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勇
一个句子、一个地名、一个故事、一段乐曲、一幅绘画、一种饮食、一幢建筑、一种交往，无不表述了某种意义，成为日常生活的表意符号系统，构成社会结构的基础领域与人的生存底色。在这四篇文章中，我们将揭示江东人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说唱读写等具体的活动背后，种种内在的、起支配作用的规则、规范，探求江东人如何在江东这一特定环境中，建立起自己的日常世界，达到自身特性、个性与社会、人类本质之间的平衡。
或者说，江东的完整表象更来自于这些日常符号意义的组织，这些意义提供了江东人汇聚、交往的文化空间。文化如同花香，在这里是一种共享，在地域人们之间的意义生产和交换。人们用相近的方式解释庞大的世界和表达自己，由此诞生了属于人自身的一个温煦的世界。这些符号系统并非某种坚固的物质安装在社会生活中，但它们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后者。
我们总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涉水远行，历经沧桑风雨，迎接和煦阳光。当历史的尘埃最终落定，一切归于沉寂之时，人生的记忆总会引导我们追溯往昔，盘点过往，努力地把远古的痕迹串接起来珍藏于现实的细节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穿越古今的重要文化纽带，游走在传统与现代的缝隙中顽强地生存。
江东区地处甬东，位居甬江、奉化江、姚江三江的东岸，扼守三江交合的要冲，京杭大运河和海上丝绸之路在这里交汇，为培育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极好的地理和人文条件。“三江水合夹灵桥，形势无如此地饶”，300多年前诗人李邺嗣，为江东留下了一曲脍炙人口的《东竹枝词》，其中的“饶”字，说出了江东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近几年来，经过挖掘和保护，目前全区拥有省级非遗项目1个，市级非遗项目2个，区级非遗项目26个，同时还整理了有价值的线索近3000条，这些向上的、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东西，无疑也是现代化建设的名片，是城市参与未来竞争的金字招牌。
我们在深入田间民宅、追忆往昔、记载历史的过程中，也深深地被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所感动，以下我们截取在江东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中的一些经典片段，故事中有他，有她，还有我们一直怀着的对历史的那份深深的感动和敬意，所谓“忽如沧桑扑鼻来，不觉泪已湿衣襟”。
龙凤戏袍传人孙翔云院一针一线绣出戏袍人生
初夏的一个早上，“真善美”的戏服店的后人，80多岁的孙翔云老人，坐在窗前，一边用微微颤抖的手摆弄着一堆泛黄的老相片，一边向我们讲述着他戏服制作的人生经历。
老宁波或许还会记得，就在现在天一广场东边，过去是一条名叫咸塘街的巷子。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条巷子里有一家名叫“真善美”的戏服店，生意相当红火。如今，巷子不复存在，曾经生意兴隆的戏服店也早已无处觅踪影。
“我家阿爷（宁波人对祖父的称呼）是红帮裁缝，曾经远赴日本做服装的，现在宁波服装博物馆还陈列着一个老式熨斗，就是阿爷从日本带来的；到了我阿爹（宁波人对父亲的称呼）手里，就在城里开了这家‘真善美’。”老人这样说道“真善美”的起源。原来，以前的咸塘街是宁波绣花一条街，孙翔云的父亲从老家孙家漕到宁波谋生，就在这条街的绣花店里做工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父亲用妻子陪嫁的钱开了一家名叫“真善美”的小店，刚开始主要也是做绣花活，同时兼做长袍马褂。由于“真善美”的绣花活做得好，加上会做衣服，因此定做戏服的人便找上门来，渐渐地“真善美”就发展成了专门做戏服的店。
“真善美”戏服店做工精细，质量有保证，在业内有了口碑，各种戏曲剧团都来店里定做，生意红火起来。“徐玉兰、戚雅仙、毛佩卿等名角都在我们店里定做戏服，我当时年纪小，大家不知道我名字，毛佩卿干脆就叫我‘小真善美’。”“真善美”的名气越来越大，当时宁波乃至浙江省范围的演员们都以有一套在“真善美”量身定做的戏服为荣。
也正是因为如此，店里忙不过来，孙翔云在很小的时候就不念书了，在店里帮忙做起了学徒。他每天第一个起床把店门的门板取下，生炉火做早饭，把熨斗里的炭火准备好。当时店里请了绘画功底很深的高师傅专门画戏服上的图案，孙翔云老人便开始向高师傅学习画图技巧。潜心学艺的孙翔云很快掌握了戏服制作的全部流程和工艺。十八岁那年，他与店里一位绣花姑娘王素贞结婚了，此后，妻子便成了孙翔云生活的伴侣和事业的伙伴。婚后不久，父亲把这个每月用两斗米租来的店面交给他经营。
但是，要经营好一家店谈何容易。新中国成立前，戏服制作行当有一条规矩，做戏服之前，演员一般先付一半的定金，等戏服完成后再付清余下的。但很多时候另一半钱是拿不到的。有一次兰江大戏院的名角要做一件老生的龙袍，当时只给了一石米做定金（新中国成立前，因为物价涨得厉害，会用米作价，一般四五石米一件戏服吧，一石就是一百五十斤），这些定金连买料作都不够。于是孙翔云向亲戚朋友借了钱才把龙袍做好，但等他到剧院给对方送去时，对方经理收下衣服不给钱，年轻气盛的孙翔云上前跟他们理论，结果挨了好几个巴掌。而那天正是年三十夜，本想着拿了钱给孩子们买肉吃的孙翔云，只能空着手回家。像这样的事例老人遇见了不知多少次。
“我们这行在旧社会苦啊，旧社会演员地位本身就低，我们给演员做衣服，地位就更低，演员被欺负，我们连带着更加被欺负。那时吃拳头挨巴掌是常有的事，这也是当时很多店只愿绣花不愿意做戏服的原因。”老人一边叹息一边说。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古装戏上演不多，生意清淡的“真善美”歇业了，为了生计，孙翔云只好去拉人力车。因为他有画画的功底，1950年开始在居委会义务做宣教委员。1952年各级工会成立，孙翔云一家便给工会做锦旗和彩旗，也做过口罩。
1956年，响应合作化的号召，孙翔云和宁波许多手工艺人一起加入了宁波戏衣戏帽生产合作社，又操起老本行。那时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农村各地成立了宣教队，宁波越剧团也组建了，戏服供不应求，来定做戏服的人在合作社门前排起了长队。因为需求量很大，合作社不得不扩大生产规模，孙翔云当起了车间主任，指导生产，着重抓产品设计。为了推陈出新，提高戏服品位，他还买了好多明星穿戏袍的照片做参考，对不同剧种、角色、地位的戏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从1956年起连续三年，孙翔云代表宁波参加浙江省民间艺人代表大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孙翔云小女儿到慈溪从事绣品生意，老人就被绣品厂聘去做技术指导，产品也不再仅限于戏服。但仍有人断断续续地慕名找上门来要求做戏服，近者宁波本地，远有福建、上海、北京的。绍剧名演员六小龄童是“真善美”的忠实顾客，跟老人交往很深，曾经介绍业内不少朋友、同行到孙翔云这里定制戏服。直到天一广场开始兴建，他家被拆迁为止。
现在宁波服装博物馆收藏着十余套“真善美”制作的戏服，算是为这家老店留下了一份历史档案。孙翔云现在年迈，已经不做戏服了，家里原来保存的作品有的已经捐献出去了，有的被借出后就没还回来，也就只收藏着几套戏服，想到了便让老伴拿出来，细细抚摩着，日子似乎如流水般从手中滑过。“给别人做了一辈子戏服，现在做一些给自己留着，将来好给子孙们做个纪念。”孙翔云和妻子一边展示他的戏服，一边说。
风风雨雨的大半辈子，孙翔云老人对戏袍的热爱并没有减少。老人遗憾的是五个儿女没有能继承孙家的这门手艺的。但随着宁波城市文化的发展，政府对文化保护的重视，老人似乎又看到了希望。
而今，孙祥云老人作为首批省优秀民间艺术人才，他的龙凤戏服绣袍技艺成了江东首批列入省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他相信这门手艺又有救了。
野龙凤金团冶传人赵文海院悠悠七十载的糕点生涯
在宁波，提起百年老店“赵大有”的名点龙凤金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色黄如金，形体团圆，象征吉庆，其中有一种大小搭配的五代金团，意为“五世同堂”之兆，更能表达良好的祝愿，龙凤金团由此而成了宁波人的高尚礼品，老百姓寿辰、乔迁、满月、分家、拜佛、敬神之际，都少不了它。不仅如此，龙凤金团还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民间流传着南宋开国皇帝赵构落难时吃龙凤金团的故事，将其历史追溯到九百年前。现在，“龙凤金团制作”已列入了宁波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而这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就是“赵大有”的第四代传人、现年已经九十岁的赵文海老先生。
赵文海先祖所开创的“赵大有”糕团店，是宁波历史上最悠久的糕团店，创建于一百五十年前的清代同治年间。当时上虞梁湖赵氏家族的人，在后塘街杨柳道口租得单间店面，制作年糕，招牌取名“赵大有”，因使用原料好，这家店生产的年糕很快在宁波市场站稳了脚跟。但“赵大有”在赵文海的太祖父、爷爷赵来福两代时没有固定的店面，经常迁移。经过第三代赵培德即赵文海的父亲二十年的努力奋斗，1928年“赵大有”终于在百丈路与大戴街交界之处有了固定店面，此后“赵大有”蒸蒸日上，发展顺利。
1942年，二十一岁辍学在家的赵文海，在父母的安排下，于开明街开了一家店，就此他开始了制作并传承糕点的一生。但缺乏生活阅历的赵文海因家境不错，并不重视这个店面，只是负责督促，自己不插手制作，也不学技术，因此店面常常要依靠家里人把握。
情况到1949年才发生转变，有了家室的赵文海开始注意到未来和责任，他一面积累管理方面的经验，一面学习糕点制作手艺。也许是从小耳濡目染的关系，他很快便熟悉了这些祖传的制作手艺，龙凤金团、水晶油包、松花团子、黄南糕、定胜糕、灰汁团……样样精通。当然，由于原料丰富精致，制作精益求精，龙凤金团是其中最为出类拔萃的。慢慢地，赵文海在宁波糕点行业闯出了名气，“赵大有”也稳步发展，生意越来越好。1956年工商业公私合营，凭借熟悉的专业技能以及在行业的好口碑，赵文海被推为私方经理，受到上级的信任和同事的追捧。在此期间，他为了防止糕点业衰颓，在宁波开办了十个宁式糕点专卖店，以增加糕点业的销量。
六十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糕点业面对缺面、少粉、没有糖的局面，差不多成了无米之炊。怎么办呢？专业公司经理专门上门向赵文海求教。赵文海仔细思考后，便想出了用杂粮代替主粮、用盐代替糖的具体方法，并亲自到工厂指导工人如何制作，总算解决了糕点业生存问题，渡过了难关。当时饮食公司下属的五十六个行业，只有糕点业在三年困难时期是赚钱的。
“文革”期间赵文海被打为资本家，被打压、游街和批斗。他十分痛苦，甚至有过自杀的念头，但想到家里七十多岁的老母，自己热爱的糕点事业和明天的希望，他还是顽强地活了下去。1979年，他终于得以平反，并当选为宁波市工商联委员。
改革开放初期，赵文海在市工商联的介绍下，成功地开拓了宁波糕点在奉化、天津等地的市场。1984年，他与天津河东区的一家糕点店合营，凭着明显的特色，“赵大有”糕点很快就在当地打响了名号。10月初在天津传统的集会上，“赵大有”与当地传统糕点同台促销，结果出现“赵大有”一枝独秀的场面，让天津人民都记住了“赵大有”的金字招牌。
1984年末，年逾花甲的赵文海回到宁波，在家休养。他看到在洋式糕点的冲击下，传统糕点业日渐式微的现象，出于对“赵大有”与宁式糕点的特殊感情，老先生便决心要做点什么来改变这种状况。于是他当年便写了《“赵大有”糕团店》一文，详细介绍“赵大有”的历史以及特色；第二年又写《介绍宁式糕点》一文，列数宁波八十多种糕点的历史、特色及其制作方法，而龙凤金团制作技术更是其中的精华。从此宁式糕点就有了自己的“教科书”和“历史书”，有效防止了传统手艺的亡佚。
1987年，赵文海决定在江东老家重开“赵大有”糕团店。因为“赵大有”商标已经在公私合营期间归属于政府，一时之间无法申请回来，只能换名，在深思后他为新店取名“新天福”，寓意“新的开始”。之所以选择在老家开店，赵文海认为这符合“天、地、人”三个条件：第一，有“赵大有”的金字招牌；第二，是祖传的地方；第三，有他这个第四代传人在。开业以后，果然如他所料，来客络绎不绝，生意兴隆，顾客们口口相传：“赵大有回来了，龙凤金团回来了。”二十多年来，“新天福”在赵文海和后人的努力下，坚持宁波糕点的传统特色，已经获得了宁波人的认可。
从1942年至今长达七十多年的糕点生涯，赵老先生对此有感慨、有感激，也有痛苦。当我们问起赵师傅这一生最骄傲的事情是什么时，老人双眼深深望了一眼自己的店铺说：“我没有放弃糕点，我把这些手艺都传承下来了。”是的，他的手艺“龙凤金团制作技艺”作为宁波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起来，流传下去，就是赵文海老先生最大的贡献啊！
竹根雕传人杨古城院用竹根雕刻艺术人生
竹根雕是中国传统雕塑形式，利用竹根的天然形态，通过艺术构思与雕刻制作成工艺品；是一个变废为宝、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再创造过程。中国竹根雕艺术历史悠久，宁波地处浙东，盛产毛竹，为竹根雕提供了客观条件。明代甬上竹刻名手很多，“天一阁”内至今藏有笔筒、抱石等竹刻工艺品。晚清、近代后竹根雕逐渐走向衰弱。
家住宁波市江东区百丈街道的杨古城老先生，是一位爱好竹根雕、并且致力于发展和提高这一濒临失传的中国传统艺术的老人。
杨古城1938年10月出生在浙江舟山的普陀县，后一直定居宁波江东。1958年任职于宁波工艺美术研究所，开始接触竹根雕这门艺术。当时所里承接了一批竹根雕生产任务，所内没有人能够承担这一项目，只有他一人挑大梁。当时宁波市范围内会竹根雕的人寥寥无几，他无法通过拜师来完成任务，只能凭借自己对竹根雕艺术的执着追求和潜心摸索，边学边琢磨，自己找参考资料看，凭借着自己的绘画基础，终于研究出门道来，慢慢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竹根雕之路，填补了这一项目的空白，为竹根雕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尽了一份力。
竹根雕创作有“三分人工，七分天成”之说，作为雕刻的材料，竹根纹理纠结、硌岢不平，因此在造型上必须因质顺形、类物刻象，巧妙地利用根材天然的形态、纹理、疤节甚至瑕疵，才有可能创造出独特的艺术作品。杨古城从1958年开始从事这门手艺一直到现在，在不断学习与创新中拥有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竹根雕最大的特点是，重视根雕的艺术构思和立意，其雕刻大多是连根带须的，根据竹根的特点，巧妙运用竹根的须，雕刻成一件件栩栩如生的作品。
杨古城的代表作品主要有《蓑笠翁》、《张飞》、《小姐妹》等，其中《蓑笠翁》于1990年获得轻工业部全国工艺美术百花奖一等奖，并参加中日工艺美术联合展。《张飞》、《小姐妹》等均在省、市获奖。他的作品多是以现实为题材，造型以人物形象为主，男女老少所有人物都活灵活现。比如《蓑笠翁》，就是充分利用毛竹须根的走势和竹根节疤紧密的特点进行形象刻画，保留竹的根须，使其成为蓑笠翁的须，夸张的形态展现出人物的神情，契合神形兼备的中国传统审美原则。又如《小姐妹》，这个作品则将竹根倒转过来，使根须成为小孩儿的头发，天趣和人意巧妙结合，整个造型新颖活泼可爱。
制作一件好的竹根雕作品，需要有一套好工具。杨古城家里有一整套的钢刀，有平口、圆口（正钢、反钢）、三角、斜口等各种类型，而且每套都有四十到五十把，刀具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纯手工打造的。杨老的夫人是做木雕的工艺大师，木雕与竹根雕两种艺术之间有相通之处，所以遇到杨老的刀具钝了需要打磨的话，都是老太太亲自上阵为杨老磨刀。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老两口正是志同道合、相辅相成。
除了娴熟地掌握刀具外，竹根雕最注重的是选材，选材的过程其实就是对材料的深入挖掘和构思作品的过程。为了选材，杨古城常常是不辞辛苦，跑到深山老林里寻找。常常是慧眼识才，从山民废弃的竹根中，他能找到创作的好素材。接着就要对原材料进行处理，包括清洗、剪裁、雕刻等环节。这个过程需要十二分的耐心与细心，有时看似漫不经心、随心所欲的雕琢，其实是几十年功夫积累的体现。雕刻过程中，锋利的刻刀随时有可能留下功亏一篑的痕迹，所以要胆大心细，尤其是人物面部和眼神的塑造。雕刻完毕后，再将粗糙的竹根抛光、打磨和上色，一件竹根雕作品就完成了。
目前宁波市的象山县的竹根雕比较发达，主要是以商品出口为主的。而杨古城并不以出售商品为目的，主要是出于对竹根雕感兴趣才从事这门艺术的。在长期的发展和变革中，竹根雕以它自身鲜明的艺术特点和传统技法沿袭至今，以独具的姿态呈现于工艺美术之林。杨老深感竹根雕艺术的魅力，创作每一个根雕作品无疑是倾注了他大量的情感与心血。虽然事务繁忙，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竹根雕的热爱，每天有空必定坐下来细细雕琢。这是一位热爱中国传统艺术的文化老人的执着与追求。
杨老自学成才，有多种爱好和特长，这位高级工艺美术师不仅在竹根雕领域有卓越的成就，在织绣、室内外装饰及理论的研究方面也硕果累累，他主持设计创作的大型金银绣《百鹤朝阳》获国家金杯奖；出版《中国狮子造型艺术》（与人合著）、《现代家庭布置陈设艺术》、《南宋石雕》（与人合著）、《宁波老桥》（与人合著）、《宁波朱金漆木雕》（与人合著）等专著。近年来致力于宁波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对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不遗余力，为保护家乡的一座古桥或一座古代建筑而奔走呼告。他年过古稀，仍然长年义务奔波，如痴如醉，为的就是“延续宁波的城市文脉”，因而被称为“文保狂人”。
福明街道俞爱宝院巧手缝制虎头鞋
虎头鞋是中国民间传统手工制作的一种童鞋，因鞋头呈虎头模样，故称虎头鞋。一般在幼童一岁左右时要穿虎头鞋。此时的幼儿跃跃欲试，正学习走路，但又离不开大人的搀扶，也比较容易跌倒、摔伤，甚至出现意外。这时父母给孩子穿虎头鞋，既有利于孩子脚踏实地学习走路；同时它又是一种吉祥物，它被人们赋予驱鬼辟邪的功能，穿上虎头鞋意味着可以辟邪恶保平安，护佑孩子健康成人。
虎头鞋在宁波最早出现于民国初期，那个时候妇女缠脚，穿绣花尖顶鞋；老年人穿布靴；而婴孩就穿虎头鞋。可以说在民国时期，每一个小孩的童年都是穿着虎头鞋长大的。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虎头鞋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宁波市面上已经很少见到有卖虎头鞋的。近年来民俗文化开始热起来，过去传统的东西逐渐恢复，虎头鞋再一次进入人们的视线；但是能买到虎头鞋的地方仍然不多。2008年7月江东区政府将虎头鞋制作列为第一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对此传统手工艺的重视。
说到手工制作布纳底虎头鞋，那就不得不提到一位老人，那就是做了70年虎头鞋的老人——俞爱宝。
现年已经八十五高龄的俞爱宝老人家住江东区福明街道，虽已头发花白，却非常健朗，带着慈祥的笑容，说起话来铿锵有力；更甚的是她有一双巧手，会做精致的虎头鞋，当初是因为家境贫穷，为了补贴家用，她才跟母亲学习做虎头鞋，这一做就做了70年。她做的虎头鞋每双都轻灵可爱，让人爱不释手。现在对老人来讲，每天最快乐的事，就是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地缝制虎头鞋。她说：“前几年，虎头鞋几乎没什么人问起；真想不到，现在又成了稀罕物了。”
俞爱宝老人做的虎头鞋大都为黄色，也不乏红色与紫色的，长度大约为七八厘米；鞋头上的虎头惟妙惟肖，眼睛、胡须、嘴巴，五官俱全，十分精致。像这样的虎头鞋，俞爱宝老人起码攒了六七百双。老人说：“以前的小孩子一岁左右，长辈们就会给他们穿虎头鞋，因为虎是百兽之王，穿上虎头鞋可以辟邪恶保平安，护佑孩子健康成长。”
俞奶奶做的虎头鞋有一特点：是连帮带底一体的；这和市面上销售的鞋帮、鞋底分开的商品虎头鞋不同。老人说她做的这种虎头鞋穿起来较为舒适，也有助于婴儿学习走路，跌倒后容易爬起来。
虎头鞋虽小，但是做工复杂，仅虎头上就需用刺绣、拨花、打籽等多种针法修饰。从工艺流程上看，做鞋样、黏合鞋里鞋面、压干、拉边、收口，每道工序都需要精工细作，一点马虎不得。要制作一双虎头鞋，首先是选好缎子和棉布，用糨糊把做鞋面的缎子与几层棉布糊在一起，这样多层粘连又加上有糨糊，所以显得厚实而硬挺；待其干，然后根据鞋样裁剪出两片分别做适合左脚和右脚的虎头鞋。在鞋头位置分别用白线和黑线绣出老虎的眼白和眼睛，再有红色的线在黑眼珠边上勾上一圈，突出老虎的眼睛炯炯有神，再用眼白的周围绣上一圈金线，最后再在眼睛上面绣出红色或者绿色的眉毛，脸部绣完后，在绣花处的反面黏上一层布，待干。这是为了让虎头鞋的脸部比其他部位更加厚实。再在鞋底上铺上棉花，用缎子将其缝合，鞋底纳上两朵菱形花。然后将虎头鞋的鞋尾处缝合，用滚边布把鞋口包上一圈，缝好。这样，虎头鞋的基本形状就出来了。再用红布塞满棉花，用虎头两边的脸颊夹紧“红鼻子”两侧，缝合起来。老人说她做的虎头鞋老虎的鼻子很硬，塞了很多棉花，“铁骨死硬”，形状好，又不容易被小孩子踢坏。再用彩色的线缝出老虎的胡须，在虎身上绣些花和亮片，一双精致的栩栩如生的虎头鞋就做好了。
老人不但会做漂亮的虎头鞋，还能够讲流传在民间的虎头鞋故事。传说黄河岸边有个姓石的船工，他乐于助人，为两岸人摆渡过河从不要钱。一天，一位老奶奶冒雨过河请人为即将临产的儿媳接生。谁知她刚走到河边，风一刮，雨一淋，头像炸开似的疼了起来。姓石的船工看见了，将老奶奶搀到屋里休息，自己替老奶奶去请接生婆。雨过天晴，老奶奶的儿媳生了一个大胖小子。老奶奶千恩万谢，送了一张画给船工。画上画的是一个正在绣虎头鞋的俊俏姑娘，船工看了很喜欢，就将画贴到了自己的茅屋里。
从那以后，船工收船回到家里，总有一位漂亮的姑娘做好饭菜等他。原来，姑娘是天帝的女儿，天帝派她下凡与船工结为夫妻。过了一年，他们添了儿子，取名石虎。可是好景不长，有个县官想要霸占那位姑娘，就把画像抢走了。而小虎自从妈妈离开之后就一直哭着要妈妈，送画的老奶奶告诉船工，让小虎的姑姑做双虎头鞋，小虎穿上它，就一定能够找到妈妈。按照老奶奶的嘱咐，小虎的姑姑连夜做好了虎头鞋。小虎穿上一试，身轻如燕，立刻向县衙飞去。见了县官，虎头鞋变成了老虎，咬死了县官。船工的妻子见小虎来救她，赶忙从画上跳下来，带着小虎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现在，人们仍认为虎头鞋能除恶魔保平安，因此都要给孩子做双虎头鞋穿。很多地方的传统还讲究小婴儿要穿三双虎头鞋，并保留让姑姑做三双不同颜色的虎头鞋送侄儿的风俗。俗语有：“头双蓝（取谐音拦，即拦住不夭折），二双红（红能辟邪，可以免灾），三双紫落成（意即孩子在自家长大成人）。”有了蓝、红、紫三双不同颜色的虎头鞋，孩子必会安然无恙。在宁波，很多老一辈的人还是延续着这种说法。
在宁波民间虎头鞋是一种吉祥物，作为礼物赠送时也有讲究，“送双不送单”，可送六双、八双、十二双，寓意是好事成双。送的愈多，预示着孩子将来的福气也就愈大；并且姥姥做好鞋还不能缝鞋带，留下的活儿要孩子的奶奶亲手缝上去，据说这样能使孩子“富贵双全”。
近几年，上门向俞爱宝老人买虎头鞋的人越来越多。老人说自己年纪越来越大了，眼神也不好了，而做虎头鞋又是一个精细活，她意识到这门手艺是该有个传人了。2006年，她的孙女微微怀着好奇心做了老人的第一个徒弟，从看图样开始，剪样、缝合、拉边，三年后终于学成出山。“她拉边比我好，现在年轻人不喜欢做手工了，更没什么人喜欢做虎头鞋。她喜欢学，还做得那么好，我很开心。现在我儿媳妇也都会做一些。”看到虎头鞋后继有人，老人很开心。
楼茂记香干院宁波老字号的制作技艺
说起香干，那是宁波人最常吃、也很爱吃的一种豆制食品，“香干”谐音“相干”，即凡事顺利、有所依靠的意思，过去城乡里办婚丧大事的酒席上，都必须用香干。而宁波的香干，以楼茂记香干最为著名。宁波有句老话说：“勿吃楼茂记香干，生活做煞唔相干。”意思是苦活累活要做，但楼茂记香干必须要吃，否则就失去生活的意义。可见其影响之大，楼茂记香干已成为居民日常饭桌上的佳肴。
楼茂记是一家酱园，全称为楼恒盛茂记酱园，创始于清乾隆八年（1743），迄今已有二百五十多年历史。酱园主要生产经营酱醋、酱油、香干、鲜麸、黄酒等产品，其中香干是最有名的。作为楼茂记的传统产品，在社会上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是有其原因的。首先品质好，楼茂记香干精工考究，价格公道；其次宣传好，全市小商小贩认为香干携带轻便、群众又喜吃，所以乐于贩售，这样街弄巷尾均可听到楼茂记香干的叫卖声，提高了楼茂记的知名度，在无形中起到了广告宣传作用，楼茂记香干妇孺皆知；第三服务好，顾客光临，笑脸相迎，顾客离柜，说声慢走，礼貌而周到的服务受到顾客的青睐。当然真正能使楼茂记香干拥有如此长的历史、享有如此高的知名度，还是运用传统工艺制作出来的独特美味。
楼茂记是“子孙店”（子孙代代相传），在香干的制作方法的传承也是代代相传。相传，楼氏最先开设的是一家豆腐作坊，做的是豆腐、豆芽、素鸡、千层、油豆腐、香干。有一年，楼茂记老板收留了一位病危的外埠老人，那老人在临死前，为感谢楼老板的恩德，把祖传的精制香干的秘方传授给了楼老板。楼老板按照秘方如法炮制，果然制作出了色香味俱佳的香干，从此名声大振。这虽然只是个传说，但楼茂记香干制作的确有其传统而又独特的方法，并且这项技艺一直在传承，之前具体的传承人已经无法考证。近代开始，有陈娘子（音似）传给薛信娣，最后传给现在的陈伍平。陈伍平是楼茂记公司的师傅，习得楼茂记香干传统制作技术，而且从业三十余年，至今还从事着香干的制作。还有楼氏后人楼家炳从小就跟着父亲制作楼茂记香干，学到了全套技术，后来参军后就转行了，但他对香干制作的传统工艺仍然娴熟于心。
在竞争激烈的食品行业，即便有如此神奇的传说故事作为楼茂记企业文化的支撑，如果没有亮得出手的绝活和人无我有的商业头脑，也不可能成就辉煌。楼茂记香干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它的食材主料和营销手段。楼茂记香干的主料是黄豆和食盐，但看似普通的食材却很有讲究，盐需每隔一年使用（使其苦味咸沥出），豆则采购花句豆（花句豆，粒大豆且净），香干食材精工考究，工艺精湛，是其为百姓接受的重要原因。然而更令人称奇的是楼茂记的营销手段，即便以现代的眼光来看也是先进的。因为宁波地处东南沿海，商业经济自古以来就较为发达，城内有众多小贩，楼茂记就广泛利用小贩的营销网络，在这个群体中先行推广，首先使他们认为既轻便又好吃，乐于贩售，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愿意做楼茂记的代理，从此街弄巷尾均可听到楼茂记香干的叫卖声，起到了广告宣传作用，知名度迅速提高。后来，这个办法被方怡和、大有、董生阳等行业仿效和采用。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楼茂记香干的经营者另辟蹊径，推出了多买打折的举措，例如一次性购买量多的话可以给予八折优惠等等，虽然这是否是中国商业促销第一例已无从考证，但是由此可见，楼茂记的业务兴旺发达，确实靠的是优质的产品和聪明的经营头脑。
1956年公私合营改造后，“楼恒盛茂记酱园”改名为楼茂记酱品商店。1988年由宁波江东蔬菜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接手管理，10年后改制成立宁波市楼茂记食品有限公司。目前，楼茂记食品不但在宁波周边地区销售，其中酱醋、腐乳等产品还远销到香港、台湾地区，并长年出口到欧美、东南亚等地。
纸扎马灯院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与回忆
中国的灯笼又统称为彩灯，起源于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在中国，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前后，人们都会挂起象征团圆意义的红灯笼，来营造一种喜庆的氛围，后来灯笼就成了中国人的喜庆象征，因此每当家逢喜事也都会大红灯笼高高挂。
中国灯笼经过历代灯彩艺人的继承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品种，达到了高超的工艺水平。从种类上说有宫灯、纱灯、吊灯等等，从造型上分有山水、人物、花鸟、龙凤、鱼虫等。中国的灯笼制作综合了绘画、剪纸、纸扎、缝制等工艺，利用各个地区产出的竹、木、纸等材料制作而成。
由此可见，一个看似简单的灯笼实际上并不简单，因为它对制作者有诸多要求，是一门综合各方面才能的艺术。而宁波江东区百丈街道的孙家驷、东胜街道的徐鹤年、明楼街道的王文娥、东柳街道的费鹤荣等老人掌握了这门精湛的艺术，其中孙家驷和徐鹤年的马灯制作技艺被列为江东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据老人们介绍，制作灯笼首先要做的是确定主题，因为不同的主题配有不同的图案。确定好主题，设计造型并将竹子制成若干一定尺寸的竹棒，搭好一定的形状，再固定好并糊上白色宣纸。材料一般是取隔年秋季毛竹，弃其根部竹节密集处及梢部脆弱处，取中部竹节平整、枝干粗细均匀部位，因其柔软而富有弹性利于弯曲绑扎。竹篾取用竹青部分，剖削为0.8cm×0.15cm的宽度和厚度。以前做灯彩都是用竹子做原材料，但是竹子要劈成竹篾才能用，很费时，也很麻烦。现在徐鹤年老先生改用包装带制作，既简单又容易寻找原料。而孙家驷老先生制作的灯笼在绑扎时都不是用线绳之类的东西固定框架的，而是用一种称为“皱纹纸”的纸张捻成的细条来固定，因为皱纹纸强度大且方便，扎完后直接用糨糊糊上即可，不用打结，比较有创意。
接下来就是制作图案，这也是很关键的一步，先用铅笔在纸上绘好图形的轮廓，然后用剪刀剪下，也可用雕刀刻，但一般剪刀剪得比较粗糙，所以制作精细的灯笼一般使用刀刻。用雕刀刻可以将绘制好的图纸重叠，用纸捻固定好，然后放在羊油盘上刻，这些图案一般都是对称的，因为雕刻起来方便。彩灯一般都代表着吉祥如意，平安富康，所以上面的图案通常有龙、荷花、喜鹊、金鱼等吉祥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蝙蝠也是宁波人眼中的吉祥物之一，代表着“福到了”。待图案制作好后再用糨糊糊到白色的宣纸上，最后再在灯笼上方一周系上灯须作为装饰。这样，一个灯笼就做好了。孙先生介绍说，制作一个精致一点的马灯至少要花上一两天的时间。
当我们问起走马灯的时候，孙先生有些黯然地说，如今宁波的马灯一般都是不会转动的了，即使有也是电动的，已经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走马灯了。制作走马灯最重要的一种原料是产自北方的芦花杆，那是一种质地硬且轻的材料，将它置于灯笼的中央，上面扎个铁丝圈，下面扎针，中间固定一个圆盆，将一个用宣纸制成的风轮放于其中，之所以一定要用宣纸是因为宣纸遇热不会变形，以保证灯笼不会变形，放入蜡烛或灯泡后，由于热空气上升的原理，马灯便会转动起来。但是如今这种芦花杆已经很少甚至没有了，所以走马灯也很难制成了。
家住江东区的四位老人均为纸扎灯笼的传承做出了贡献。孙家驷1944年出生在宁波市江东区一户制作纸扎彩灯的人家，从小的耳濡目染使他对这门艺术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孙老先生说，很小的时候他便能制做出一些简单的兔子灯、星星灯给小伙伴们玩耍。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凭借着对制作灯笼的热爱，他几十年如一日地钻研着灯笼等艺术。孙先生很自豪地说：“小时候大人们传授我的是一些最基本的东西，那时候做的马灯没有那么漂亮，后来更复杂精巧的都是我自己钻研出来的。”
在“文革”时期，孙先生制作的彩灯曾经在药行街展览过并得到一致好评。“文革”后，他更倾心于对这一手艺的钻研，1979年到1980年之间，他的作品曾两次在中山公园进行展览。第一次正值全国进行宣传储蓄的时期，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山公园举行了向宁波市民宣传储蓄的活动，活动期间所需要的十多盏用于装饰的马灯均出自孙先生一人之手。第二次是在春节闹元宵举行的灯展上，他代表所在单位参加此次展览。2006年，在月湖举行的市级中秋彩灯展中，孙先生的作品“鲤鱼莲花”和“吉祥宫灯”分别获得了一等奖和三等奖。
孙家驷不仅擅长制灯笼，对刻纸艺术也很有造诣。刻纸就是剪纸的一种形式，即用刀刻出来的剪纸艺术。刻纸作为民间艺术，历史悠久，它起源于汉代，最早民间刻制的是红笺、福符等，家家户户将刻纸贴在门楣或春联上端，迎风飘展，以增节日喜气。也有一些刻纸用于装饰，贴在窗户或者灯笼上。宁波一带刻纸艺术很是盛行，民间常常将刻纸作为家居的饰物，美化居家环境，如门栈、窗花、柜花、喜花、棚顶花等，都是用于装饰门窗、房间的刻纸。孙先生说，市面上没有任何一种刀具可用来刻制艺术刻纸，必须自行手工制作。为了防止初学者折断刻刀，刀具应该稍厚一些，熟练掌握了以后，可逐渐用天然石磨薄一些的刀具，这样刻的时候既省力又便于刻制精细，雕刻出来的图案真实、生动。
徐鹤年先生早年师从民间手工艺人，并加上创作创新，熟练掌握了“竹骨纸衣”技术，利用此项技术，制作迎新年的“羊年吉祥”羊灯、“金鸡报春”彩灯，“迎奥运献福灯”；2006年中秋灯会制作猪八戒灯，在《东南商报》主办的活动中获奖。他已经多次到学校、街道传授，并应市群艺馆邀请，为宁波市民作讲座。除了制作外，他还把自己的技艺整理成文字，出了一本书，名为《徐鹤年画灯拾趣》。
王文娥扎灯笼的技艺为祖上所传，由爷爷戴午令传给公公戴云来，再由公公传给丈夫戴仁哉，她于16岁那年从丈夫那里学习技术开始制作，由祖上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目前无传承人。老人多次参加各社区元宵节灯笼展，并得到好评。制作的鲤鱼灯笼、八角灯、花篮灯、兔子灯等曾在社区多次获奖。
费鹤荣制作了各式灯笼近百个，有花灯、宫灯、彩灯、走马灯等，义务为辖区居民进行授课，近两年宁波电视台多次进行过报道。费老师出于喜好，自行制作自娱，2006年，曾向余姚的张健老师学习做走马灯的技术。
“一朝入梦，终身不醒”，我们从老人们对马灯这门艺术的热爱中看到了这种执着的精神。他们扎制的是灯笼，流传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传统，发扬的是一个手工艺者对手艺的执着精神，而留给我们的是中国传统纸扎灯笼，是中国传统文化，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精神。
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千余年来无数先人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代表着民族气质或者说是精气神，是形成和推动当代社会文明建设的根基。发掘、整理和研究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我们肩负的义不容辞的坚决使命。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生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人间正道是沧桑，我们在走访、整理这些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时候，经常会感受到民间脊梁的力量，不会忘记这些项目传承人坚守的姿态，想起他们，我们常常不由自主地热泪盈眶。
抬头望向窗外，远方一抹斜阳映射进来，眼前一片金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