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是动乱、分裂的时代，但另一方面是并存、共生的时代，反映在文学上，对立的观念和形态灿然纷呈。和歌、歌谣、汉诗文、物语、说话、随笔、日记等样式承继前代而蓬勃发展，同时又开创、确立许多新样式，尤其突出的是连歌、军记物语、戏曲等，可视为中世文学的代表。在和歌的历史上，中世是重要的时代。各流派分庭抗礼，保守与革新的歌风激烈竞争。源赖朝战胜平家，开设镰仓幕府，其次子实朝（1192—1219）后来任第三代征夷大将军。实朝是武士兼歌人，他学习古歌，巧妙地运用万叶调，为和歌吹进新风。日本古典文学史上有三大和歌集，即《万叶集》《古今集》《新古今集》，被称作“三大调（风格）”。
其中《古今集》和《新古今集》是“八代集”中最初和最后的歌集。虽然后来还不断敕撰歌集，有“十三代集”之多，但再也没有能超出《新古今集》的了，所以这部编纂于13世纪头十年的和歌集可说是宫廷和歌传统的辉煌顶点和句号。兴自9世纪的“歌合”本来是王朝的宴游活动，但随着宫廷衰微，演变为歌人、流派比试高低的文学创作场所。歌人们按题作歌，由权威来评判优劣。著名的歌合评判者藤原俊成（1114—1204）是歌坛一代领袖。他奉旨编纂的《千载和歌集》被视为近世文学起始的标志。俊成的美学理念是“幽玄”和“艳”。他的第七代传人正彻在所著《正彻物语》里这样解释：“幽玄，存于心而不能言于词者也。薄云翳月，秋雾掩山中红叶，此种风情即为幽玄之姿。”这种象征主义的幽玄从此成为日本人最基本的审美情趣。
与藤原并肩的是西行（1118—1190），他满怀无常之念，化作一个“寂”字，对中世和歌史的展开也影响极大。藤原俊成之子定家（1162—1241）是《新古今集》的代表性歌人。晚年多病，专心致志地抄写平安文学的主要作品等，为后世留下极为珍贵的文献财富。1235年前后编纂和歌集《小仓百人一首》，对于日本人，迄今依然是和歌的基础知识。禅僧正彻（1381—1459）是室町时代最后的伟大歌人，也可说是20世纪以前的最后的大歌人。在他的时代，连歌取代和歌成为主流。
连歌是古已有之，甚至被追溯到《古事记》，在《万叶集》《伊势物语》里也看得见雏形。由两个人合作一首五句三十一音的和歌，与其说是诗歌创作，不如说是一种斗智解谜的游戏，平安中期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后来越作越长，几十句、上百句，据《太平记》所记，1333年之际已经有万句之作。这种长连歌（锁连歌）被歌人用作表现手段，规则渐趋严格，如“赋物”和“嫌物”使连歌既统一又富有变化，提高为重要的艺术形式。
对连歌贡献卓著的是二条良基（1320—1389）。他二十六岁时撰著的《僻连抄》是现存最古老的连歌论。此后所著《筑波问答》一书里谈到，连歌并非日本固有的东西，印度有“偈”，中国有“连（联）句”。说到联句，似不妨藉《红楼梦》之中的“芦雪庵争联即景诗”来领略连歌之趣。
连歌到了下一个时代——近世就形骸化了，但开启俳谐的先河，意义深远。诗人大冈信在著书《连诗的快乐》（1990年刊）中提倡连诗，可算是连歌在当代的回响吧。
在日本文学之中，戏曲是发达比较晚的样式。据《日本书纪》记载，日本最古老的表演艺术“伎乐”是612年由一位在中国学习过的百济人传入的，如今犹能从新年表演的狮子舞窥见一斑。后来又引进中国的“舞乐”，逐渐固定为宫廷和神社的仪式表演。与“舞乐”相前后，从中国还传来民间的“散乐（百戏）”，即所谓“猿乐”。猿乐是滑稽的短剧，吸收歌谣舞蹈，发展为舞台艺术“能”。能兴盛于15世纪，不仅本身具有文学重要性，而且对后世文学深有影响。
世阿弥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能艺术家，大约生存于1363年至1443年。在将军足利义满的庇护下，其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他推崇乃父观阿弥（1333—1384）的成就，但实际上远远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上演的能的曲目大约有二百四十出，半数以上被说成他的作品。世阿弥的
能乐论著博大精深，论及这一艺术的各个方面。他的作品含有佛教启蒙的意识，优雅、深远，即所谓“幽玄”。
如果说能是悲剧，另一种舞台艺术狂言则可说是博取观众一笑的喜剧。狂言之名出自白居易的“狂言绮语”。狂言具有祝言性、讽刺性、滑稽性，与《新古今和歌集》、连歌、能的幽玄相对，是“非幽玄”。诗一般的能和即兴性的狂言同台演出，大概是意在迎合不同观众的欣赏水平。
1576年织田信长在安土筑城，而丰臣秀吉居城于桃山，16世纪的最后三十年间，史称“安土桃山时代”，日本由战国割据走向统一，中世宣告结束。从室町末期到江户时代初期，能和狂言在幕府的保护下完全固定化，继之而起的庶民戏曲是人形净琉璃、说经节、歌舞伎等。
俳圣芭蕉
在日本文学史上，近世大致指德川幕府时代，而近代则是指明治时代以后，当然各时代交接处都属于过渡时期。有的史家认为，因锁国而形成的近世本身就是一个从中世向近代演变的大过渡时代，为新时代文学诸要素的蕴酿提供了充足的时间。
1603年德川家康就任“征夷大将军”，在江户（今东京）开设幕府，至1868年幕府崩溃，近世历时两个半世纪。长达百余年的战国烽火平熄了，武士阶级也逐渐把兴趣投向文化方面，庶民经济力量日益增强。家康任用藤原惺窝、林罗山，倡导宋朱熹的朱子学，地方也纷纷开办学校，儒教伦理不仅浸透武士阶级，而且严格规制一般庶民的文化与生活，成为时代思潮的基础。
政治中心在江户，但到了德川时代中期才“文运东渐”，文化的主要生产地由上方（京都、大阪一带）移向经济发达起来的江户。近世文学以此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上方文学和江户文学。其中，元禄（1688—1703）、天明（1781—1788）、文化文政（1804—1829）三个时期先后形成了三个文学高峰。
近世文学的特征之一是文学样式大变化。物语小说由御伽草子变为假名草子；戏剧由代表中世的能、狂言变为人形净琉璃、说经节及歌舞伎等；正规的“有心连歌”式微，而诙谐机敏的“无心连歌”一路发展下来，演变成俳谐连歌（略为俳谐）。和歌→连歌→俳谐，是日本诗歌发展的主要脉络。
德川时代独领风骚的诗歌形式是俳谐。俳谐，本义是谐谑，中国古代也有过俳谐文。《古今集》中收录有“俳谐歌”，带有滑稽味，而俳谐连歌更是以滑稽为本质。与中世文学的幽玄、优美相对，近世文学是滑稽、卑俗。例如，别人吟出“霞罩远山裙裾湿”，山崎宗鉴则接上一句“站着撒尿司春姬”。宗鉴和荒木田守武、松永贞德被称作“俳谐三神”。贞德确立了俳谐的格律，而芭蕉出，蕉风兴，使茶余饭后的即兴升华为高尚的艺术。
松尾芭蕉（1644—1694），本名幼作，其父是下级武士。1681年有弟子在他庭前植芭蕉，来客们名其屋为芭蕉庵，从此他自称芭蕉。他生前已备受尊崇，有丰富的记录留传到现在，是以往作家所不能比拟的。不过，关于其生涯还存在许多谜，既不清楚是否曾出家为僧，也不知到底有否娶妻生子。
俳谐的创作具有一种集团性，当初就分门别派，盛行一时的是松永贞德的贞门派和西山宗因的谈林派。芭蕉先向贞门派学习雕琢的技巧，后又从谈林派吸取不拘形式的自由，于1677年前后自成一家。蕉门弟子逐年增多，到他病逝时已多达两千余人，遍布全国。蕉门的优秀弟子对于蕉风的形成也各有贡献。
芭蕉与弟子们唱和，十年之间编成七部俳谐集。第一部《冬日》印行于1684年，奠定了蕉风（芭蕉风格）的根基。“枯枝伫寒鸦，秋日暮”，用语和意境显然有汉诗影响。芭蕉追求李白、杜甫的诗味和寒山的禅味，开创出清雅幽玄的俳谐境地。
1684年芭蕉初踏旅程，此后五次出游，写作了五部纪行文。1689年旅行之后所作的《奥州小道》，推敲四年，是芭蕉美学的集大成。与后来发掘出来的同行人曾良的日记相对照，《奥州小道》并非真实的旅行记录，而是俳谐与散文珠联璧合的艺术创作。
芭蕉死后，蕉门派系林立，互争正统，俳谐也趋于衰落。18世纪下半叶，以绘画为业的与谢芜村（1716—1783）曾一度使蕉风复兴。可惜生不逢时，去世百年后才得到明治俳人正冈子规的重新评价，乃至被尊为仅次于芭蕉的俳圣。他的一首“归来落叶满林枯，手里寒葱香”，现代作家芥川龙之介视之为“近代俳句之始”。
如同猿乐变成能，本来以滑稽为生命力的俳谐被芭蕉等大家提纯，变成高雅的东西，于是又兴起新的滑稽诗歌“狂歌”和“川柳”，用来抒发卑俗的笑。川柳是从滑稽俳谐派生出来的，1680年代在上方流行，后传播到江户，18世纪初作为民众文艺兴盛。川柳类似“打油诗”，当今上班族也爱用它来发牢骚。
狂歌，即狂体的和歌，以和歌的形式表现卑俗、滑稽的内容，其历史可上溯到平安时代。川柳的作者多是町人、平民，而狂歌作者多是武士和文人。江户狂歌富含讽刺，实际是在中世精神土壤上新兴的诗型，和汉文学的狂诗有直接关系。
一自朱子学独尊，儒者取代中世的五山禅僧，也成为汉诗文的主要作者。近世中期，汉诗文从儒学中独立出来，产生不少专门的诗人，日本文学史上汉诗出现空前绝后的隆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