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静庐
我早想写成一部自传，赤裸裸地记述我二十多年来流浪的生活。并不是像名家或要人，可以印出来卖钱；目的是预备过了二十年三十年后，人老了，做不动事，风瘫在床上的时候，翻看翻看，壮年时流浪生涯的写真，自己亲手摄成的一幕一幕的影画，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吗？
但是，半因疏懒半因忙，自传到底没有写成。就是连写日记，也是时辍时作，没有连续地写满一年过。这回李公朴先生叫我写篇生活纪录，我很高兴答应了，预拟一个题目“我怎样踏进出版界”看来是很容易的，可是一提起笔来又感到麻烦了。“我怎样踏进出版界”呢？说来真是话长。因为我现在虽钻进在出版界里，从前却不是干这勾当的。我的天性是好动的，恰和我的名字相反。动的结果，廿多年来竟干过了很多的行业，真像我们宁波滩簧里的“马浪荡”，三百六十行，行行不落当。
我生长在一个商人之家，循着“商之子为商”的定例，我自然也该当一个买卖人。买卖人是靠经验吃饭的，不必多读书，多读会变成书呆子，就不会做买卖了。所以我从九岁上学，十四岁读完了初级小学后，张静庐（1898-1968），浙江镇海人。曾参与创办光华书局、联合书店、现代书局、上海杂志公司。1949年后，历任上海联营书店总经理、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计划处处长、古籍出版社编审、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组组长。
跟着舅父到了上海，投在一家烧酒行里当学徒。当学徒原是很辛苦的，烧酒行的学徒也不能例外。顶吃重的工作是洗洋瓶，一天要洗净几千支，冬天蹲在自来水桶边冷得熬不住，偷偷地去煮点热水来取暖，自以为是聪明的举动，不料这一来不得了，十支手指，支支都皮腐肉绽，像个爆裂了的“风栗”。
从十五岁起，我开始爱看小书了。每天下午有个背蓝布包的卖书商，背了各色小书走到各店家里来卖。普通的小书也可以通融租看的。从这时候起，我每个晚上打烊之后，待师父们睡静，将电灯用旧报纸包着，扯到枕边偷看日间租来的小书。小书之后，继之大书——三国、红楼、水浒、隋唐、岳传等。同时特别喜欢读文言的小说。那时商务印书馆有编的《小说月报》，我是无期不买；倘有出版脱期的时候，竟会一天跑去三四次。工作也散了心，有人买五个铜板的烧酒，常会替他装满一洋瓶。整个的灵魂，遗失在商务印书馆的书柜边。
十六岁一年，刚逢二次革命，上海打仗了。父母爱子心切，叫乡人到上海来陪我回家躲祸。在我个人呢，已出门一年多，心野胆大，革命军打制造局原也不怎样可怕。只是奉父母之命已来陪我的一位热心人，一定要我跟他回去。当学徒三年没有满师，回家谈何容易，自然非得到东家及师父都同意了不可。出人意外，陪我的热心人竟同我的东家冲突了，你说不许走，他说非走不可，于是乎我就做了第一次的“回汤豆腐干”。
第二年我又到上海来，改行做一家洋纸号的“过堂学徒”。洋纸号的工作，比起酒行来是写意得多，字号又没有门市，晚上休息也比较早。于是我的读文言小说的机会愈多了。最使我爱不忍释的，是王钝根先生编的《游戏杂志》；此外就是林琴南先生译的言情小说，一本又一本，这看小说在我仅次于吃饭的需要。同时也创作了很多篇的小说，向各杂志报纸投稿。有登出的，也有石沉大海的。刊登得顶多的是一家中外日报的副刊，编辑的是夏秋风。很不幸，这报纸短命夭殇。我的稿子愈多愈多，很怨望没有给我尽量发表的地方，因此，我便偷偷地向朋友处借到几十元大洋，居然自己办起刊物来。初出猫儿恶如虎，一下子居然出版二种杂志：一种叫“小说林”，一种叫“滑稽林”。印成之后，就亲自送到名报摊上委托代卖，没有回单，也没有批卖的章程，其结果，是二千本的杂志，送给卖报先生们吃点心。创刊号的成本，一个大子捞不回来，总算是完全亏本。这虽然是年轻人办杂志没有经验，但是那时候倘然已有了一家杂志公司，刊物的销路跟内容虽没有把握，卖出了刊物的血本，终多少可以捞回一二，再接再厉，我的杂志也许还有第二期出版的希望吧。钱送掉了，落得名利两空，回不得家乡，见不得爹娘，欠了朋友的钱又逼着要还，没办法，只得躲在一家同乡人开的洋布号里。待到家里得到洋纸号通告学徒失踪的消息后，母亲才从乡下出来寻我，同我一同回老乡去。于是乎我又做了第二次的“回汤豆腐干”。
我办杂志的计划，虽然失败了。“我怎样踏进出版界”，这是第一回。我想我后来之吃“书饭”，也许种根于此，这草草的二本创刊号杂志，是我踏进出版界的引火线。
一个人的事业的成功，必须择其性之所近，绝对不许勉强的。我从小就爱掉笔头，做不三不四的小说，出杂志，买新书，都是因为性之所近。倘使做父母的替子女择业，就其性之所近，那么他的子女一定能够办成一个事业，显亲而扬名。但是中国为人父母的，不作如是想，叫子女干什么职业，是完全随他老人家自己的性之所爱；譬如他爱大洋钞票，他就叫他的子女进银行钱庄去做练习生，将来会替他挣他所爱的钞票，铸造他所爱的大洋钱。
十八岁那年，我完全在乡间度过。那时我认识与我有同好的朋友王公度，二个人就竞赛似的做小说，写笔记，向上海各种杂志里投稿。
稿件虽很多被编辑先生采登，稿费却从来没有领到一文。十九岁那年春季，我又奉父母之命到上海来到一家浙江路的酒店里充当外账房，每月薪俸是四元钱。绍酒一斤，汤面一碗，从早晨开门一直要开到晚上二点钟才打烊，足足有十八小时的工作。酒店的伙计们，叫小菜有一种特创的秘诀，叫起来用大嗓子唱一种特有的调，扰攘终日夜，人的脑子都被他噪昏了。可是说也奇怪，我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真像有特殊的天才似的，会每天伏在账桌上，写我创作的小说，快得很，一天便能写成一篇。出产多了，就异想天开，向外埠报纸去投稿。这时刊登我稿子顶多的，是一家天津的公民日报——华北反袁的国民党机关报。过了半年，我突然接到天津公民日报馆主人刘揆一先生的来信，问我愿意不愿意到天津去充任报纸的副刊编辑，每月薪俸是四十元。天呵，这是“航空奖券”的头奖呵，那有不愿意中奖的呆子呢！从这时候起，我开始踏进新闻记者的圈子了。袁死黎继，公民报搬到北京出版，我跟着到了北京，从副刊编辑改任新闻编辑。全报馆都是湖南人，独我一个宁波人，报馆的东家都是政客，独我是个没经世故的年轻人。所以每天除编辑新闻以外，就踱到陶然亭上去念书。从这时起，我为求适应编辑知识的充实，暂时抛开了小说迷，开始读不知所云的经济政治书。第一部使我摸到门径的，是马凌甫译的《国民经济学原论》。
张勋复辟的前夜，我回到故乡，结了婚，就应朋友王公度之召，到镇海觉民学校去当初级国文教员，月薪十二元。当教员是失业没事干的人才愿意干的（那时候当教员的人都是存着这样的心理），我是个好动的人，尤其不惯这冷板凳生涯。过了四个月，就辞职，随着一位亲戚到山东聊城县去做贩枣子客人。我只晓得枣子有红有黑，别的什么都不懂，当然又不会做成的。在某一个秋天的早晨，我独自骑着一辆羊角小车，离开了聊城，整整走了三天，才到济南，投到一家还没有开的转运公司里去当文牍。因为公司还没有开门，同事们都闲着没事做，于是跟着一班爱嫖的同事，闯到八卦楼的妓院里。我虽然没有嫖的野心，但却也爱打几圈麻将。凑成一局，从下午打到天明，检算筹码，竟然输掉了三百多元。一个失了业刚得到了业的人，在公司还没有开，薪俸还没有定的时候，竟然在一个晚上输掉了他几年的薪俸，岂非是一件大大荒谬的事吗？当天刚天亮的时候，我推说出恭，便一口气跑到津浦车站买了一张三等车票，弃掉行李，不要名誉，三十六着，逃到浦口一家洋行里。这里有一位朋友的父亲在任经理，使我终身不能忘怀的慈厚长者郑敬友先生。他听完了我忠实的报告以后，并不怎样愤怒，仅用慈和的态度训斥了一番，就到下关商务印书分馆订了一口折子，交给我，说：“你暂时住这里吧。年青人应该多读心爱的书，要什么向商务去拿，书钱记在折子上，我会替你还的。”从这时起，我又重复读我爱读的小说——说部丛书和林译小说，十分之八在这个时候读完。
为了济南的不名誉的事，传到故乡；再加以失业家居，不会挣钱，只会吃饭，自然渐渐地给家里的兄嫂亲戚邻居们所瞧不起。母亲因生子不肖，也受了不少闷气。我气极了，我受不住亲友们的轻薄和侮辱，向姐姐处借到了三块大洋，重又漂泊到上海来。这一回是举目无亲，寄宿在一家小旅馆里，看看仅有的三块钱快要完了。这时刚接着北京的五四运动，上海掀起了一个六三运动，罢市罢工罢课，援助北京被捕学生，打倒媚外卖国的曹陆章。商界里有一部分血气方刚的青年，组织一个救国十人团，再联络各团组成一个总联合会，发刊一种救国日报。因为我曾经一度当过编辑的缘故，推举我充任这张日报的主编，每个月有二十元的车马费，总算又有业了。后来为抗争四路条约，各省民众团体通电反对，要推派代表到北京总统府去请愿。上海方面由学生联合会为主体，召集了一个各团体联席会议，我代表救国十人团联合会参加，结果被推举为五省联合请愿团上海五代表之一。明知这是件与虎谋皮徒劳无益的事，但是年青人就管不了许多，终于到了北京，造成十月一日大闹新华门的血案。从早晨八时闯入东辕门，直到晚间一时，奔走呼号，叫跳哭吵，在四面军警，刀出鞘，枪上刺的武装包围之中。一点钟以后，在人人筋疲力尽之际，每人五花大绑，捉进所谓维持地方治安的警察厅里去。当时就过了二次堂，视请愿书列名之先后，作为犯罪之轻重，分成三组，分别送进监狱。不幸，我是上海来的，请愿书上的列名是依据距离北京路途之远近而定，例应写在第一列，就被认为有主唆嫌疑的罪犯。同样的，有九个重犯，装进一辆骡车，送进鹞儿胡同的侦缉队拘留所。这一晚，又过了二回堂，便百事大吉，不问不闻地，关在一间屋子里。一张土坑，一张破桌子，一方铁窗，两扇粗如圆棍的木栅门。北京的警察似乎比别的地方好些，他对于这样的政治犯，常常很客气地和我们攀谈，讲东说西，北京附近奇闻轶事等等，使我们有时也会忘却身居囹圄的痛苦。如此不明不白地关了三十多天，才奉到一条新内阁总理的命令，放了出来。经过了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的慰劳后，总究又失业了，不得不再回到故乡。正在忧虑的时候，宁波各界联合会派代表来请我往宁波去。承热心国事的会员们的推举，肩了宁波各界联合会代表名义，到上海来参加全国各界联合会的政治活动。从这时起，我对于政治稍少感到了一点兴趣，时时去听孙中山先生的演讲，开始读《每周评论》，建设月刊；但同时仍旧想做小说，不过（自以为）比较进步些，在泰东图书局主编一种新型的月刊，叫做“新的小说”。那时北方虽然有了《新潮》，南方还没有新文艺的刊物，于是这（现在看来不值一文）《新的小说》，开辟了新路，居然每期销行三千多本。第二年，全国各界联合会被封，代表都逃散，我就因这小小刊物的因缘，第二次踏进出版界，充任泰东图书局的第一任的编辑，因那时泰东图书局还是“礼拜六派”式的书店，根本没有编辑部。从我进去了这后，才租了一幢房子，挂起编辑部的牌子，实际上还是只有一个人。后来再加入王新命、王靖二位。由王新命主编《新人》月刊，王靖接编《新的小说》，我改任出版事务。将泰东图书局整个改造，停出旧书，改出各种新型的文艺书，生意居然一天好一天。老板赵南公先生看这计划很能发展，于是到明年，搬了一舍比较大的房子，聘请了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接着二王都走了，又来郁达夫、郑伯奇、成仿吾等，我还是管的出版部，同时兼经理营业方面。如是者二年，我粗粗懂得出版事业的情形。却为了想多挣几个钱，到香港去做一家交易所的文牍主任。
在香港六个月，交易所潮没落，我再回上海，进国闻通信社当外勤记者，专跑政治新闻。每天出入诸大政客之门，认识了浙江旅沪几个要人，就辞去国闻社到杭州去办《西湖晚报》。结果筹备半年，报还没有出版，却被卢永祥下了一道通缉令，逃到上海，又白送掉几千元。
那时上海商报因席上珍案，由汤节之盘给李徵五接办。我承李先生之召，任商报的交际书记。因其时各报馆还没有采访部，所谓交际书记，差不多就是一个专任的采访员。一年之后，改任本埠新闻编辑。工作时间都在晚上，白天里闲着没事，就同沈松泉、卢芳二位创办专出版新文艺书籍的书店——光华书局。当时三个人都是没有钱，只凑集了二十五元作为零星用费，先做了一块朱红的招牌，挂在太和坊弄里；向海员工报社借得一支写字台。各人利用各方面认识的人，赊纸张找印刷所，欠账暂不付钱，由我担任，沈君同郭沫若说妥，不取报酬编辑《洪水》半月刊；将其历年文艺作品，编印成《三个叛逆的女性》及《文艺论集》的二部书，开始成立书店的雏形。《洪水》出版，居然风行一时，各地书店都汇钱来订批，现钱就每天有了进来。有了钱就有办法，租定了四马路光华堂药房的市房，除自己继续出了几部书之外，并搜罗各地出版的新书，代为经售，营业一天天发达。招了一次外股，凑足资本六千元，推举我担任经理。其实那时候的办事，还是沈卢二位多做。我除了商报的编辑外，又兼任了联合通信社的主任，竟然无冕帝皇而兼出版界的骗子了。
十三年国民党改组，我加入了党籍。左右派分裂，国民党左派，租定永裕里为党部，从事秘密工作。第二次市代表大会后，我被选为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十六年改选，辞去了商报的职务，到南昌去参观北伐军总司令部的所在地。眼见南昌的大小书店里没有一本新文艺的书籍，六年来的文化运动，竟不能波及到一座这样重要的都会，做书生意的商人，似乎不能不负起一点责任。于是决意租定磨子巷的市房，开起光华书局南昌分店，专门经售新文化书籍。南昌的青年学子，从此认识了新书的面目，放学出来，每天必到光华书局来巡阅，门市生意的兴盛，为南昌书业界从来所没有过。一般书业中人，遂各派代表到上海来采办大批新书，三个月后，南昌书业的面目，完全改变了，革新了。同时，我更受江西财政委员会的委任，为统税监察委员，派驻离南昌八十里水程的市统税局。公余清暇，以搜集材料之便利，写成一本《革命后的江西财政》。这时我对于经济财政之研究，又重复感到兴趣，在省城的时候，还担任了上海《申报》的南昌特约通信员。直到宁汉分裂，我又回到上海。一方面除经理光华书局外，兼任市党部办的国民通信社社长的职务。同时更同朋友洪云帆，另创一家书店——现代书局。
说到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出版界方面之努力，光华书局之创设，不客气地说是有过打先锋的功绩，不能因其现在之倒闭而磨灭。那时候的北京北新书局还正在出版徐文长故事等小册子，而上海开明书店还没有组织起来，只由章锡琛先生出版一种《新女性月刊》，委托光华书局为代理发行所。其后应时代之需要，和眼看着光华书局之勃兴，以二十五元大洋的基本金，造成了这样一个事业，名利双收，怎不值得羡慕呢？于是在三四年中，上海的小型的新书店，就接二连三的开办出来。店多成市，四马路于是乎变成为书店街了。
我之创办现代书局的动机，原拟出版社会科学书的，将光华书局完全办成为文艺书店。所以租定了光华对面的市房，望衡对宇，各走各的路线。不料中间因为董事们的异议，主张同样走着与光华平行的文艺路线，这和我的意见不相合，道不同不相与谋，不能不宣告脱离。只谋光华书局之对外发展，在北京武昌杭州开设三处分店，进行还是很顺利。可是不幸得很，到了后一年，我终因某种事故宣告脱离光华书局，取得一万五千元的酬劳金，别创专门社会科学书店的上海联合书店，一年中出版了六十多部的社会科学书，生意也很不错；不料受到中央党部的命令，查禁发售的书籍，有二十多种。可以销行的书不许卖，可以发卖的书又不很畅销，个人的经济完全变成为白纸黑字。生活发生困难，不得不另谋生路。遂承徐朗西先生的介绍，应湖北省主席何成之召，到汉口的《中山日报》当主任。办了五个月，成绩也很不坏；而且是有钱不要捞，确实是十分廉洁。但是中国的公务人员之去留，是不问成绩的，好像是你干过了，要让别人也来干一下。所以我自问成绩很好，也只许干五个月，还是请你滚蛋。去职后，再回上海，将联合书店全部资产，归并给现代书局，作为资本，扩充招股，与洪雪帆再度合作，分任总经理、经理的职务，从事于新文艺书籍的托拉斯的企图。
从这时期起，我完全踏进了出版界。我想纯粹做个书业商人，不再有野心想做官（其间曾一度受委为上海化妆品特税专局局长），也不再想做无冕帝王的新闻记者了。写小说（还是十足受了礼拜六派的影响）除写过一本《革命外史》，刚印出第一版，就受到捕房有伤风化的诉讼，罚了七十元；后来更不知如何会变成了“反动”，不能发卖。从此以后，就不再有写小说的机会与兴趣，而反去亲近打麻将，视为副业，无夜不打，打得昏天黑地，输掉了一万多元，结果是满身是债，入不敷出，连办事业的精神都消失了。
到前年的冬季，我下了大大的决心，要戒除这沉迷三四年的不良嗜好。就以调查长江一带书业情形的使命，离开上海，走到成都。这几年现代书局经我们二人通力合作的结果，已一年比一年发展了。朋友们是可以同患难而不可以共富贵的。事业一发展，就不免有权利之争了。远在成都的我，便做了他们争权夺利的牺牲品，经董事会（其中有没有一文资本的董事）秘密地以“辞职赴川”四字，逐出了我手创的现代书局。
在几个月的失业期中，我将我历年来观察各地书业情形的心得，从事于新的计划的尝试，新的事业的企图。虽然在天灾人祸的层层的包围中，各地书业之衰败，一般读者购买力之低落，也许还有一条书商可走的路吧。于是乎创办了一家专门代办代订代理发行各种定期刊物而同时也准出版书籍的书店——上海杂志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