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不知有学历二字。明治五年（1868），福泽谕吉印行《劝学篇》，鼓吹向学，这一年政府公布学制，提出了“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宏伟目标。不过，多数人并没有认识也不相信教育及学历的价值，几经奖励，严加督促，十年之后小学实质就学率才超过30%。明治二十二年，先进之区京都征兵，二十岁男子半数会写名字，但具备读书算术普通之学力者仅11%。这时有个叫外山正一的，我们常见日本人三呼万岁就是他始作俑，他还把“世态学”正名为社会学，本人没有学历，却率先倡导学历，当时叫教育资格，说是有了教育资格就可以位居社会上流。常有人夸日本，夸他们拿来中国文化只是拿好的，不拿坏文化，如科举、缠足、宦官。然而说到底，科举无非考试与学历，中国自古是学历社会。日本绕了一个大圈子，还是走上这条路，而聊以自慰的，无非这学历不是那学历，乃是从欧美搬来的。
天野郁夫指出：日本教育自初就是捞学历，为的是教育资格或职业资格，所以学历社会化早就是一个宿命。明治伊始，学校是新生事物，年轻人只要进学堂就行，就可以有一个新的人生。明治过了二十年，对学问领域越来越关心。再过十年，开始关心学校的内容。到了外山正一死去的1900年前后，终于注重升学的难易程度、毕业后的就职机会以及学校所颁发的资格证明即学历，学历社会便初具原型。学而优则仕，以学历为基础的官僚任用制度加速学历主义制度化。帝国大学毕业当官僚，生源主要来自新中间阶层，教养是欧美文化；而农家子弟多是上军校，他们读不懂夏目漱石的小说、河上肇的论文，对西洋大为反感，自以为是地信奉国粹。这两路精英互相瞧不起，隔阂而对立，但同样凭学历高居于民众头上。学历社会化的过程也就是官尊民卑的过程。
学历社会实际是精英社会或白领社会的现象与构造，是身为精英、白领的情结。1970年前后，日本升学率高达17%以上，高等教育由精英阶段进入大众阶段。从就职人数来看，大学毕业生超过中学毕业生，上班族不过是一般大众了，精英意识已丧失殆尽。由于政策松动，1990年代“私立大学乱立”，至2006年新办大学约七十所，还有一百多所两年制短期大学改为四年制大学。但社会少子化，预计2020年十八岁人口为一百八十八万人，倘若大学升学率为55%，那就有六十四万五千人升学，尚缺五万人填满校园。粥多僧少，大学的市场竞争愈演愈烈，私立大学一多半招不满，连地方国立或公立大学也常是一招不满，不得不二次招生。除非名牌大学，如今是想上大学就能上，即所谓“全入”时代。高考出的是考高中试题，甚至只要在试卷上写上名字就能录取。大学变成娱乐场所，学生不用功学习，轻松毕业，被称作“大学崩溃”。教育水平下降，整个民族的知识水平低下。学历的“通货膨胀”终将结果了学历社会。
日本人的读书实态
日本人好读书。每日新闻社以十六周岁以上国民为对象，每年一回，在全国实施“读书世论调查”，始于1947年，当初叫“出版世论调查”，意在为国民提供选择良书的指标，净化战后混乱的出版界。自1954年，又同时并举“学校读书调查”，对象是四年级以上的小学生到高中生，从各种角度探查孩子们的读书意识与行为。将近半个世纪，这两个科学调查记录了日本人读书文化的轨迹。时逢今秋“读书周”，“每日新闻”上发表了第四十六回“读书世论调查”和第三十八回“学校读书调查”的结果。
日本人之于传媒，最密接的是电视，视听率为97%，其次是报纸购读率，为90%；综合读书率（杂志、图书合计）为70%，连续三年的递减终于止步，而图书阅读率之高，居过去十年间的第二位。平均一天接触各种媒体的时间总共是4小时24分，其中电视视听为2小时27分，书刊阅读为48分。月平均读图书1.4册，周刊杂志1.2册，月刊0.8册。
近十年来，日本人追求读得轻松，如今这种倾向尤为显著，“最近一个月读的书”大都是推理、娱乐，美国谢尔顿和日本赤川次郎的作品并驾在前。这位谢尔顿自1987年以来，差不多榜榜有名，今年头十部“认为好的书”当中他的作品竟占了一半。平时读书的种类则首先是“生活、健康”，次之“非虚构”，再次“推理、SF”。由于泡沫经济崩溃，经济类图书失去风头，而电子出版物方兴未艾，年轻读者层半数“想使用”，其理由是检索快速简便、工作或学习所需要、不使用则落伍于时代等。
读书种类，男女截然有别。读谢尔顿和赤川次郎的，女性为多，而女漫画家樱桃的随笔位居第三，几乎清一色是女读者。一般男性爱读历史
读物，尤其四十来岁的经营、管理职，他们是吉川英治、司马辽太郎的忠实读者。女性对新出的书、成为话题的书特别敏感，畅销往往是她们制造的。“喜爱的著者”前五名是松本清张、吉川英治、司马辽太郎、赤川次郎、夏目漱石。吉川英治和夏目漱石自调查以来从不曾落在十名之外，前者的《三国志》可说是男性人生的指南书，五年级小学生就开始俨然捧读。推理巨匠松本清张一直为男女读者所喜爱，1992年8月去世，又激起一波阅读潮。
月刊杂志处于广告收入锐减、同类竞争激烈的不景气之中，独占鳌头的仍然是《文艺春秋》。它的读者多是五六十岁的经营、管理、事务工作者。《文艺春秋》以下，有销路的全部是女性杂志。在周刊杂志里，漫画杂志《周刊少年腾跃》遥遥领先，80%的读者是高中生，而十年前学生们并不认为看漫画是读书。
读书欲随年龄段上升而增强，但年轻人脱离图书的现象依然很明显，一个月里一册也不读的中学生和高中生分别多达46%、60%。不想读书的主要原因是“忙得没有时间读”、“看电视有意思”等。小学生的不读书率较低，为12%，这该是教师和父母劝读的成就吧。关于读书的用处，大多数学生倒是都认为“开卷有益”。
中文里的日语词汇
日本人爱用外来语，制造些据说英美人也不知所云的英语，中国人就觉得好笑，虽然中国人自己制造的外来语如可口可乐，英美人也同样是一头雾水。其实，日本人不光制造英语，本来也制造汉语，但“脱亚入欧”以后，所谓“和制汉语”就少见了。
例如奥林匹克运动会，体育评论家川本信正在1936年将其译作“五轮”，这就是一个和制汉语。战后，大概到70年代，日本还多少制造些汉字词语，如“空调”、“空港”、“世界银行”，但后来用汉字意译日见其少，片假名的音译大行其道。欧美电影的片名大都不译成“邦题”，海报上一串串片假名，让人们看得直犯傻——阿Q画不圆的是圈圈儿，别以为他识得英文O。若把一本英文书用片假名从头到尾，只怕也会被当做“尤利西斯”读。用汉字进行意译，是一个消化外来文化的过程，而今变成译者取巧，读者遭殃，也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丢弃的时代使然。一些蛮好的和制汉语，如俱乐部、混凝土，他们不用我们用，汉字也就没白白让日本用了千百年。
中文里和制汉语相当多，但因为是汉字，就没人在意酒瓶装了新酒。1984年出版的《汉语外来词词典》收入八百八十六个，如我们经常挂在嘴上的词语：广场、立场、场合、手续、内幕、电池、科学、工业、商业、银行、警察、简单、必要、选手、地球、神经、共产主义。明治维新前后，日本为拿来西方文明，呕心沥血，一二十年之间制造了大量的和制汉语，那气魄空前绝后。接吻是其一。1878年织田纯一郎用汉文直译英国小说，改变了日本小说的走向，那时他是把接吻译作一尝朱唇。恋爱是中村敬宇在1870年翻译《西国立志编》时造语。交响曲、协奏曲、奏鸣曲，以及情报、美学，出自近代文学家森鸥外的译笔。哲学是启蒙思想家西周的名译，最初是译作希哲学。他还把舍密学改译为化学。美丽这个词也归功于他。有调查统计，当今中文里出现频率高的头八十八个双字词语，二十八个是MADEINJAPAN。进化一词，当初至少有六种译法，最后才定于一尊，如今这种创造性翻译的文化精神在日本已荡然无存。他们丧失了汉学素养，不可能再创造和制汉语。中国人若不说电子邮件，就会像模像样地直接说E-mail，或者色色地音译成伊妹儿，无须再绕道日本，更不必借助片假名文化。
日本人用假名把美国叫做阿美利坚，前些年还议论到底是合众国还是合州国。合众国是中国人的名译。有时用汉字意译也产生误解，据说和制汉语的电子计算机就一度妨碍了人们对它的理解，以为是用来算账的电算盘。界屋太一当科技厅长官以前说过，电脑这个词中国人译得好。电话是和制汉语，大概电脑是照葫芦画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