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显清——
1938年1月，文化基础课学习圆满结束，开始转入军事技术学习和训练。一、二大队学习汽车；三、四大队学习炮（后改为特科大队）；警卫排学习装甲车；干部大队变化大，有部分同志回延安，部分同志调入盛世才部任职，余下的分别学习军医、兽医和无线电；从我们中选出25名同志学习飞机。这时，部队又有些思想波动，特别是陈云同志和工委的几个负责同志回延安，工委和总队部取消，改名为支队部，加之部分大队干部调入盛部任职，一部分人想马上去前线的念头又浮动起来。因进入复杂的新式装备的学习，加之思想工作的开展，大家很快又安下心来学习技术了。当时，我们警卫排在盛世才的装甲车队学习，每天回新兵营吃饭，每星期六过组织生活。为了保密，我们相互之间不称名字而称代号。教官对我们这种做法很反感，因为相互间不知多少号，叫人没法叫。第二天，我们就去掉代号，每个人起了个假名字。
1938年初，从延安来了几十名青年学生到我们新兵营，其中有六名女同志和天宝等三名男同志任我们的文化教员，帮助、辅导我们学习文化，19人去学飞机。
党代表邓发为了鼓舞我们新兵营的学习，叫人为我们写了一首歌，歌词大意是：你们为着老百姓，为着千百万的妇女儿童，你们打了无数的仗，学习在遥远的边疆。自从鬼子占了我们的东北，又进攻了我们的长江，看他们杀，看他们抢，飞机不断扔炸弹，大炮隆隆响。同志们啊！学习文化，掌握现代军事技术，到前线去英勇杀敌，为着收复我们可爱的家乡……这支歌说明了我们过去的功劳，又指明了今后的任务；大家唱的非常有劲，鼓起了学习的热情。
1938年8月，毛主席发电报给新兵营，要求我们好好学习，赶快学好出来，早日上前线。这对我们又是极大的鼓舞。
我当时在警卫排，学习装甲车。邓发同志到新疆不久，开展了对张国焘的批判；后来说前线需要枪，又令我们警卫排把短枪全部上缴。有的同志想不通，还把枪破坏了几支。不久，我们警卫排编入了一支队的三大队，后又编为一大队的四排。后来，一、二、三大队合成一个大队，学炮的为特科大队。因而，我们警卫排的同志就学到了装甲车、汽车、火炮的技术及机枪技术，学的课程最多。
我重点学的是装甲车和汽车，从发动机构造到战术技术都学了。光装甲车就学了三种，特别是叫“发依坎”（音）的轻型装甲侦察车，乘员三人，机枪一挺，非常灵活轻便；“步瓦”（音）二五式、二六式战车，乘员四人，机枪和炮各一。教我们的教官是盛世才的军官。教无线电、医学的教官大多数是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东北抗联的同志。他们大多出身学生，多数是东北人，也有个别朝鲜人。后来又教我们学习日语、俄语。我们学习了半年的日语，相互间都能用日语说些生活用语和军事术语了。
陈潭秋同志主持新疆党的工作后，大部分时间就住在我们新兵营的支队部。他经常和我们谈心，查看我们的生活，再三指示要办好伙食。他告诉我们：学习不要死记硬背，要记要点，把大意、大概意思串起来，就有了全貌，这样才能记住和理解。他还形象地说，要像想点子打胜仗那样想办法把学习搞好，要互相交流学习方法和体会。7月至9月，我们进行野营训练，他还和支队领导同志一起察看地形，和大家一起步行。大家都共同感到，他像老妈妈带孩子一样，把党的温暖传给了每个人。
1939年9月，我们学装甲车的同志，以“参观”的名义，参加了盛世才的联合兵种演习，与盛部装甲车队在一起演习了三天。苏联顾问不断地提出情况，要我们判断和行动。大家都说大开眼界，学到了不少东西，见到了飞机、重炮、装甲车、骑兵，以及用无线电进行通讯联系，真是开了“洋荤”。有的说：“我们西路军要是有这样的武器，在河西走廊就不会失败，一定能战胜敌人，就不会有成千上万的同志牺牲在西北的黄土高原上。”
1939年9月，周恩来副主席去苏联路经迪化，来到新兵营看望我们。他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走在最前面的军事技术学校；是种子，是骨干，学不好可不行。”周副主席还来到我们的宿舍里查看内务，说：“你们的学习条件、生活条件很好，要抓紧时间学好，多学习一点；我军还从来没有这样好的条件。党中央一声命令，你们就要上前线去。”我们一听到“上前线”三个字，把目光一齐投向周副主席，兴奋的心怦怦直跳，真想马上问清什么时候，是马上？还是很远？可又觉得实在问不出口。
1939年底考核时，我们驾驶、修理、战术射击等项课目，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苏联顾问对我们的学习很满意。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我对缴获的敌汽车、坦克、装甲车能开得动、打得响，就是在新兵营学得的技术。
当时我们伙食标准很高，每天油肉丰盛，青菜、豆腐都有保障，常吃抓饭，每星期六还要改善伙食，吃打来的野味。这对繁重的训练起到了物质上的保障作用。
我们新兵营十分注意同盛世才部队的关系，我们见到他们的人，只要是挂武装带的军官，不管大小都主动敬礼，这使他们很受感动。我们和驻地的老百姓关系也很好，群众说：你们这些新兵真好，说话和气得很，客客气气的。那些老兵（指盛部教导团），天一黑就和妇女拉拉扯扯，还是你们这些新兵“亚克西”，从来不和妇女拉拉扯扯。我们的妇女有时和你们新兵讲一句话，你们的脸都红了。的确，我们在两年八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一个红军战士犯过群众纪律。
新疆督办盛世才几次来到新兵营。第一次是在1937年的八、九月间，他派出一个骑兵连先到我们的驻地警卫，随后是七八辆小汽车；第二次是1938年的七一；第三次是1939年的八一，我们新兵营开晚会。他是坐小汽车来的，带着他的太太参加了八一晚会。那天，他一到场，先赏了我们每人一万两（十元）银票，并在会上讲了几句话。他说：“鄙人参加这个晚会很荣幸，可惜我没有这个资格！我争取不久的时间里，加入这个行列。”当时我们被他的辞藻蒙蔽了，还给他鼓了掌。晚会上，延安来的几个年轻女教员唱歌跳舞，毛泽民同志表演了魔术。盛世才看了夸赞不已，连连叫好。
盛世才每年有两次大的活动，我们新兵营也前去参加。第一次是四月十二日，是他在新疆取得政权的胜利纪念日；第二次是九一八开运动会。我们每次去，他都让坐在主席台前面的位置上。
李志明、王崇国——
学习坦克，第一道关是先学开汽车。盛世才部队的军官当教官，这些家伙仗着有一套技术，可神气啦，一个个保守得要命，好像把技术传授给对方，对方就会夺去他的金碗似的。你好心地向他请教，他却二腿搁在大腿上，嘴里叼着烟圈，慢腾腾的连嘴也怕张：“这个嘛！慢慢地看，慢慢地看吧……”我们遵照支队部的指示，主动团结他们。发了津贴，除了买点学习用具，会抽烟的连烟也舍不得多买，大家把钱凑在一块儿，买些礼物送给他们。在这个腐朽的军队里，这竟是特效药，有些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但有时候还要故意刁难我们，经常借故不出车，说什么天气不好啦，没有领来油啦，等等。好容易出两台车，教官嘴里叼着烟卷，跷起二郎腿坐在驾驶室里，指挥我们加油、加水、检查、发动，要折腾好半天才开走。大家轮换着开一会儿，屁股还没坐热就开回来了。闹得人手痒痒的，气闷在肚子里干着急。
旧军队里的教官，野蛮得很，经常骂我们是“笨蛋”、“混蛋”、“土包子”，有的还动手动脚。我们遵照党的指示：“遵守纪律，学好本领”，忍气吞声的学习，尽量不和他们发生冲突。记得有一次驾驶时，我加油不匀，坐在旁边的教官往我腿上就是一拳头，打得我心慌脚乱，低头去看油门踏板，脑壳上又挨了一拳。我真想冒火，但想起了党的期望和学习纪律，竭力克制住自己，继续开着车子行驶。
我们也有最高兴的时候，那要算长途驾驶。从迪化向西北方向的乌苏开去，或者越过达坂城的崇山峻岭，开向天山南麓的吐鲁番盆地。一来回就是好几天，每个人都能连续地开好几个小时。9月，吐鲁番火洲的葡萄熟了，每村每户门首的葡萄架凉荫遮天蔽日，串串无核白葡萄就像珍珠似的挂在绿荫里。这时公路上热辣辣的难受，那些教官一个个把车子扔在公路边，钻进葡萄园里去了，吃完葡萄索性躲进坎儿井里睡觉乘凉。这时候，没有这些家伙打扰，我们就痛痛快快的开上它半天。9月的火洲相当炎热，鸡蛋和面饼放在石头上都能晒熟。赤日似火，戈壁滩上气浪滚滚。我们开着汽车，一点儿也感觉不到热，反而像吃过甜葡萄，全身上下都凉滋滋的，手脚也灵活了，头脑也清醒了。
学完开汽车，接着就学习开坦克。
这里的坦克，只不过是几辆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来的旧车子，半天发动不着。盛世才的装甲大队有200多人，装备有轻型和重型两种装甲车，轻装甲车有两挺“德克特拉瓦”机关枪，重型多一门七五公分炮。我们第四排被分配学习装有轻机枪和小炮的装甲车，这就引起了他排同志的羡慕，每天在营房里看见我们学习回来，总要和我们开玩笑：“快看啦，红军的装甲旅来了！”我们听了心里自然高兴，但有时心里也感到不安，觉得学不好就对不住同志们。
这些教官比汽车部队里的教官更反动，其中还混杂特务。他们的官衔比别的部队高，排长一般都是中尉，还有上尉，讲课时洋腔怪调，故意叫我们“坐飞机”，头昏脑涨，不懂还不许发问。每当我们在学习上提出一点要求，教官就把眼一瞪，轻蔑地说：“没学会爬，就想飞起来啦！”那些特务还利用教学机会来刺探我们内部情况。我们没有在任何困难面前低头，教员不好好讲，我们就自己苦心钻研，同志间展开互助，包教保学。上课时每个人都带笔记本，细心听讲，把内容尽量详细的记下来，然后利用休息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对着笔记相互参考，相互补充，凑在一起就全面了。疑难问题解答不了，我们可以不吃饭，可以不休息，除非真正弄懂才罢手。
星期天，那些教官和盛世才的学员早就溜到街上喝酒作乐去了，但对我们来讲却是一个最好不过的学习机会。早晨起来，同志们三个一群，五个一堆，拿着笔记本进行讨论。这现象不久就被教官发现了，说什么不遵守坦克学校纪律，还要处罚我们。抓紧时间学习，在旧军队里也是一种罪过啊！
实习那天，大家高兴得跳起来。因为就在今天，我们的一双手就可以摸到盼望已久的装甲车了。谁知道这时候教官的鬼名堂又来了，让从旁边的车门爬上爬下，学了一星期的上车下车动作。就是这样，都是求之不得的啊！我们这些放牛出身的穷孩子，是党培养我们提高了觉悟，学习了文化，如今又学习开坦克，为我军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开辟道路，谁打心眼里不激动呢？谁不想找机会多摸摸车子呢，就是呆在旁边多看几眼也痛快呀！
1939年6月，我们学完了装甲车，准备学习新式坦克，等了好久，根本没有见到新式坦克是个啥样子。支队首长知道那些教官故意拖延时间和我们为难，就组织我们到城西20多里的地方去野营。就在这时候，周恩来副主席由重庆去苏联，经过迪化时专门下飞机来野营地看望我们。周恩来同志给我们分析了国内外的局势，还说，大家学得好，中央都知道，不要看现在底子薄，很快我们就要建立一支自己的特种兵部队。是啊，我们多么希望早日能有一支自己的特种兵部队啊！
王元喜——
我参军时没什么文化，学习汽车挺费劲，在家乡没见过这玩意儿。学习开汽车是在盛世才的汽车局学习，地点在西大桥，后来搬到东门外。开始学习汽车原理，教员在上面画图画，讲解发动机四个行程即吸气、压气、爆发、排气循环。学了三天，还真的没弄懂，我们就起立问教员。教员还不错，很耐心地给我们解答，并把活塞拿到讲台上，给同学们上下活动。经过一段时间刻苦努力，我搞懂了汽车原理和它的作用。
理论学习一段后转入实际操作。我操作的是苏式汽车吉斯五，教员坐在身旁指挥，如何挂挡、启动。由于我头一次开汽车精神高度紧张，把车子一下子开到沟里去了。老师看我太紧张了，劝我说：“不要慌，把刹车拉着，挂倒挡，慢慢抬脚，少给油，再加一点儿油，车子就动起来了，再挂一挡加速前进。”我细细琢磨了一会儿，又按要领操作了几下，弄懂了开车的要领。经过一段艰苦学习，我们的同志在考试中都得了较好的成绩，普遍在60分至90分之间。苏联教官高兴地用俄语称赞我们“好样的”。
第一期考试后，中共中央要求我们学汽车修理，就挑选了20多个人到盛世才汽车管理局西大桥汽车修配厂学修理。我到了工厂，跟一个师傅学拆装引擎。师傅是苏联人，既会俄语又会汉语，对我十分耐心。不久我就入了门，掌握了汽车的毛病。修理厂工人对我们二十几个人给予了热情关怀和指导。有的工人悄悄对我说：“将来你们回延安，我跟你们一块走。”他们知道我们不是盛世才的兵，是红军。
有一天上午来了个电话，通知我们二十几个人到东门外的西路军总支队开会。我们老早赶到指定地点，队伍整理好后，值日排长叫起立，欢迎周恩来副主席讲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周副主席。同志们听了周副主席的讲话，信心倍增，表示一定要学好技术和文化，为解放全中国作贡献。
张官朝——
我们新兵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处处维护群众利益，尽力搞好统一战线工作。新兵营指战员官兵平等，穿戴一样。节假日外出或上街总是几个人共同行动，走成一路纵队，风纪严整，买东西不讨价还价，不去馆子乱喝酒，也不在老百姓家乱窜，就是做客也很少。遇到盛世才部队的军官或他们从我们门岗经过，我们对他们行军礼。学习汽车和装甲车的同志行车时遇上有困难的老乡，就让他们搭车，甚至把我们的水和干粮送给老乡们吃喝。碰到盛世才部队或地方的汽车出了毛病，我们就帮他们修，有时还陪他们看守汽车或守夜。天长日久，新疆人民都夸赞我们“亚克西”。我们行军或部队外出，老乡们老远就伸出大拇指，高喊“亚克西！亚克西！”
1939年9月，周恩来副主席偕邓大姐去苏联治病，专程来新兵营看望我们。周副主席讲完话后，请陈昌浩同志讲话。陈昌浩只说了几句，泪水直流，难过得讲不下去了。他讲话的意思是自己没领导好，使西路军受到了重大牺牲，对不起西路军全体同志，更对不起成千上万的烈士。邓颖超同志接着对我们做了鼓励性的讲话。我记得，我们新兵营的同志是席地而坐。大家见到周副主席，就像见了亲人，他的每句话，每个动作都记在脑子里，事后常常想起，有时还模仿着。
1940年周副主席从苏联回来，第二次来新兵营看望我们。这次周副主席讲了六大政策与三民主义方面的问题，并且把三民主义与六大政策做了对比。
盛世才那时还算进步，曾三次来新兵营做客。头一次是1938年五一劳动节，他来看我们的演出；第二次是七七抗战两周年，他来看我们的节目；第三次是1939年苏联十月革命节，他参加了我们的纪念活动。第一次盛世才到新兵营来，对我们有点信不过，也有些怕我们，所以戒备森严，跟来了不少警卫，在新兵营周围房上还架了机枪。第二次来时带的人少了些，第三次只带两三个警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