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爱讲光明正大，打开天窗说亮话，而日本人偏偏暧昧，就不免招我们厌恶。
暧昧是心下明白，嘴上含糊其词，与马虎不同，马虎是压根儿没明白或不想明白。乍到日本时，看见房间里铺满榻榻米，一块是一块，清清楚楚，不像我们那里的八平方十来平方，只有个狭小的概念，马马虎虎。吃饭则一人一份儿，也不像咱们摆上一桌子，四面八方齐下箸，多吃多占谁清楚？日久天长，听他们说话，看他们做事，和他们说话做事，体味到暧昧，哪像中国人有一点大事小情，鸭子下水、绵羊进圈一般争先恐后地表态。但近墨者黑，渐渐也跟着暧昧，而今听愤青愤老那种往死里说的激烈反倒觉得刺耳了。
活得暧昧，日本人自己也认账。当年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骑野鹅骑飞机，到斯德哥尔摩讲演，题为《暧昧日本的我》，这是套用了“日语作家第一个站在这个地方的川端康成”讲演的题目《美丽日本的我》。大江认为川端讲得“极其美丽又极其暧昧”，那种暧昧劲儿首先表现在题目上——“美丽日本的”的“的”，在日语里既表示所属，又可以理解为同位，以致英译为“美丽的日本与我”也不能算叛逆。如常地理解为所属，汉译就是“美丽日本的我”。日语使用不同的助词，“美丽的”或“暧昧的”的“的”是定性，“日本的”的“的”是所属，并非像我这样侨居，人在暧昧的日本。
中文只有“的”，话就说得暧昧了，或许去掉一个“的”，“美丽”或“暧昧”就完全是“日本”的了。大江健三郎的说法似不无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味道，但就势说到了日本的暧昧，至为深刻。他说：“据我观察，国门开放以后，近现代化一百二十年，今天的日本从根本上被暧昧性的两极撕裂。而我，作为一个被这种暧昧性创伤一般打上烙印的作家就活在其间。强大而锐利以至把国家和人一块儿撕裂的暧昧性用多种形式呈现在日本和日本人的表面。日本近现代化定向为全盘向西方学习，但日本位于亚洲，日本人一直坚定地保护传统文化。如此暧昧的进展使其自身竟至在亚洲充当了侵略者。近现代的日本文化虽然全面向西方敞开，但是在西方方面看来，始终有暗昧不明之处，总不能理解，或者至少是理解不畅。至于在亚洲，不仅政治上，而且社会、文化上也处于孤立。”
凡事见仁见智，甚至有更多日本人觉得暧昧是以和为贵的表现，暧昧是一种美，结晶了俳句，或如水墨画的空白，他们就叹息日本越来越不暧昧了。例如池波正太郎，他是武侠小说家，也写得一手好随笔，尤其是关于美食的，读起来好像站在街上看店家杀鳗鱼，烤鳗鱼，烟味也闻了，只差没吃到嘴。他说：“近来日本，对什么事情都不是‘白’就是‘黑’，中间的色调完全没有了。”
黑白分明，最近的事例就是在电视上闹腾了一阵子的堀江贵文：做网页起家，几年工夫富得恨不能买下天下。年轻人崇拜他，崇拜的就是他敢说敢做。三十出头，公然捅破窗户纸，说出日本人的心里话？有钱的家伙了不起；钱能买来人心；女人跟钱跑。出头露面也不系领带，轻装上阵，仿佛给毅然救地球于温暖的国会议员们带了个头。解下领带也有助于淡化日本人的双重性形象，但看惯了西装严谨，开放了领口的国会就显得闲散。电视上小泉首相蓬着头，面也像垢，总一副宵旰模样，而细田官房长官甘当反衬，答记者问无精打彩，欠人家钱似的。小泉爱说硬话，扒开来没有实质，趁人没回过味儿来，就又去靖国神社拜了拜。
东日本与西日本
日本全国性报纸之一《产经新闻》把晚报停掉了，但只是首都圈（东京都及其周围七县），至于近畿圈（京都、大阪二府及附近五县）则一仍旧贯。为什么呢？该报的招牌专栏《产经抄》是这样说的：其背景在于东与西的地域特性、生活方式以至读者的阅读习惯有差异。例如，上班需要一个多小时，这在东京很平常，而大阪不少人只需要三十来分钟。东京竞争激烈，上班族深更半夜才回家，没时间看晚报；大阪人早早回家，有翻阅晚报的空闲。
闲看地图，总觉得日本列岛像一只背对大陆蹲踞的狐狸，头倚东北，尾垂西南。地理走向大致为南北，但是在传统与文化上，日本人常常说东道西，即关东（首都圈）和关西（近畿圈），古时也称作东国、西国，更宽泛就叫东日本、西日本。狐狸干瘦，关东在腹部，关西在尾巴根儿上，似乎也只有那一带肥硕，谈得上东西。当年占据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其称呼来自中国“关东州”（今大连一带），与日本无涉，是侵略的证明。
16世纪有人写《人国记》，记述日本“六十六国”的人情、风俗、气质等。近年，有关“县民性”（拿我国来说是省民的禀性）的书时见上市，尤其关于大阪的。社会评论家大宅壮一出生于大阪，他曾拿华侨作比，称大阪人为“阪侨”。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也是大阪人，他说，在东京生活有一种被按住脑袋的感觉，好像街上有顶棚，而大阪则没有，但大阪街上好像有墙壁，遮断了和外部的关系。关东武士造成的封建规范或审美对大阪人影响比较小，他们只谈自己看得见摸得着的事，不守规矩不惧上，当兵最不行。跑长途的卡车司机越接近东京越紧张，一进大阪地面便松懈了精神，事故也就多。中国人来日本的多了，也有人写北京人、上海人云云，帮日本人“分而治之”。或云上海人像大阪人，似不大确，因为在中国，上海是可以与北京抗衡的一大文化中心，而当代大阪，不外乎漫画、漫才（相声）之类，或许在城市文化和大众文化上更近于香港。
近朱近墨，和侨居关西的中国人接触就觉出点异样，可知本人随俗了关东。东和西的习俗、文化的确有差异，例如语言，据日语学家大野晋说，以口语为中心划分现代日本语，东西截然不同，东京人听不懂地道的关西话。甚至连人也不同：从血型来说，东多B型，西多A型；指纹是东多簸箕西多斗。走在街上，看面馆的招牌，关东多是“烧巴”，关西多是“乌冬”。过年时关东吃鲑鱼，关西吃狮鱼。西船东马，从9世纪末叶到10世纪，西日本“海盗”出没，东日本“马贼”纵横。
虽然东跟西的生活、文化、社会如此不同，但一般日本人都觉得，日本这个国度里没有争斗，没有分裂，也就是中曾根康弘当总理大臣时公然声称的，日本是单一民族。这就是所谓“日本人意识”。尤其史学界，日本民族在语言、人种、文化上从来是均质齐一的，作为日本史的特征，向来是毋庸置疑的共识，是一个默契。这样一来，揭穿假象和神话的史学家网野善彦便属于“异端”（或时髦地称之“另类”）。他二十年前写过一本《东与西讲述的日本史》，近年又出版《日本是什么》（讲谈社刊行《日本历史》全二十六卷，此书为○○卷，相当于序言），以广博的资料为注脚，捭阖论难，颠覆定说与常识，试图打破历来确信人类靠自身的努力不断进步的“进步”史观，重新结构历史框架。他认为，列岛东部与西部社会自古就存在差异，特别是百万人从朝鲜半岛、中国大陆渡海来西部，担负“弥生文化”，与东部的差异更为显著，但这种差异不属于先进或后进的发展阶段性差异。大相扑比赛分作东西两军对垒，网野好似手执折扇的行司（裁判），从东与西的对抗关系中缕述日本史。
所谓关东，指的是三关（铃鹿关、不破关、爱发关，在今滋贺县与三重、岐阜、福井诸县交界处）以东地域。这是以京都、畿内为中心的看法，关东被视为蛮荒之地。公元935年武将平将门割据关东，登基为新皇。
为时不久，将门战死，新国家夭折，但东国民众把他奉为英雄。12世纪后半，源赖朝起兵，在镰仓建立政府。他无视京都朝廷改元，岂止“空间”，而且要自主用年号支配的“时间”。虽然1183年对朝廷讲和，但实际上掌握东国统治权。关西一词这时出现在镰仓幕府编纂的幕府史书《吾妻镜》中，显然是立足于镰仓的指称，而关东的概念也发生变化，指镰仓幕府直接统治的地域。日本天上有两个“日之丸”，一个是京都的天皇，另一个是镰仓的将军，状态分裂，构造二重。日本的历史从此以关东为中心发展，以致时期也是用镰仓时代、江户时代来划分。如司马辽太郎所言，日本人的生活文化、审美源自室町幕府，而伦理观、现实主义源自镰仓幕府。政权及制度的差异显现在社会形态上，西日本是横的地缘连带，东日本是纵的主从关系。宗教也不同，西国信奉天照大神，东国祭祀鹤冈八幡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