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商业出版的发达，古典文献被大量印行，促使以日本古典为研究对象的国学也发展起来。国学研究目的在于阐发日本古代文化，尤其是日本固有的“道”（民族文化的精神原理）。本居宣长（1730—1801）一边开业行医，一边致力于古典研究，著有《古事记传》等。他主张排斥儒教，复归古道，为国学确立了学问体系。
浮世草子？净琉璃？歌舞伎
日本早在770年就使用木版或铜版印刷了“百万塔陀罗尼”，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印刷物。但不可思议的是，其后却不曾像中国一样用于印刷经典以外的东西，《日本书纪》《古今集》《源氏物语》等古典都是以写本流传。1593年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带回来朝鲜活字，这才印刷《古文孝经》。1597年仿造了印刷机械，1599年印刷《日本书纪》。印刷术利用之初，局限于特权阶级的雅兴，自1609年印刷中国诗文集《古文真宝》，彻底变成了商业行为。
印刷出版消除了文学作品的抄写之劳，作者一下子就拥有成百上千的读者，两者之间的关系为之一变。以往无论作者还是读者和作品的性质都属于贵族的，而江户时代的文学，随着印刷技术的发达，识字率的提高，彻底演进为民众之物。
现在日本出版业界的种种惯行基本都成型于18世纪。江户时代书肆相当多，生生灭灭，现在能知道名字的犹不下千家。江户后期出版中心由京都、大阪移向江户，行销全国。1757年京都、江户、大阪分别成立出版书肆行会，使整个日本构成了统一文化圈。
与印刷出版相适应的文学样式首先是假名草子。所谓假名草子，本来是区别于汉文作品的概念，被用来笼而统之地称呼1603年江户幕府建立至1682年井原西鹤《好色一代男》问世这八十年间的散文文学，包括小说、随笔、翻译等各种作品。代表性作家有浅井了意。天下太平，武士不得不另谋生路，了意教养有素，靠笔墨营生，可算是日本文化史上第一位职业作家。
在近世社会，不同于武士和农民，居住在城市里的商人、工匠等形成一个“町人”阶层，假名草子所反映的就是他们的世界。从文学形式来说，假名草子还相当粗陋，以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男》为界，此后百年的小说群被总称为“浮世草子”，显示出町人文学的成熟和繁荣，在日本小说史上树立了里程碑。
“浮世”，现今犹时常从“浮世绘”见到这个词。历经“战国之争”，佛教丧失了中世时代的地位，民众的佛教性感情生活也发生变化，此世由“无常可厌的秽土”转变为肯定现世的、享乐的“浮世”。京都、大阪、江户出现了“游廓”，花街柳巷，有钱无权的商人们尽情享乐。井原西鹤的笔下所描绘的就是这样的“浮世”，极为深刻地概括了江户时代的社会及其本质。
井原西鹤（1642—1693）甚至被视为仅次于紫式部的伟大小说家。生于大阪，家庭大概是富裕的町人。十五岁开始学习俳谐，四十多岁时创下一昼夜独吟两万三千五百句的纪录。1682年突然发表“新源氏物语”一般的小说《好色一代男》，从而改变了近世文学的潮流。
“好色”，是以色欲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像浮世绘源自春宫画一样，《好色一代男》也曾被指为淫书。取材于真实事件的《好色五人女》是日本文学史上的杰作。此外，西鹤的题材还有描写商人聚财的“町人故事”，描写武士气质的“武家故事”等。他具有明确的读者层意识和销行意图，这本身也正是一种“商人气质”吧。
浮世草子衰落，戏作、读本等小说样式继之而起。戏作偏重插图，而读本以文字为主，这些作品都深受中国白话小说影响。读本的顶点是泷泽马琴（1767—1848）耗时二十八载的长篇巨著《南总里见八犬传》。
对中世文化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除了印刷术，还有三味线。三味线于1570年前后由琉球传入，伴奏的效果胜过琵琶。这种新乐器使江户时代的艺术确立了近世特征，并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里，创造近世的氛围。
净琉璃原来是《净琉璃物语》中主人公净琉璃姬的名字，作为用琵琶、扇子来表演的说唱艺术，创始于室町时代中期。配以三味线，再加上傀儡表演。据文献记载，1614年已经为后阳成上皇演出。
1603年，出云大社巫女“出云阿国”等人来到京都，演出充满世俗色彩和肉感的舞蹈，大受欢迎。幕府以伤风败俗加以取缔，但它不断变换形式，在模仿狂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17世纪末，歌舞伎已设置“花道”（演员穿过观众席上场的通路），出现多幕剧。
能和狂言在江户时代已成为古典艺术，受到上流阶级庇护，却失去创新活力。代表江户时代的戏剧是净琉璃和歌舞伎。文学的主流18世纪以后才从武士手里转移到町人，但这两个剧种几乎自始就是町人所嗜好的东西。
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5）的出现使歌舞伎和净琉璃发生质的飞跃，明治时代有人称他是“日本的莎士比亚”。近松创作的戏曲有两类：描写昔日英雄的“时代物”，如《国姓爷合战》，和描写当世庶民生活的“世话物”，其中《曾根崎情死》是日本第一出悲剧。
在两世纪之久的锁国环境里，源于传统的芭蕉俳谐、西鹤小说、近松戏曲竞相盛开。1850年代日本被迫开国，正当江户文学式微之际，西洋文学便一拥而入。
文明开化的近代文学
1867年末，德川幕府第十五代将军庆喜把政权奉还给朝廷。翌年，年轻的明治天皇与民相约，要破除陋习，向世界求取知识。自8世纪以来的都城京都被放弃，迁都江户，改其名为东京。
明治维新（1868年）是日本近代之始。此后，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经过日清、日俄两场战争，民族意识高扬，一跃而跻身于欧美列强之间。但明治之初，政府派遣留学生，要学习的是大炮、造船以及政治，文学的近代化不过是“文明开化”的副产品。
这场维新是慑于欧美炮舰，自上而下进行的，和欧洲相比，其思想舆论的启蒙运动不是造势于前，而是补课于后。明治初期的日本，男性约半数、女性约85%不能读写，由于新政府的努力，国民识字率很快便高居世界前茅。万元大钞上的肖像人物福泽谕吉（1834—1901）自1872年刊行《劝学篇》，共十七篇，是明治初期的代表性启蒙书籍。据说二十五年间，日本国民每十人当中就有一人购买此书。中村正直于1870年翻译《西国立志编》，讲述古今数百人奋斗故事，阐说西方个人主义，印行百万册。
1870年代勃兴的西方文学翻译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先声。日本人得天独厚，极具受容外国文化的能力，翻译之盛，使他们能够用本国语言读遍世界文学。阅读西方文学的翻译，几乎是明治以后搞文学创作的第一课。
在翻译西方文学的过程中，日本人对小说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进而产生了以政治为题材的“政治小说”。据说自由党总理板垣退助曾请教法国作家雨果，在日本这样的国度该如何普及自由民权思想，雨果建议让国民读政治小说。由此可见，这类小说承担的是启蒙民众、改造社会的任务。实际上作者大都是政治家、报章主笔之流，如后来当过驻中国公使的矢野龙溪于1883年出版《经国美谈》。两年后柴四郎出版的《佳人之奇遇》可说是政治小说的巅峰。
江户末年，除了歌舞伎脚本，文学已处于隆冬时节，一片荒芜。闭锁两百年的国门在1853年被佩里敲开，对于日本来说，可算是为时不晚。大门洞开，欧洲历经几百年的各种文艺思潮与运动，如写实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等，无论新旧，轮番被拿来品尝一过。变化之快，你方唱罢我登场，如同在舞台上搬演了一出历史剧。
坪内逍遥（1859—1935）于1885年发表文学论《小说神髓》，启发了一代作家，使他成为日本近代文学创始者。真正实现了逍遥写实主义主张的，是事他如兄的二叶亭四迷。二叶亭（1864—1909）因忧虑俄国南侵而攻读俄语，但后来浸淫俄罗斯文学，转而当作家。1887年刊行长篇小说《浮云》，采用言文一致体，心理描写很出色，别开生面，标志着经过政治小说、翻译小说、启蒙思想和改良主义等十月怀胎，日本近代小说终于正式诞生。
逍遥和二叶亭草创近代文学是取法于西方文学，而尾崎红叶（1867—1903）和幸田露伴（1867—1947）则是从井原西鹤文学的基础上涉入近代文学，红叶甚至被批评为“洋装的元禄文学”。以尾崎为首的砚友社派和孤军奋战的露伴共同营造了所谓“红露时代”。红叶的《金色夜叉》描写日清战争后商业资本主义在日本发展的丑恶一面，风靡世间。露伴不追随西方潮流，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五重塔》。
樋口一叶（1872—1896）也是在坪内逍遥影响下开始创作的。她的短篇小说显示了近代文学的成熟，使中断六个世纪之久的女性文学重放异彩。
日本于1904年战胜列强之一的俄国，举国振奋，在这种背景下，文坛兴起了自然主义运动。虽然到1920年便宣告结束，但影响深远。欧洲自然主义是对浪漫主义的反动，但日本的主义和运动都是从外面引进的，并没有发展史上的承续，自然主义文学探求的反而是欧洲浪漫主义所偏重的个性。
自然主义文学像照相一样赤裸裸地“告白”自身、家族或友人的内在世界，滥觞之作是岛崎藤村（1871—1943）的《破戒》。对于这部反映受歧视部落问题的作品，夏目漱石也不惜盛赞：“要说明治之世出了像小说的小说，那就是破戒。”
继《破戒》之后，与岛崎相交甚笃的田山花袋（1871—1930）于1907年发表以和女弟子婚外恋为素材的《棉被》。这个短篇小说改变了近代文学的流向，为本来具有日记传统的日本文学开启了一种独具特色的自传体小说——私小说。
从艺术性来说，德田秋声（1871—1943）是自然主义文学的高峰。明治维新百年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川端康成说：日本文学有三个鼎盛期——平安王朝、元禄、明治至太平洋战争前，各举一位作家为代表，则第三期不是夏目漱石或森鸥外，而是德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