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学历的大腕们
提拔干部还要讲知识，而知识的尺度不外是学历，即大学毕业文凭。子曰“学而”，下面既可以接“时习之”，也可以接“优则仕”。学而时习之，乐在学习本身，这样的学习才能提高整个民族的素养和情操。但千百年来奉行的是学而优则仕，学习是手段，目的在当官。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那语气似乎本来就含着当不上官只好以学习为乐的无奈。当官是一种生活方式，无可非议，但成为学而优的追求和终结，无论干什么，最终衡量社会地位的标准是当官，过去不出科学家也就不足为怪。干部知识化，往往变成了知识干部化，因而至今科学家头衔不足贵，要弄个代表或委员才算有地位有名声，甚至才算被承认。听说英国20世纪政治史上最年轻的首相梅杰没有学历；父亲是马戏演员，他本人连高中也未念完，在建筑工地上干过苦力。这种事情可能在曾经把“卑贱者最聪明”喊得震天响的中国已属于不可思议了。其实，政治界倒有点像体育、演艺，具有不需要学历的一面。
日本是典型的学历社会。前些日子有两位大妈在媒体上打得不亦乐乎，挨打的是棒球教练的夫人。老公有成绩，鸡犬升天，夫人也跟着大出风头，甚至被拉去竞选议员。对手颇有点揭老底战斗队的气势，揭发她的学历是假的，闹得满城风雨。学历上弄虚作假，在国会议员当中时有发生，小渊内阁的前任官房长官也诈称过学历。为什么伪造学历呢？因为世间有一种学历信仰，一纸学历是能力和信用的保证。
日本教育水准高，基本普及了高中教育，将近一半的人念大学本科或专科，已形成大众教育社会。对于他们来说，上一流中学、高中，升一流大学，然后进一流公司，人生就是幸福的。关键是大学，大学的牌子决定人的一生。所谓学历社会，实质是“学校历”社会。国会议员85%是大学毕业，年轻一代已没有没读过大学的了。就毕业的学校来看，前三名依次是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议员是选举的，可见“学校历”主义在选民当中根深蒂固。我们考察日本历史，研究日本社会，往往有一个成见的前提，那就是教育水准之高，但事实上，曾经像神一样左右日本历史进程的人物很多都没有可观的学历。注意这一点，有助于揭示所谓的二重性现象或暧昧现象。此类人物，用大相扑比赛的用语来说，东西两横纲，是田中角荣和松下幸之助。
松下幸之助被推崇为经营之神，有人问他成功的理由，答曰有三：一是穷，二是没学历，三是体弱多病。松下开创的终身雇用是战后日本式经营之始。日本的公司本来是随便炒鱿鱼的，但松下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宁肯生产减半也绝不裁员。半天工作拿全天工资，令员工感激涕零，人人争当推销员，休息时间全用来推销积压的库存，渡过了难关。这种近似社会主义大锅饭的经营方式是实力主义的绊脚石，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惨遭批判。日产汽车公司自己跳不出窠臼，就请来老外当杀手，大举裁员。
田中角荣大概是我们中国人最耳熟能详的日本政治家。他初次当上大藏大臣时召集官员们训话：我是田中角荣，高小毕业。诸君全都是秀才之中的秀才，财政金融专家，而我是门外汉，但吃的盐多，过的桥多，知道点工作的门道。一起干工作，关键是互相充分了解。希望谁都别客气，到我的办公室来，随便说什么，不必得到顶头上司的许可。能干就干，不能干就不干，一切责任由我田中角荣负。他的政治哲学，一言以蔽之：民主是数，数是钱。战后时代的总理均毕业于名牌大学，惟独田中是农家出身，没有响当当的学历，但他是现代政治的原点，至今仍活在日本人心目中。
与井深大携手创业的盛田昭夫写过一本书，名为《学历无用论》，他说：仅仅数年的学校教育，作为其人的招牌，以后几十年都通用，岂非咄咄怪事。要解决考试地狱的问题，修改教育制度也没用，必须改变偏重名牌学校的社会。传闻井深大当初投考东芝公司落第，另寻出路，创办了索尼公司。他若进了东芝，日本就会少多了“MADEINJAPAN”的骄傲吧。盛田在1966年春天呐喊：烧掉学历。此后，索尼的所有档案都抹去学历记载。文凭不等于知识，更不等于能力，虽然也能给庸人带来机会，但最终只会证明他是一个庸人。
数风流人物，没有学历的战后日本之神，还可举出日本最大宗教团体的领袖池田大作、社会派推理小说的鼻祖松本清张、相当于金庸的大众文学家吉川英治。大宅壮一有传媒帝王之称，曾考上东京大学，但几乎从不去上课，后来退学，没拿到文凭。有趣的是漫画之神手冢治虫，岂止有学历，而且是医学博士，但环绕他周围的众神几乎清一色是中学毕业生。
乍到日本，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因来自中国的大陆，很有点友邦惊诧，惊诧这资本主义国家居然看不见阶级及其斗争，醒目的是学历、学历社会之类的话语，乃至刺眼。原以为学历社会那就是大多数人持有一纸大学毕业的文凭，起码是两年制短期大学，但曾几何时，听说中国也已是学历社会了，这才想弄清究竟什么叫学历社会。时代使然，中国的发展是跨越式的，不免就带些畸形，或许不过破了一点皮，便以为蜕变，这种事情也常有。所谓弄清，也就是找一本书读读罢了，读的是《学历社会史》，副题《教育与日本近现代》，1992年出版。著者天野郁夫是教育学家，研究教育制度及教育政策对于日本社会的意义，1983年出版《考试社会史》曾获得Suntory学艺奖。
通过教育来解析日本近现代社会的基本构造，视点该定在哪里呢？天野抓住了考试和学历，这是教育与社会的接点。关于学历，他写道：“学历是学校、学业的履历，本来是个人的东西。上哪个学校，从哪个学校毕业，填写履历书的学历栏是这种个人有关学校与教育的经历。学历具有了社会意义，被当作指标、尺度，给人以社会性评价并定位，重要性增加。就是说，学历从个人的东西变成社会的东西。学历社会，学历主义支配的社会，就是指这样的学历所具有的社会意义或机能显著增大的社会。”他尽其可能地利用传记、自传、升学指导、就职指南以及文学作品等资料，寻根溯源，缕述原本是个人的东西如何演变为社会的东西，即学历如何起到了从社会的角度评价人，将其人置于某种序列之中的作用。
一百多年前，我们把日本加以近代化改造的汉字词语拿回来，得心应手，以至今天不用这些外来语就只有哑口无言了。改革开放后似乎又掀起回收第二波，职场、完败、人气云云，满不在乎地拿了来，学历社会也属于其一。学历社会似乎是日本特色，广为世人所知，甚而诟病，但实际上，这个词是上世纪60年代才出现的。当初媒体有这样的说法：学历社会就是人的价值由学历这个招牌来决定，和其人内在的东西如人格、能力、技术等没有直接的关系。探究背景，似在于产业结构及职业结构发生变化，与学历无关的农业、渔业等第一产业衰微，人们涌入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学历成为谋职的通行证、敲门砖。70年代就有个媒体撰稿人矢仓久泰写了一本时事读物叫《学历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