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延安。夕阳照射在清凉山北麓陕北公学高级班窑洞的门前。蒋连穆站在窑洞前平台上，注视着大家谈笑，神情专注。陕北公学做党的工作的同志走过来通知他说：“中央组织部找你谈话！”
蒋连穆来到中组部，院中站着一位同志。他走上前去，说明自己是陕公的，叫蒋连穆。中组部的同志请他坐下。两人坐在院内南排石窑洞门前的石台阶上。
“组织上想分配你个工作，让你到大后方新疆去办教育，你有什么意见？”
蒋连穆一听大后方，心里很不乐意。自己就是因为想到前方去才到延安来的。他说：“我没做过工作，怕完不成任务！”
“我们考虑了，你能完成任务！”
蒋连穆想，自己是新党员，组织上决定自己去，不好不服从，于是说：“组织上决定，我就去吧！”
“你没有意见，那就搬到招待所来吧！”
1937年，“民先”号召学军事，蒋连穆以北平师范大学学生的身份参加了北平大中学生暑假军事集训队。总队长是二十九军旅长何基沣，地点在北平西苑。7月7日日寇炮击宛平，总队长、大队长均回部队。卢沟桥的炮声震散了军事集训队，也激起了蒋连穆参加革命组织的思想。9月间他接到了北平师范大学的通知说：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三校合并，在西安成立西北联合大学。蒋连穆到西安后，就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参加了救亡活动，经常做街头宣传，张贴标语，参加游行。当时，他最关心的是前线抗战消息。听到刘峙一退八百里，由保定退到邯郸；韩复榘不战而逃，丢掉山东省；上海、太原相继失守；平型关大捷，鼓舞人心。他对国民党的抗战失掉信心，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八路军打到敌人后方去。西北联合大学迁汉中时，他离开学校，经西安民族解放先锋队介绍，到了延安。他1938年春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教育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于4月29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5月7日，陕北公学举行毕业典礼。毛主席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作为毕业赠言，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最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共产主义的方向。共产主义事业是最伟大的、艰巨的事业，要我们千百万人长期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去完成。这就要我们在平时养成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才能坚定这个正确的政治方向。”毛主席这篇讲话，蒋连穆一直铭记在心。
招待所里已经搬来很多人，都是分配到新疆的。除蒋连穆和郝升是陕公的外，其余都是抗大的。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支书是曹建培，安徽省怀宁县人，1937年10月赴延安，1938年3月入党。这个支部由中组部部长陈云直接领导。这时蒋连穆才知道和他谈话的就是陈云。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来招待所给他们作了形势报告。支部全体党员进行了认真讨论。
他们被安排到中组部训练班学习了两个月。大家对党的组织原则、党的纪律以及党员义务的认识都有所提高。学习期间党支部大会通过了蒋连穆按期转正为正式党员。
中组部部长陈云下班之后曾两次来招待所，和大家漫谈。活跃的气氛充分激发了年轻人的热情。大家从家常便饭谈到敌我斗争，从生活琐事谈到抗战救国，热情倾谈，津津有味。
陈云质朴、沉稳，说话井井有条，似乎更倾向于冷静的思索。他问大家，到延安后生活习惯了吗？陈云这样问，是因为不少初到延安的人不习惯吃小米。
“习惯了！”大家说。
“学会‘照镜子’了吗？”陈云又问。
“我们都学会了！我们还有‘照镜子’的标兵哩！”
大伙哄堂大笑。“照镜子”是指抗大、陕公的同学们吃饭时，把盘子里的菜吃净后，还立起盘子把菜汤倒进碗里吃掉。立盘子倒菜汤，名曰“照镜子”。
“这是你们很大的进步！”陈云谈到革命工作是长期的一辈子的事情，好的时候有，坏的时候也有。好的时候要注意修养锻炼，防止腐化变质；坏的时候，要经得起考验，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在白区工作的同志有两句话，即：“严刑拷打，家常便饭；砍头枪毙，告老还乡”。
陈云在交代任务时说：“我们党在新疆建立的是特殊的统一战线。新疆实行的‘六大政策’与我党的最低纲领是一致的，是我们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我们帮助盛世才推行‘六大政策’，也就是贯彻我党的最低纲领。我们到新疆去是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新疆建设成为稳固的大后方，保持一条畅通的国际交通路线。”
夏日黄昏的最后一抹余晖渐渐消逝了，排排窑洞亮起了点点灯火。远处传来悠扬的笛声，余音不绝。和着笛声，有人在唱歌。
两个月过去，中组部训练班结束，又把他们送到党校二十八班学习。这个班约30来人，他们占了多数。同班学习的有任锐、苏菲（孙维世）母女俩。
他们到党校不久，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准备召开。校方交给他们二十八班布置会场的任务。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他们听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博古等的报告。他们每个人都买了一张12位领导的照片。12位领导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张闻天、陈云、王稼祥、周恩来、秦邦宪、王明、彭德怀、项英、康生。六届六中全会结束之际，中组部通知他们，准备起程。他们回到招待所，中组部来人说12位领导同志的照片不能带出边区。大家都把照片交上去了。
临出发前，中组部又分配来两位同志，郑亦胜和高登榜。这个队伍就由郑亦胜、高登榜、曹建培三人率领。
郑亦胜1911年出生于江西省铜鼓县，1925年参加农民协会，1930年参加红军。他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陕北。1938年底，郑亦胜正在外地工作，接到中央电报让他回延安。他回到延安，陈云即找他谈话，说：“毛泽民同志在新疆做财政厅长，来电要你和高登榜。另外再调二十几个干部，由你和高登榜带队，马上就走！”
高登榜1914年生于陕西省延川县，1932年参加革命。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他受党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的委派，担任延长油矿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兼行政矿长，主要任务是迅速解决苏区党中央机关的照明用油和燃料，发展生产，支援前线。陈云找高登榜谈了去新疆工作的任务及注意事项。陈云还告诉他，毛泽民的女儿冒着风险从白区来到延安，有张照片要他带到新疆亲自交给毛泽民，并要他到城隍庙招待所看看毛泽民的女儿。
从延安出发前，陈云再次接见了大家。陈云说：我们同新疆的关系是特殊的统一战线关系。你们到新疆后，不公开以党员身份出现，不发展党组织，不吸收新党员。这清楚地说明了他们在新疆工作的性质和任务。
大家乘车到西安后，又租用了一辆商车前往兰州。在兰州车站遇到国民党特务的严格检查，他们携带的留声机和两大箱政治、理论和文学等进步书籍被扣留，交涉了一个多小时无结果。
傍晚，他们才来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刚一下车，伍修权就把大家集合起来宣布说：“你们赶快把穿来的延安粗布衣服都脱下来，换上便衣，一会儿韩光来接你们。今后你们的生命安全由他负责，你们与八路军没有关系！”韩光由苏联回国，被留在新疆，任督办公署上校副官，又是党代表邓发的俄语翻译。
大家休息换装，男同志分别穿中山装、长衫或西装，女同志则换上花旗袍等鲜艳衣服。换装时有人不小心将衣服挂到伍修权的煤油灯上，把灯罩掀到地上摔碎了。伍修权诙谐地说：“天哪！这可不比西安，打了灯罩，三天都买不回来。”大家笑了起来。伍修权又说：“这里条件太差，管不起大家吃饭，请大家随韩光同志去招待所，那里条件好一些。”
韩光来了，穿着一身笔直的西服，对大家说：“你们上我的车，到中苏招待所去住，对外你们都说是新疆盛督办的客人。”
汽车驶出嘉峪关，颠簸地行进在寥寥然漫无边际的戈壁滩上。大家目睹飞鸟不落，寸草不住的荒漠景象，思念日渐离开的延安和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们，又想象着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势薄力单的角落，人人心里很不是滋味。看着夕阳一点一点沉落，一种肠断天涯的莫名惆怅伴随着凉气袭人的秋风慢慢地扩散开来了。夜晚，黄羊成群出没，竟然在汽车灯光的映射下，好奇地向汽车探头探脑，有的还莽撞地一头撞在车灯上，让人不寒而栗。有一首无名氏的《瓜沙道中》诗：“阳关古道接大荒，官杨零落不成行。阳沉日色连云白，暗淡风沙入寒黄。鸿觅稻粱衔矢石，人拼骨肉战冰霜。唐蕃汉垒今何在，秦月依依照古疆。”汽车行驶在一片空旷中，仍能体味到那萧萧的悲凉。
兰州到迪化整整走了15天，途中在酒泉休息了一天，在哈密休息了一天。他们到迪化时，已是11月了，冷得出奇。督办公署指定他们住进小南门外的一个两层楼的招待所。
第一件事是填写履历。督办公署发给每个人一张表，让三天内填好，交给盛督办过目。大家疑虑重重，未见党代表邓发，这样匆匆填表是否合适？高登榜说：“离开延安前才在中央组织部填了表，怎么一到迪化，还未见到邓发同志就急于填表呢？”陈广竹附和说：“不能填这个表！要填也得见到邓发同志后再填。”
高登榜把大家的想法告诉了韩光。第二天，韩光让郑亦胜、高登榜、曹建培在南梁一片空地上等候。在初冬寒凉的朔风中，一辆小车驰来，在空地上掉转头。三人赶紧上车，来到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见到了邓发。
邓发同三人热情握手，关切地询问大家的情况，告诉他们在新疆工作应注意的问题。关于填表的事，邓发说：“表还是要填的，不填表就不能在新疆工作。你们的简历表要交给盛世才，他看了表后才能给你们分配工作。”
回到招待所，三人按邓发的意见，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说服大家填表。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每个人都得给自己起个化名，取什么好呢？高登榜想，古训中常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就叫“玉成”吧。想妥后，他说给周围的同志听。大家都说起得好。
表格送上去后，盛世才一看高登榜的登记表，对邓发说：“这高玉成是陕西延安人，从红区来的嘛，我怎能接收呢？”
邓发找到高登榜，说：“盛督办一看你是延安人，就说世人都知道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从延安请人来，这不行！”
“那填哪里好呢？”
邓发对着挂在墙壁上的地图思忖片刻，建议他填蓝田，蓝田离西安近。他遵命填上蓝田。这一关就算过去了。
其他同志也遇上一些小麻烦，如马肇嵩和罗乃棠两人年纪较小，盛世才看了表格后说：“这两人年纪小了点，还是考虑考虑吧！”办法自然是有的，把岁数改一改，多填了几岁。这样全部通过了。
招待所奉盛世才之命通知，明早全体到督办公署集中。他们以为是盛世才谈话，到那里一看，是个考场。两个人一张桌子，讲台上放着一台留声机。督办公署政训处主任李一欧为监考人。
高登榜看看题目，有100多道，诸如“新疆有多少民族？”“新疆有多少行政区？”“六大政策是什么？”等等。题太多，一个上午根本答不完。中午每人在教室里吃了一碗面条，下午继续考。出题范围很广，中国历史、世界历史、风土人情无所不包，尤其是世界历史出题太偏，实在难以作答。高登榜有点发愁了，但又想，你盛世才若欢迎我在新疆工作，我就留下，不欢迎我就回延安。这一想，心里坦然起来，伏下头来又审了两遍卷子，第一个交卷走出考场。
当晚，盛世才请客，他们23人参加。盛世才来了，全副武装。他先讲话，讲六大政策，讲新疆有14个民族、400万人口，要团结，等等。接着，盛世才介绍了饭桌前的张三李四，说这些朋友是他的同事同乡，是哪个关系介绍来的。席间，盛世才吩咐经理部的王经理进来，对王说：“这23位先生，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从关内来迪化，衣着单薄，发给他们一些钱，带他们去贸易公司，给每个人买套衣服。”
两个星期过去了，盛世才又把他们找去。盛在客厅里坐着，把他们一个一个叫进去。高登榜进去时，盛嘿嘿一笑说：“你高玉成是延安人，籍贯要改，改得好。听说你是搞财政的，很好，你就到财税部门去吧！”高登榜退了出来，一打听，才知道他们这批23人中，有9人分到南疆做财税工作。
蒋连穆化名蒋春茂，被分配到库车地方税务局任副局长。他从延安来原准备做教育工作，陈云找他谈话时是让他到新疆从事教育，没想到会让他做财政税务工作。
邓发会见了大家。邓发说：“新疆是个大后方，是中国和苏联的桥梁。我们帮助把新疆建设成为一个稳固的大后方并使它不断进步，使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的物资顺利地运送到前方。我们要认真把工作做好，这对抗战和将来都有重大的深远的政治意义！”当谈到盛世才时，邓发说：“盛世才是个土皇上，以女校拉拢军校，以军校控制枪杆子，以枪杆子统治新疆，他本质上是个军阀。”最后他说，“盛世才最近和我闹别扭，分配你们的工作，没有同我商量。现在他故意到处找我们的岔子，你们要小心谨慎，不要让他抓住把柄。在目前情况下，对你们的要求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这时，大家想起，盛世才接见他们时，除说了一些欢迎的客套话之外，还说：“我们新疆是个封建色彩十分浓厚的社会，这里不同口里。我们的六大政策是以马列主义、新哲学为基础的，是根据新疆的具体情况制定的。马列主义者是按照具体情况办事的，不能生搬硬套。你们有的人想把延安的一套搬到新疆来，这是不符合马列主义精神的。你们有人如果坚持这样做，我可以请示毛主席给我调换……”这一段话，是针对邓发等说的，也是给大家一个警告。
延安来的第二批23名干部，1939年元旦过后不久都安排了工作，分配到《新疆日报》、教育、学校、财税等部门。《新疆日报》：王谟任国内版编辑，李何任国际版编辑，马殊任文艺版编辑，陈清源任编辑；教育部门：曹建培任焉耆行署教育局局长，马肇嵩任和田区教育局督学、代局长，白大方任教育厅编辑主任；学校：郭春则任新疆学院教务长，刘子平任迪化师范学校、省一中的教师，陈谷音任迪化师范音乐教师，刘勉（女）任迪化女中军事教官，任远光（女）任迪化女中教师，熊梅影（女）任迪化女中小学部教师；财税部门：郑亦胜任财政厅秘书，陈广竹任和田地方税局副局长，高登榜任喀什税局副局长，黄永清任于（阗）策（勒）地方税局副局长，薛汉鼎任叶（城）皮（山）税局副局长，钱萍任莎车地方税局副局长，罗乃棠任巴楚地方税局副局长，程九柯任阿克苏地方税局副局长，蒋连穆任库（车）沙（雅）拜（城）轮（台）托（克苏）地方税局副局长，郝升任焉耆地方税局副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