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栋
世界不只是现在发生的一切，当然现在发生的一切让我们的视界格外充盈。世界更是时间的色彩性的语歌，是意志支配的绵长的链条，是被过滤后的精神产物。没有空间，世界便没有面颜；没有时间，世界就没有神髓。
凝视甬江东岸这块区域，我们感觉到历史的画面、纵深展开的凝重的剪影、鲜活的当下社会文化情境，以及卓然不群的浙东神韵，纷纷然投入我们的心灵，给我们的心灵持久的震撼。这里我们从宏观历史、海洋商业、福明街道、东部新城四个维度来透视，力图揭示区域的核心品质，显现区域地脉个性，展望区域未来的文化构造，从而勾连起我们能够清晰而从容地与之对话的意义世界。
大运河宁波段申遗院缘起2008
2008年10月，正是丹桂飘香、金风送爽的时节，从北京传来了一个我们等待已久的消息：一百余天的争论基本结束，宁波最终被确认为中国大运河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35个城市之一。记得那一天，同道们额手称庆，畅谈愿景，一时豪情满怀，心似春江，志在必得……
然而，艰巨的任务还在后头，高兴之余，我们很快投入了下一轮的工作：遗产普查、价值研究、保护规划编制。因为我们必须在规定的并不宽裕的时间内，回答如下一系列问题，并做好相关工作：
一是浙东运河（宁波段）在中国大运河整体价值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二是反映浙东运河（宁波段）文化遗产的主要对象和构成体系是哪些；三是如何因地制宜，有效推进本区段运河遗产的保护与申遗工作，使之与高速发展的宁波经济社会协调一致，取得双赢。
至于浙东运河（宁波段）主航道有多长？自然河道与人工河道各有多少？人工河道是什么时候开挖的？什么时候有过修缮？历史上都留下了哪些水利与航运设施遗迹？与运河相伴相生的其他遗产有哪些？它们的文化意义是什么？与中国大运河其他各段相比，浙东运河（宁波段）的特点有哪些？哪些遗产可列入市级保护范围？哪些可列入省级保护范围？哪些可以列入国家和世界遗产的推荐范围？大运河（宁波段）遗产与环境保护，如何与正在实施的杭甬运河工程、水利工程、轨道交通工程、区域开发建设相协调？……这些细节的问题，更是林林总总，让人一时应接不暇。
其时，我正担任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文物与博物馆处处长，上级令我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在随后建立的由15个部门、7个县（市）区组成的“大运河（宁波段）保护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里，我是成员单位唯一派遣常驻的“联络员”。在动用行政的力量，组织涉及余姚、江北、鄞州、海曙、江东、镇海、北仑等七个县（市）区39个乡镇街道专项普查的同时，我把一半精力集中到了对大运河（宁波段）价值体系与核心申遗对象的研究和认知上，希望能在整个操作过程中，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在其后大约4年的时间里，反复考察现场、大量阅读文献、多方咨询专家、组织协调研究等，成为我和同事们时时面对的“家常便饭”。
浙东运河的地位与特征院聚焦三江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先生对大运河（宁波段）申遗的事费心费力。那个时候他正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2008年10月，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隋唐运河已纳入大运河申遗范围，长安与洛阳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而宁波则通过浙东运河与江南运河相连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大运河不仅是沟通中国南北的水上通道，而且还是连接世界的大通道”。
鲍贤伦先生（时任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鄞县三桥鲍家人）在同年11月杭州召开的“浙东运河保护及申报世界遗产工作会议”上，更是着重要求宁波“特别关注明州港是‘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两个遗产的重要呼应”。因为宁波是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双遗产申报城市。
这不仅是两位具有厚实文化底子和专业识见的领导者与事业家的观点，而且充分包含了各方面学者的真知灼见，非常具有战略眼光，也符合隋唐以来中国大运河历史发展的实际，对宁波来说意义更为重大深远。
实际上，这些观点也已经明确而简约地表达了浙东运河与港城宁波在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价值体系中的作用与地位。这与学者们的研究非常一致，其中最吸引我的是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先生的研究成果。在其专著《宋代江南经济史》和专论《宁波及其腹地》（后文见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二编）中，斯波先生以其扎实的功底、详细的调研基础、精湛的专业描述与高水准的学术见解，对宁波城市的历史发展，做了精辟的论述，代表了目前这一方面学术研究的主要成果。
斯波教授认为：“隋唐大运河的开凿，有效地把陆上主要贸易线路延伸到东海岸，这不仅使生产的南方与消费的北方相联系，而且还刺激了运河经过地区的生产专业化和经济发展，最为明显的是长江下游地区。同时，使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中国沿海的各港口、东亚以及印度洋相联系的海上贸易，也随着航海术的改善（以指南针最为著名）而繁荣起来。凭借经余姚、小曹娥把宁波与杭州联系起来的水路及浙东运河，宁波实际上成了大运河的南端终点。而且，由于杭州湾和长江口的浅滩和潮汐影响，来自中国东南的远洋大帆船被迫在宁波卸货，转驳给能通航运河及其他内陆航道的小轮船或小帆船，再由这些小船转运到杭州、长江沿岸港口以及中国北方沿海地区。而长江下游地区的产品则运集宁波出口。公元992年（北宋淳化三年），在宁波相应地设立了海外贸易机构（市舶司），它以此管理沿海贸易和控制朝鲜及日本的海上贡税……在蒸汽船出现以前的船运方面，宁波港不愧是中国（东部沿海）中部的第一个商业性海港。”
……
浙江大学著名教授陈桥驿先生这样评价斯波先生的研究成果：“斯波从占有大量的宁波历史资料开始，把这个城市历史上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等进行细致的比较分析，再联系到与宁波发生经济关系的整个腹地，从而阐明宁波这个城市在历史上经济发展和城市成长的规律。”这个“规律”所表达的一个重要的空间概念，就是陈教授本人所说的：“宁绍平原上的河网，显然应该归属江南运河系统，而宁波可以视为‘南北大运河’的起点或终点。”
通过大量的阅读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特征：假如把宁波看做是杭州的外港，那么杭州与宁波的关系，就犹如北京和天津的关系。宁波和天津这两个一南一北的大运河城市，不仅有着相同的“京畿重镇”的地位，而且还在元代以后漕粮海运的过程中，建立了重要的联系。
显然，宁波的地域特征首先来自于大自然的禀赋。所谓“天予人取”，经过上千年的开拓，才形成宁波城市文明的基本内核。对于宁波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积淀（轨迹），我曾经粗略地作了一个空间上的描述：“东出大洋、西连江淮、转运南北、港通天下。”结论是：宁波港和浙东运河，实际上为中国大运河提供了河海联运、接轨内外贸易的黄金水道与优良港埠，是中国大运河连接世界大通道的南端国门，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地。这一切区域内外的文明过程，在我们宁波的甬江、姚江和奉化江流域，留下了一连串的印记。按图索骥，聚焦三江，我们陆续找到了一些关于浙东运河（宁波段）的明显特征。
首先是浙东运河（宁波段）的航道与水利体系，我把它们的基本特征归纳为：自然江河与人工塘河并行结合、复线运行、因势取舍。并认为这是先民们根据宁波港和浙东运河（宁波段）江、河、海交汇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而采取的独特的航运管理手段与应用技术。
与隋唐运河的形成相关联，唐宋时期是宁波农业水利和水运交通工程建设的重要时期，当时的农田水利与内河水运共兴同举，在兴修水利的同时，平原各乡河道也得到整治。鄞西的它山堰（我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之一，国保单位）、南塘河、中塘河、西塘河，鄞东的后塘河、中塘河、前塘河，江北的颜公渠、慈江、中大河，宁波城市中心的月湖与城河系统等等，形成了灌溉蓄泄、通航水运一体发展的河网格局。宁波（以鄞县为主）三江平原的核心水系，被人们形象地归纳为“三江六塘河，一湖居城中”，它们是明州港城与腹地之间货物集疏与商旅往来的重要水利航运交通网络。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这种江河水网格局典型地体现为：每一条自然江河（姚江、奉化江、甬江），都有一条或多条、一段或多段人工塘河与之相配，这种办法巧妙地解决了潮汐、水位对航运的影响问题。比如：奉化江与鄞江西北侧的南塘河、姚江南侧的西塘河、甬江与姚江西北侧的颜公渠和慈江等。在宁波三江水系中，山溪湖泊水源、江河潮汐动力、水工技术管理、人文习俗环境等运河与航运文化要素，都得到了充分的结合与体现。这种自然江河与人工塘河并行结合、复线运行、因势取舍的设计、构筑理念与航运方式，既是宁波古代江河航道水运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浙东运河”研究可以不断深入的一个专门课题。
根据文献记载，古时在宁波三江水系航行的客、货运船只，为避外江潮汐、航道曲折多变等风险，大都选走塘河。比如，与姚江、甬江结合的古代人工河道，目前仍然存在的航道就有约80公里。其中古称“五夫河”的虞余运河宁波段约12公里，十八里河余姚云楼段1公里，慈江经中大河到镇海段49公里，慈城夹田桥以南刹子浦至姚江小西坝4公里，姚江大西坝经西塘河到宁波古城西门11.5公里。根据考证，这些运河航道在两宋时期已经十分完备。
有了如此完整的航道与水利体系，接下来就是与之同等重要的港埠体系的建设了，这也是我们发现的浙东运河（宁波段）的又一个特征——港埠、城镇建设与运河水系紧密结合、一体发展。
沿着浙东运河（宁波段）复线运行的主航道，余姚、慈溪（指老慈溪县）、鄞县（包括宁波府城）、镇海四大古县及其府城县城一字排开。从其建城选址、布局及功能定位等形成发展的过程分析，几乎与运河的形成及其功能的发挥完全一致。余姚县城（始建于公元200年）是姚江西段和曹娥江东岸的航运水利中心；慈溪县城（始建于公元738年）扼守并承担了姚江河谷平原东段前、后江（即姚江、慈江）的航运与管理；宁波府城（始建于公元821年，附廓鄞县）的设置是提供河海转运的核心港埠系统；镇海城（宋初）的建设主要是为了解决出海口的安全。在近百公里运河主航道上设置这样密集，形态、结构、职能各具特色，发育完备的“一府四县”古代行政机构，保证了宁波港及浙东运河（宁波段）各段航道的功能管理需求，这在其他区段是不多见的。几乎所有与运河相关的遗产点，都集中在这些区域及其沿线，而位于宁波府城（鄞县县城）的三江口，成了“明州”港遗存所在的核心区域（现在分属海曙、江东、江北三区）。
根据几个月的普查统计，大运河（宁波段）水利工程遗产点共计107处（不包含河道与水源）；与大运河相关的其他文化遗存共计568处；运河生态与景观环境3项，运河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100余项。
那么，在如此众多的遗存点中间，到底选取哪些作为申遗的推荐对象呢？
以庆安会馆为核心的宁波航运文化院发现江东
2010年8月，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对大运河（宁波段）申遗预备对象进行现场考察。
12月8日，在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学会和浙江省文物局的支持下，我们在宁波举办了“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宁波论坛”。
2011年5月，宁波永丰库遗址、庆安会馆、水则碑亭及浙东运河（宁波段）被初步确定为中国大运河申遗“立即列入项目”预备名单。
在经历了大概一年多的反复遴选与研究后，宁波段的申遗预备对象渐渐明朗起来。记得有一次国家文物局文保司副司长唐炜先生来甬考察，我向他介绍了这三个点的基本情况，建议将庆安会馆列为遗产点首选对象，得到了他的认可。理由也很明白，因为在以前上报的宁波“海丝”遗存众多名单中，只有位于海曙区鼓楼东侧的元代永丰库遗址，被专家明确认定。庆安会馆虽然与“海丝”有关，但它的建成年代在“海丝”遗产的年代下限之外，无法入选。而大运河遗产的年代下限相对宽泛，且庆安会馆地处浙东运河端点与“海丝”起航地航道交汇的三江口，具有明显的航运业文化特征。唐炜先生同时指出，要把庆安会馆周边相关的空间也作为遗产点的环境组成部分一并保护。于是，在接下来不算太长的日子里，庆安会馆与三江口正式成为宁波段申遗的唯一遗产点。我们重新定义了江东，发现了江东。
至此，我的主要任务和能做的事情似乎已经基本完成，但人皆有“爱屋及乌”与延伸思考的习惯。发现江东，关注以庆安会馆为核心的宁波航运文化，成了我和同道们不断探究与思考的新的视点。
实际上，发现江东的最好办法，还是读史料、看地图、比对寻找历史的空间。比如，当我们翻开修纂于民国年间的《鄞县通志》和那一套精湛的地图时，江东这一座“城外之城”的千年历史，仿佛就跃然眼前。
我们先来看1936年3月绘制的那张《鄞县城厢图》。
图的中间是不规则椭圆形的宁波老城，也是鄞县的城厢，环城长约9公里，面积大概有4平方公里。现在的鼓楼和公园路，就是当年的宁波府衙；现在的市政府，就是当年的鄞县县衙。当我们往城的外围看时，南面写着“南郊”，西面写着“西郊”，华美医院以北的姚江西岸保丰碶一带写着“北郭”，但在姚江的北岸，写着的不是北郊，而是“江北岸”，奉化江的东岸，写着的也不是东郊，而是“江东”。
对于江北岸的习称，我有一个不一定准确的猜想：可能是因为宁波开埠后，那一带的开发建设和形成的区域，都与江的沿岸有关。在1958年因为姚江大闸建设而改变那一带的余姚江水道前，江北几乎是一个被一面甬江、两面姚江包围着的狭窄的三角地，缺乏淡水，成规模的农业是不可能的。能够利用的，就是那一段被江水冲刷淤积较少的甬江凹岸，在技术条件成熟的近代，当作码头港埠用地是最合理的，这就跟上海的开埠区外滩一样。在上海的地方志里，上海老县城北侧黄浦江外侧的滩地叫“外滩”，里侧的则叫“里滩”。宁波江北没有那么大的“滩”，于是就叫个“岸”吧。
那么“江东”呢？显而易见，那里的发展早已不是“郊”的概念所能够包含的了。我们在1936年的民国地图上，大致计算了那个时候江东已经建成的街巷面积，估计1.3平方公里左右，是宁波老城的三分之一，俨然已是一处没有城墙的城外之城。它的起步几乎与明州城的建设同步，我们把这一历史的时间节点确定在了一千多年前的公元823年。
十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宁波的《文化名城特色》的文稿（见《宁波历史文化二十六讲》），里边有一段这样的描述性段落：“公元823年，刺史应彪大约在今天江厦桥的位置，连舟16艘，建造了三江口历史上最早的桥——东津浮桥。两年后，因三江口水流太急，安全难以保证，于是将桥位南移约500米，就是现在的灵桥。有了桥，再通过东乡逐步形成的三条塘河及其水网，州城与东部已经发达起来的东钱湖流域农业地区的交通问题得以解决，沿三江口的江东地块也成了宁波城市‘东扩’的第一片滩头阵地。”
然而，当初这一片滩头阵地的形成，也并非简单的明州城“东扩”，我认为同时意味着东部地区“西进”的因素。原因是：刚刚于公元821年从鄞西平原与山地交界处的鄞江桥山谷口搬到三江口的明州城，此时极为需要其周边农业经济已有所发展的区域，与以港口为特征但尚欠发达的平原中心发生更广泛的交流，并把财富和各种可集聚的资源带到州城。
我曾经做过这样的计算：从公元前221年，秦帝国分别在宁波平原边缘的西、南、东三个地方建立句章、鄞、三个县以来，一直用了整整1043年，才真正离开山麓地带，初步建立了位于平原中心的州城，我把这一时期假定为宁波的“先城市时期”。此时平原的拓殖与开发尚未全面完成，这一点我们从宁波平原水利史的特征就可以看出端倪：唐代治源头，如广德湖、东钱湖、它山堰；宋代治干流，如六塘河；明清治小流域。因此，当时三江口的东岸，实际上是宁波东部地区向平原中心推进的桥头堡。
这一片桥头堡后来发展与形成的格局，与西岸宁波老城沿岸的江厦地区及往西辐射的商业区，几乎成了对应和互补的状态。比如，西岸有条江厦街，东岸就有条后塘街，两街隔江相望；西岸有条东大路，东岸有条大河路，中间有“东渡”可摆；西岸有条药行街，东岸有条百丈街，江上有灵桥相接。而后塘街名称的第一次出现，比江厦街要早得多，更有些来历，只是当时地点不在这里。清道光三年（1823），鄞县贡生徐兆昺写的《四明谈助》一书中这样记载：“汉，后塘街，在县东同谷山口。因是时县在谷中，海人集货贸易于谷口，以在海塘之后而名之也。今鄞县在甬江之滨，海人贸易，多在甬江两岸，于东岸一带亦称后塘街。”这真是十分的有意思，一条街名，足足用了两千多年，前一千年在山谷口，后一千年在三江口，而都是因为“海人集货贸易”起的名。这种空间的转移，形象地说明了古代宁波平原的开发秩序和过程。我留意了一下两个后塘街之间的距离，约16公里，两地之间几乎笔直相连的河流，恰恰也叫后塘河，只是“后塘”的含义已经不一样了，它是与鄞东地区的另外两条前、中塘河的方位区别。
后塘河显然是鄞东三条塘河中特别重要的一条，我们从这套民国地图的“鄞县分图甲、戊”两图中大略一数，跨河与沿河的大小桥梁，就有五六十座，平均半里地一座，真可谓水网密布。而与江东来说，令人记忆更多的，恐怕还是那座张斌桥了。桥原来的位置，就在现在彩虹路与中山东路的交界处。当年拆桥填河造路，拆下的石桥材料，辗转多地，现在已不知“花落何处”。大家还在继续怀念张斌桥的缘故，也已经不是桥的本身，而是以桥为坐标的特定历史文化记忆。我曾经对张斌桥周边的历史信息，作了一次空间对位，结果起码有三个史实让我大为惊讶！第一，原来这里是先后居住于月湖和东钱湖的南宋丞相史浩家族的另一个分居地，史称“木莲藤下史氏”。第二，这里是南宋丞相郑清之为纪念他的恩师楼昉而建的“甬东书院”所在地，也是大学者和教育家楼昉里居及其教授弟子的“迂斋”旧地，甬东书院的匾额，还是理宗皇帝御书所赐。第三，这里是大名鼎鼎的“二程夫子学舍”。宁波人程端礼、程端学兄弟是元代的大学者，弟弟端学差一点就成了状元，哥哥端礼则是一辈子教书育人，他所著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被国子监颁布为各地学校的教育范式，后代学者奉为准绳。张斌桥周边，几乎可以说是浙东文化一令人满怀敬意的精神高地。
从张斌桥往西不到800米，就是东胜路的南端，路的西侧，原来有座规模不小的家庙“包氏宗祠”，江东包氏聚居左近。宗祠往西约150米，就是以包家命名的码头“包家道头”。包家不仅读书出仕的人物不少，似乎还有码头为基础的航运业财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天一阁文物保护管理所做古籍保管和编目员，将馆藏的几百部家谱编成目录，其中有三部包氏宗谱，一部就是江东包氏宗谱，另两部是镇海横河堰包氏家谱。当时恰逢船王包玉刚先生来访，我们查证了家谱，原来包玉刚先生是宋代名臣包拯的第29世孙，一时间包先生和他的家人欣喜万分。当我们把复制的家谱送给他时，包先生认为这是家乡给他的最好的礼物！后来我把两种家谱做了比对，原来镇海包家也是明代初年从江东包家分出去的支派。看来船王的成功不仅有他自己的努力，恐怕还有“家传的血脉和渊源”。
俱往矣！当这一切昔日的辉煌随风飘散时，留在人们心中的敬畏却永难丢失。当你怀揣着这一段美好的历史记忆，每每走过这个地段、那个路口的时候，你的心中还会寂寞吗？
从锦绣江厦到走遍天下院梦圆庆安
当人们在欣赏一处文化遗产时，关注的重点，一般放在建筑的宏伟和工艺的精湛上面。然而，文化遗产的真正价值却在于它的遗存的真实性和内涵的丰富性。
在评估庆安会馆所蕴含的丰富价值时，有三通碑记，引起了我特别的关注。
第一通是元代《庆元绍兴海运达鲁花赤千户所记》，作者就是程端学。碑中记载：“迨我皇元混平区宇，始创海运。取东南并海诸郡积粟，以实京畿。置大府三吴（在苏州设都漕运府），外分六所。设官专职。明、越当海道要冲，舟航繁多甲他郡，而治所在明。”说明元初已在宁波设置专门的漕粮海运的管理机构。
第二通是元代《移建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记》。碑中记载：“至正十四年，漕弗克达，诏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方公（方国珍，元末宁波及浙东沿海割据势力）兼总漕事，岁董舟师以卫达之。十六年，秦邮袭吴（张士诚从高邮南下，占领苏州等地）。遂令迁署于鄞。乃辟庆、绍所为都漕运府。”有幸的是，这两通碑记虽已残缺，但都保存在天一阁的明州碑林中，它为我们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从元代开始，南方漕粮北运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河海联运，而宁波成为当时南方漕粮北运的重要转输港之一，这种功能后来演化为宁波航运业的支柱项目。
第三通是现存庆安会馆内的清代《甬东天后宫碑记》，记中开篇即云：“吾甬回图（‘回图’意为贸易、营运）之利，以北洋商舶为最巨。其往也，转浙西之粟达之于津门。其来也，运辽、燕、齐、莒之产贸之于甬东。”古代的“浙西”包含了环太湖流域的苏锡常镇与杭嘉湖地区，把那里的粮食通过海运，转输到天津，再把渤海湾地区的物产运输到宁波贸易。原来宁波人的主要财富来源之一，就是随着漕粮海运的发展而带来的江南运河与沿海转运行业。清代光绪《鄞县志》卷二“风俗篇”中记载：“水国之利舟楫为尚，东乡船匠善造浙西诸郡各帮粮船及大、小对渔船。南乡段塘船匠善造南北洋商用蛋船及江河行走百官船、乌山船。”可见当时宁波对航运业的覆盖能力十分强盛。
这一行业的发展高峰，最终在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出现。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通商略史》中这样记载：“甬埠通商，要以清代咸、同间为最盛。是时国际因初辟商埠，交通频繁。国内则太平军起，各省梗塞。惟甬埠巍然独存，与沪渎交通不绝。故邑之废著鬻财者，舟楫所至，北达燕鲁，南抵闽粤，而迤西川，鄂皖赣诸省之物产，亦由甬埠集散。且仿元人成法重兴海运，故南北号盛极一时。其所建之天后宫及会馆，辉煌烜赫，为一邑建筑冠。”
就是这座“辉煌烜赫，为一邑建筑冠”的建筑，甬埠行驶北洋的舶商建造的精神殿堂与聚会场所，咸丰三年（1853）起矗立在这里。它自豪地耸立在那里，在代表着宁波古代港口文明与航运文化的同时，又让我们幸运地体会着可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激动与期待。
当我们走出庆安会馆，看着眼前潮起潮落一片繁华的三江口，一定又会想起那句宁波人都知道的老话：“走遍天下，弗及宁波江厦。”这其中所说的“江厦”，已经不是一条曾经的金融街了，而是整个三江口区域，是宁波这座港口城市的代名词，指代的是港通天下；正如天妃宫从宋时的江厦，辗转迁移到江的东岸。这是一个向往大海、心怀天下的区域。
有识者考证此话的流行年代，大约开始于十九世纪中叶；它既是以港口为特征的宁波城市历史发展的真实反映，也是闯荡天下的宁波人对家乡挚爱之情溢于言表的集体心理写照。有趣的是，这种对“宁波江厦”的肯定和情感表露，并非只限于宁波人。同时期来到宁波的洋人，似乎也有一样的看法。比如大名鼎鼎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曾担任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总教习），在他的著作《花甲记忆》第13章“对宁波的最后印象”一文中，如此表达他对宁波的感情：
“这是一个我毫不夸张地说‘尽管你缺点很多，但我爱你始终不渝’的城市。”“我在这里找到了毕生的友谊，花了很长时间学习中国知识，也写出了一些我最好的作品。”
丁氏为了印证他的说法，还在书中引用了当时来华的另一位重要洋人俄理范（英国人）于1859年对宁波的评价：
“毫无疑问，在那些现在对欧洲人开放的城市里，它是第一流的。它也以培育出一些中国最能干的学者而著称。”
……
让宁波人或者外埠人如此看重“江厦码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为后来崛起的“上海码头”准备了雄厚的资本和顶尖的商业人才。而宁波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上海兴起的重要力量，关键是因为他们早在宁波的“江厦码头”上练就了与当时的国际商贸理念接轨的素质与技能；从航运、金融到贸易中介，这一类被当代人叫做“现代服务业”的行当，宁波人掌握得妥妥贴贴，而且还“发明”了一套足以应用的“洋泾浜”商务英语。如此看来，宁波人能在上海滩获得独领风骚的场面和地位，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千百年过去了，当年的江厦已经成了繁华的现代都市，三江六岸一片锦绣；而穿梭般进出于北仑港的远洋巨轮，也把宁波人走遍天下的宏愿千百倍地放大。山海合作，海铁联运，宁波又迎来了一个风云际会的崭新的“江厦时期”。
结语
梦，不是现实；但梦是理想的影子。当理想拥有现实的基础时，梦就是催人奋进，迎接理想和现实的号角。
站在庆安会馆门口，我们的耳边似乎响起了航船起锚时的号角，悠悠弥漫苍穹。千年来，这里是梦想起航的地方。中国南北洋航线的中转站，大海与运河的港口转驳地——三江口！千年来，这个中国的T字交汇点，承载着多少宁波人的梦想，不，不仅仅是宁波人，更汇集了多少开创天下者的梦想。
谁最知道这个码头的隐喻？是唐宋的绿茶青瓷贸易商？是明清的沙船商、洋铜商？是曾经的鱼盐南北货？还是曾经繁盛的药业、钱庄业？而今，我们要解读这片土地所沉淀着的故事，并对它的意义与价值给予正确而客观的评定。
这便是申遗的意义所在。必有一天，世界将回首看江东，回看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回看这一个大洋西岸的东方大舞台。
让我们同声祈祷，梦圆庆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