贡献，那么你不但为作者尽了心，也对出版社尽到责任，而且也符合编辑的伦理道德规范。”可见，美国从事编辑工作的人在考虑为出版社赚钱的同时，同样是要考虑职业道德的。出版职业道德，对于我们中国出版业走进世界同样显得尤其重要。
因此，出版业世界化的过程中，编辑人要有一种历史责任感和先进文化积淀的大文化思路，要从源头上制约和防范影响传统道德教育的不健康因素的传播。在美国从事出版业的西弗林先生，曾是出版世家，法国着名的七星出版社就是他的父亲创办的。他回到美国后仍是子承父业，以出版学术着作闻名。在学术着作销路不畅影响经济效益的情况下，他宁肯放弃他所挚爱的出版事业，也决不迎合媚俗出版而获取经济效益。因为铺天盖地的轻软休闲读物软化了人的思想。这同样说明美国编辑出版人的职业道德；同时，也可见精神生产的非功利性和文化传承的重要价值思想对出版人的影响。无论是中国的传统出版业，还是中国出版业走向世界，这种职业道德观都是值得我们汲取的。因为这是中国出版业的历史使命，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先进文化对社会大众的道德教化的历史必然。
第四，要有全球意识，自觉地把自身发展与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联系起来；要有全新的思想理念和开放性价值取向。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强烈的使命感。即将中国历史文献和当代先进文化以各种载体的形式送入传播渠道，让世人了解中国和世界所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变化，以此促进人类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二是多元文化积淀与传播的神圣职责。足以传世的文化精品，就是时代文化的精华，也是有积淀价值的精髓，更是走向世界的承传者。这些，都出自于编辑出版者的神圣职责。三是强烈的责任感及强烈的责任意识。要以文化神圣感和社会使命感对待走向世界的文化品牌，发现和推出有价值的科学精品和文化精品。这也是出版者具备的责任感和崇高的职业道德。
从宏观的视角提高图书质量
图书质量，包括书稿的质量、审稿的质量、校对的质量、设计的质量等。图书质量问题，在全国出版界较为突出，早已引起出版界、学术界和读者的关注。1995年1月10日，中国文化报社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共同邀请出版界、学术界的部分专家、教授，学者，在北京举办了“如何进一步提高图书质量座谈会”，与会者就如何提高图书质量问题，谈了当前出版界的一些现象、问题、误区以及提高图书质量的措施。问题提出来了，关键是如何改进和提高。提问题的视角与改进和提高的思路都能有机统一起来。
一、大力培养优秀编辑人才，优化编辑队伍，是提高图书质量的首要条件
近年来，关于编辑及其编辑工作的原则、编辑的职业道德、编辑在现代文化传播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等问题，出版界同仁或从理论上、或从实践的角度都曾作过不少论述，但与出版者的实际情况看，总是有距离的。如何将优秀编辑的培养、编辑队伍的优化与整个图书质量的提高有机地衔接起来，是出版界要下大气力解决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编辑是整个出版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文化传播的使者，永远不朽的是真正的编辑，因为编辑的整个活动过程，是倾注了自己的文化参与意识，选择和体现了编辑劳动的创造性和主体意识及其社会责任感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些编辑又是怎样的情况呢？伍杰先生讲：以前大学毕业生必须要经过校对、实习等过程之后才能上岗，现在好像一进出版社门就是编辑，以前一个编辑一年责编三四部、约百万宇的书稿就非常不容易了，现在竟然有人一年编数十种甚至上百种书稿的。这样，图书质量从何谈起？薛德震先生对此亦深有感触：一个编辑一年发几十种几百万字的书稿，不可理解。这里不但缺少编辑上岗前的全方位培养，而且说明一些编辑毫无社会责任感。
这种现象的出现，出版社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里我们暂且不论。单从编辑自身讲，一个编辑每年编数十种几百万字的书稿，如何倾注编辑的文化参与意识？怎样体现编辑过程中的创造性和主体意识及其社会责任感？图书质量从何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加强编辑的政治修养、业务修养的同时，应强化编辑的职业道德修养。高尚的职业道德，是做好编辑工作、维护图书质量的重要前提。编辑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负有重大责任，应时刻想到对社会负责，对读者负责。从出版过程的系统工程看，图书质量的提高，作者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但作者书写得好坏是一回事，而能否出版，质量如何，又是另外一回事。随着图书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编辑走向社会，走向市场，及时准确地把握出版信息，开拓新的选题，是提高图书质量的前提和基础。组织到一部好书稿，再伴之以精心审读，认真加工，解决存在于书稿中的一切疏漏。所以，编辑的加工过程就是全面提高图书质量的过程。同时，编辑的品位高、品格高，整个编辑工作的起点就高。现在全国已有500多家出版社，出版图书品种已经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几番，而且总的势头是快速发展。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要进一步提高图书质量，弘扬中华文化，必须加强编辑人才的大量培养，编辑素质的高低、编辑队伍的强化，直接关系着图书质量的高低。
在大力培养编辑人才的过程中，编辑学者化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一个有待探索和努力的方向。近年，在全国高校学报层，有识之士已提出编辑学者化问题，且得到了学报界编辑同行的响应，不少文章都涉及这个问题。傅璇琮先生面对专业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也提出编辑学者化问题。作为一个高校学报的编辑，我对此感触较深，编辑学者化绝非是一种空泛的提法或概念的表述．作为出版社来讲，编辑学者化是图书质量得以提高、出版声誉得以保证的根本措施和条件，从编辑自身讲，编辑学者化，也是其能否耕耘于这块神圣的土地、广泛联系作者、提高图书质量的关键．
二、提高图书质量的关键是出版者
从宏观视角看，提高图书质量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作者、读者和出版者。从目前情况看，提高图书质量是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但重要环节还是出版者。吴道弘先生讲；图书质量下降已不仅仅是出现一些错别字，实质是在一个较高层次、较深意义上来审视图书出版的……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提高图书质量，我们就能有一个广阔的视野，就能从很深的层次上综合性考察问题。这里所谓从宏观的角度，进行综合思考，是面对现实提出来的。
从作者角度讲，一些作者多浮躁心理而少社会责任感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这是造成图书质量下降的原因之一。出版界老前辈讲，过去一部学术着作需要十年八年甚至一辈子研究，而现在竟然短时期内一部一部地出，更为厉害的是助长抄袭之风。本来，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品位由于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在下降、滑坡，如果作者再提供低级的、庸俗的低品位作品，甚至黄色的非法的出版物，不但图书质量成为空话，而且严重影响了精神文明建设。这些问题的出现，出版社是有责任的。从出版者角度讲，应严把质量关，确实把好书推出来。而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表现突出的是，国家缺乏整体的宏观的计划和调控，一些出版社各自为政，不注重出版信息反馈，致使一些书多次重复印发。据说“中国革命史”这门学科，教科书就多达280多个版本，一些辞典雷同抄袭以致打起笔墨官司。这种现象所造成的后果，不但严重影响了图书质量，助长了学界的抄袭之风，而且损害了出版社的形象。一些出版社不顾社会影响和出版社的声誉，或者偏重经济效益，或者变相出卖书号，使一些不健康和不该出的书出版了，结果不仅在社会上造成很坏影响，而且砸了自己的牌子。一些出版社不注重以图书的个性和特色来塑造自己的形象，出书没有长远规划，而是随波逐流，赶“畅销”热，结果也是不但图书质量低劣，且严重影响了出版社自身的特色和个性。
从以上作者、出版者、读者三方面交叉现象看，图书质量的综合提高，除要有一支过硬的编辑队伍外，关键一环还在于出版社。经济效益的争创和精神产品的问世，二者集于出版社一身。在这一点上，出版社既要有长远的造福子孙后代的宏图远谋，也要有强有力的宏观措施。其前提是充分发挥作者、编辑与出版者对市场的主导作用，而不要受价值判断上的误区影响，即出版社不要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左右。只有这样，才能把好质量关，提高图书质量。
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与图书质量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问题，细究起来，还是与编辑和出版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笔者以为，经济效益要考虑，社会效益也不能有所疏漏，应在努力提高图书质量的前提下，正确、妥善处理好两个效益的关系。
在市场经济作用下，出版社的经营谋略还是必须依靠编辑来完成。编辑与出版者的关系，是一个主体的两个方面。从出版社讲，制订长远出书规划，既有利于图书质量的提高，更有利于该出版社出版特色的形成。而不能满足于短期行为，什么赚钱就出什么，或者什么热就出什么，甚者，有些出版社忙于经济指标，而无暇顾及长远规划。这样，图书质量的提高就成为一句空话。从编辑角度讲，编辑是出版生产第一线上的直接经营者，且与广大作者，读者有多种关系，熟悉图书市场需求和竞争现状。在处理书稿和出书计划方面，不但能履行自身的编辑职责，而且能为出版社特色的形成尽职尽责。与此相反，编辑既不精心组织选题，又不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地处理书稿，只盯住能赚钱的书稿，且匆匆发排付印。编辑的职业道德没有了，书稿的质量毫无保证，平庸之作自然充斥市场。
从整个出版系统程度看，编辑不仅在出版过程中是一个中心环节，而且在出版经营中也同样居于影响全局的重要地位。如果编辑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都能按高质量标准来操作，图书的整体质量就会提高，出版社的效益也会随之而提高。
当然，两个效益本身是一个对立统一体的两个方面。无论编辑或出版者，绝对不能将经济指标与图书质量对等起来。出版者重视出版物的经济效益，出版物要面向市场，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不能急功近利，不管书稿内容地粗制滥造，只顾赚钱。为解决两种效益的矛盾，有识者已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一是宏观调控出版界内部经济利益的合理分配，实现良性循环；二是希望国家采取倾斜政策，减轻出版社的经济压力；三是设立出版基金，扶持严肃读物出版；四是健全奖罚机制，校正出版导向。笔者以为，这些措施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扼制那种忽视社会效益而一味向钱看的不良倾向。总之，要提高图书质量，社会效益是前提。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当然也不能忽视经济效益。
四、实行严格意义上的三审制，是保证图书质量的有力措施
三审制审稿制度，近年显得不大时兴，有不少文章曾谈到三审制的弊端，认为这样不利于调动和发挥编辑的积极性。笔者以为，传统的三审制程序不能抛弃，严格实行三审制，才能保证书稿质量。这样做可以避免平庸之作出版，堵塞书稿质量下滑的漏洞，有利于提高图书质量。
其实，三审制的严格实施与否，仍与编辑、出版社及其经济效益密切相关。如果一个编辑一年发数十种、几百万字的书稿，经济效益肯定不错，但三审制从何谈起，质量从何保证。对于三审制，虽然各个出版社都在执行，但各家的严格程度是有很大差异的。据一些文章披露，有的出版社连责任编辑都不认真审阅，而是要求作者“文责自负”。这样，书稿的内容能没有问题吗？这正是图书质量下降的原因之一。正是这类认为有市场、可以赚钱的书，被大开绿灯，也正是对这类书，更应实行严格意义上的三审制。真正的好书稿，何怕三审？相反，对一些学术性较强、真正代表学界水平、学者水平、有助于弘扬中华文化的着作，则不妨请某一方面精深老道的编辑一次性审读把关、基本拍板，也不一定非要三审程度。
一本优秀图书的出版问世，能使世人获得知识，深受教育，甚至终身受益，同样，一本质量低劣的图书出版，不但会造成物资生产的浪费，而且是对精神文明的亵渎和戕害。所以，实行严格意义上的三审制，是剔除和制约平庸之作的重要措施之一，出版社把住这一关，那些不入流的、影响图书质量的书稿自然就被拒之门外。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图书质量就能够提高。当然，我们这里讲的三审制，不是说限制或不充分发挥责任编辑的权限和积极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审制是进一步促使和监督责任编辑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真正将好书稿筛选和推荐出来。
五、加强书评工作，是促使和监督图书质量的媒介性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