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读三国自有日本人的读法。有人这样说：《三国志》的最大魅力是谋士的活跃，在今天的日本企业里许多经理所苦恼的就是缺少这样的谋士。决定重大方针之际，征求干部们意见，得到的往往是评论家式的答复，什么“我认为成功率约有60%”之类，而“三国志”的谋士们积极地献策、争论、劝诱，掉脑袋也不悔，这正是今天日本所需要的。日本人把《三国志》读成人生训、处世方、成功法、组织学、领导术、战略论等等，尤其被经营者奉为座右之书。我们的《三国志通俗演义》问世有六百年了吧，而今似乎也不妨试试日本人的读法，出版一些《三国志与人学》《三国志的统筹学》之类的书。
川端康成的沉默
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用日本的说法，是属于“红卫兵世代”的。经历而非参加，因为没当过“红卫兵”。作家张承志在著书里说，是他和同学在圆明园废墟上首创“红卫兵”。他虽然是小干部之子，但实际上“红卫兵”本身却打着阶级烙印，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当得。起码在勃兴之初，戴红袖章、穿旧军装的大都是高干子弟，例如《不知道披头士的红卫兵们》一书（岩波书店刊）作者的哥哥姐姐们。其父即高干，从充当“文化大革命”急先锋的《解放军报》入主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人民日报》。最近翻阅旧报刊，想看看当年日本人到底是怎样“隔岸观火”，赞赏或非难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于是，在郭沫若抑扬顿挫地声言要把自己的全部著作付之一炬的翌年，1967年的2月28日，我看到一纸声明—— 中国近来的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政治革命。从百家争鸣时代到今日的变迁之间，学问艺术的规律性被苍黄反复的政治权力恣意侵犯，岂容邻邦从事文笔者坐视。
囿于这场政治革命的表面现象，故意保留艺术家应采取的态度，为我们所不取。我们超越意识形态的立场，不拘左右，在此抗议压制学问艺术的自由，对一切为恢复中国学问艺术（古典研究亦包括在内）的努力，表示支持。
我们在此重新确认，学问艺术的原理不同于任何形态、任何种类的政治权力，范畴各异。一致反对所有的“文学报国”思想，以及与之异形而同质的“政治与文学”理论，即把学问艺术最终作为政治权力的工具的观点。
发表声明的是四位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石川淳、三岛由纪夫、安部公房。由川端领衔，但点火、串连的是三岛。回顾那时节，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正惨遭红卫兵和造反派口诛、体罚，北京人一怒闯入苏联大使馆，上海市三呼成立“革命委员会”，书店里文学书籍只剩下《王杰日记》《欧阳海之歌》之类，形势一片大好。然而，在当年郭沫若钻研中国古代史、甲骨文、金文的日本竟跳出几个反动文人，是可忍孰不可忍，可惜手头没有资料供我遥想当年革命小将如何将他们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
这四位是两对师徒，就政治观点来说，彼此的社会形象很有点风马牛，但对于“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学问艺术，则同声发出最最最严重的抗议。正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说联合声明糟得很，有人说就是好，还有人从遣辞行文的角度大加讥讽。大概那时很讲究“动机与效果”，四位便出来座谈“我们为什么搞了这么个声明”。有趣的是几乎只听那从趣味或原理上并不反对红卫兵运动的石川及其弟子安部呱噪，而川端默不作声，只说了一句：“我可非常马大哈，对这个声明有什么异论、反论也无所谓。”悬想他说这话的神态，我的兴趣蓦地转到“川端康成的沉默”上。
川端的沉默很出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说一半是三岛由纪夫给的；这位弟子曾写到川端的沉默：“被默默地、死死地盯着，胆小的人一个劲儿擦冷汗。以致有这样的闲话：一位初入道的年轻女编辑初次访问他，运气很坏，或者是运气很好，没有其他来客，但他三十分钟一言不发，编辑小姐终于忍受不了，哇地伏身大哭。”川端有一双乌黑发亮的大眼睛，被这双大眼睛逼视，仿佛看透你的心底，却一声不响，的确要教人无所措手足，甚而毛骨悚然。几位负责过川端作品的编辑都领教过他的挽留，那就是相对无言地坐上几小时。
与川端订交五十年的和尚作家今东光是这样说的：他的魅力在哪里呢？“沉默，他是总沉默的人。默默地听着我们争长论短，最后他一说什么，争论便戛然而止，‘小康那样说了，就这么办吧。’学生时代如此，五十年后也如此。他是有力量的人，应该说是不可思议的魅力吧。”
曾同住中学宿舍的大众文学家大佛次郎也写过川端的沉默：“同住镰仓，在来往东京的电车上并肩而坐，是难得的自由谈话的机会，但他从来不主动开口。而且，比起文学来，话题往往是美术品，其次是旅行。总是我说，他只是出耳朵听。只有一次，我信口说日本受中国影响的文人画不足道，他翻了一下大眼睛：‘那不对。’予以反驳。”小时候本来想当画家的川端，听说自己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当即买下文人画巨匠富冈铁斋的屏风，价值七千万日元，竟忘了诺贝尔奖金尚不足两千万。
“文化大革命”后有一位中国人旅居法国，用法文写作，获得什么奖项，问其影响所自，他没有说中国作家，提及的是川端康成。这位沉默得出名的日本作家对中国“文化大革命”却没有沉默，瞪着一双在瘦削的脸上更显突出的大眼睛。三十年过后，大概中国的翻译家都“下海”去了，北京的书店里难得觅见日本文学的译作，然而，我惊喜地发现《川端康成文集》，计十卷。这不就是他挑头声明的注脚么？
三岛由纪夫的假面
意大利的阿波罗大理石塑像立在庭院中央，树影斑驳，更衬出一身雪白。客厅里摆放着购自马德里骨董店的洛可可家具，轻盈的曲线，繁琐的镂花，显示着有些夸张的崇尚。在书斋的暗淡角落里，插着几把竹刀和木刀，是日本式的，仿佛已蒙上一层尘埃，令人恍然想起宅邸的主人，哦，三岛由纪夫……
合上著名摄影家筱山纪信于1995年11月出版的摄影集《三岛由纪夫家》，一座西班牙殖民地风格的建筑浮现在脑海。三岛曾说过：“在我的难以疗愈的观念里，老年永远丑陋，青年永远美丽。老年的智慧永远迷蒙，青年的行动永远透彻。所以，越活越差，人生终归是倒栽葱的坠落。”他还活着的话，今年该七十一岁了，倘若在如此华丽的宅院里出现“天人五衰”，倒真是有点大杀风景。
佛教所谓的六道轮回转生，天人在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之上，是最高最优越的，但临死也不免要现出五种衰败之相，即衣服垢秽、头上华萎、身体臭秽、腋下汗流、不乐本座。三岛自1965年9月开始连载以生死轮回为主题的《丰饶的海》，第四卷即题为《天人五衰》。在手稿最后一页的最后一行，他写上了“昭和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三个月后到来的这一天，他在离皇宫不远的自卫队驻地握刀剖腹。
三岛由纪夫，按照远藤周作的说法，这个名字很显得朝气蓬勃。其实，此名是别人强加于他的。1941年就读学习院时写作《鲜花盛开的森林》，恩师击节叹赏，要拿到同仁杂志上发表，因途经三岛之地，仰望富士白雪，替他起了笔名“三岛由纪夫”。
他本名平冈公威，生于1925年1月14日。原籍兵库县，但终其一生，
不曾回乡祭扫祖坟，因为那里是农家的记忆。三岛死后，有两位外国人希望为他立传，未亡人认定其一，然而传记出版后，她提出抗议，一本不遗地回收。其原因可能是书中明言平冈家族的祖上乃身份低微的农民。
三岛津津乐道的是祖母，她多才多艺，身上流有武士的血脉。三岛在作品里只提过一次的祖父是日本殖民地桦太长官，父亲是农林省的高级官吏。以往研究者多论说祖母近乎监禁的溺爱对三岛性格形成的影响，而猪濑直树于1995年出版的《假面三岛由纪夫传》将平冈家祖孙三代置于官僚体制之中，探究三岛的资质及精神轨迹，富有新意。
祖父是“平民宰相”原敬的心腹，被卷入黑金事件而挂冠，未能再复归政界官场。父亲和日后的首相岸信介是同僚，到年头退职，凡庸无为。三岛和祖父、父亲一样，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遵从父亲的意愿，考进大藏省银行局，但九个月后辞职，专心执笔《假面的告白》。三代人似乎都属于官僚机构的“落伍者”，但1944年三岛能印行短篇集《鲜花盛开的森林》，一周之间卖光四千册，却得益于祖父的官僚利权——当时物质匮乏，他是凭祖父的关系弄到印书的纸张的。
1946年1月，三岛带着作品《中世》和《烟草》到镰仓拜访川端康成，受到青眼。此后十余年他年年去川端府上拜年。三十三岁时和日本画巨匠杉山宁的长女成婚，由川端执柯作伐。1968年10月，本来想缔造“国土防卫队”、“祖国防卫队”之类的民兵组织，但财界和政界不予支持，于是三岛招集四十几名学生，以复活日本传统为己任，搞了个“楯会”。成立一周年之际，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川端到会致辞，却遭到峻拒。
死前十余天，三岛由纪夫举办“三岛由纪夫展”，把一生的作为分成“书籍之河、舞台之河、肉体之河、行动之河”四个方面，最后流入“丰饶的海”。《金阁寺》是三岛文学的最高杰作，创作这部小说时，三十岁的三岛开始了体育运动，把自己练得像“伯罗奔尼撒派青铜雕塑家制作的阿波罗”，以“拂去肉体的劣等感”。从就读贵族风气的学习院，到鼓吹尚武传统，似乎他始终在努力拂去神经质地感受的种种劣等感。他追求行动，从肉体锻炼而军事训练，最终认为行动家的死具有强烈完成感。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后，就影响来说，三岛之死终究不过是一个文
学事件而已。
三岛说过：“希腊人信奉外表。这是伟大的思想。在基督教发明‘精神’之前，人不需要什么‘精神’，得意洋洋地生存。”他一生的活动丰富多彩，练剑道，演戏演电影，唱歌朗诵诗，拍健美照。过于装饰的华丽文笔，穿着用死在西班牙斗牛场上的牛的皮制作的上衣，头扎写着“七生报国”的抹额、系一条兜裆布、手持日本刀拍照，他一生都像在演戏。戴着假面，将自己装扮得与真实的自己相反，最后以剖腹把人生戏剧推至高潮。他的剑道五段是名誉的，据说实力不过才初段而已。在《天人五衰》里，他让登场人物庆子说：“在我看来，你无非是个假货。”
1967年夏，又风传三岛由纪夫候选诺贝尔文学奖。那时三岛正游览在《丰饶的海》第三卷《晓寺》里描写到的曼谷，在那里，他翻阅《和汉朗咏集》，其中有“乐尽哀来，天人亦逢五衰日”之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