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楼适夷
一
我是1952年9月，奉调到出版社工作的。原来我于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在沈阳东北军区后勤政治部宣传部，这年的一月份，我正被派在后勤司令部担任“三反”运动办公室工作，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当时军队的后勤部门，管钱管物，掌握巨额的军用物资和大量资金，被认为“山深林密，藏龙卧虎之地”。根据“大胆怀疑”的方针，这里必然有的是大大小小的“老虎”。在司令员李聚奎将军亲自直接领导下，由张璋和我担任办公室的正副主任，我们日以继夜，不休不眠地工作，白天是检举信像雪片似的飞来，晚上就查表格，打算盘，计算今天打出了多少“老虎”，往往搞到深夜。检举信的内容真是无奇不有，例如说所属某部政委老干部某某家里，每张沙发里面衬填的，全是人民币。安东截获了一个走私贩毒的车厢，满满一车厢装的是海洛因……都把我吓了一大跳。结果“三反”积极分子去老干部家里抄家，把沙发布全剪破了，掏出来的却是一张张破麻布，连一张人民币也没找到；满满车厢的海洛因，更是渺无踪迹。更有一次拆开一封检举信，打开一看，被检举人的名字正是我自己，我吓得连内容也不敢看，立楼适夷（1905-2001），浙江余姚人。现代作家、翻译家、出版家。早年参加太阳社，曾留学日本，历任《前哨》编辑、新华日报社副刊编辑、《抗战文艺》及《文艺阵地》编辑、《时代日报》编辑，出版总署编审局副处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及副总编辑、作家出版社总编辑等。
刻交给坐在大办公台上边一起办公的司令员，李聚奎同志看了信，微微一笑，就交给了我。原来是1949年从香港到北京，有一批组织上让我带的队，二三十个各式各样奔赴北京参加工作的同志，其中有一位看来是民主人士资本家，他独乘头等舱，不和我们这些甲板旅客在一起，只有我一个人到头等舱去和他联系，他夫人是民主党派的妇女活动家，已先他受到邓大姐的邀请，到了北京，他这一回是转移部分财产及工业器材，从海外回国的。轮船到天津码头，海关查验他的行李，大大小小堆满了码头，由我向海关的同志说明，未经查验，就一律放行了。写检举信的也是一位从香港调北京的出版界同志，承他的热心，使我记起了往事，连忙向司令员作了说明，李聚奎同志笑了一笑，便叫我不必解释了。总之，全国解放后历次搞运动，我大抵是挨整的对象，“重点的”或是“边缘的”，只有这次却由我来整人，我的确是搞得兴致勃勃的。后来每次挨整，回忆此事，才知整人之乐。
正在那时候，后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平凯同志，悄悄地向我透露了信息，中央宣传部向军区来了调令，要我回北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我参加抗美援朝已经两年，原来一心以为到了部队，可以上前线当个战地记者，脱离学不会的行政工作，专门从事写作。万不料依然还是得坐办公室，挑起十几万后勤部队的文化、教育与宣传担子。责任那么重，而我却非常陌生，办法很少，连每年大量的战士文教宣传费用，还不知如何化法。记得要给部队战士搞广播，派一个宣传科的同志特地出差到大连去采购唱片。这老先生凭着自己的爱好，买来了一大堆贝多芬、肖邦……的乐曲，他以为还有文盲半文盲的广大战士，也跟他具有同样的欣赏水平，于是只好搁置起来，成为废物了。凡此种种，给自己增添不少烦恼。对于编辑出版工作，从30年代初期以后，多少做过一些，是有兴趣和理想的。孤岛时期和傅雷聊天，也曾相约抗战胜利以后，大家来搞理想的出版社。因此，有了这个调令，我当然是愿回京的，但目前运动正在热火朝天，而且军区宣传部还给我一个写后勤电影故事剧本的任务，没有完成。一时没法离开，所以直到9月，才脱去志愿军的军服，复员到了北京。
二
雪峰同志给我谈出版社创立的经过，那是在文化部艺术局编译处的工作基础上，独立成立起来的。原编译处处长曹靖华，副处长蒋天佐，早已在周扬同志领导下，搞了一套出版计划，并开始进行了。开国初期用新华书店名义出版了全套五十余种解放区的文学作品，包括两种得斯大林奖的长篇小说在内的文艺丛书；又由开明书店出版了几种现代革命作家蒋光慈、洪灵菲等的选集；再就是曹靖华主编的《苏联文学丛书》，及正在进行的古典名著《水浒》的校勘、整理工作，已经斐然成章，有了一定的规模。现在一切工作移交到出版社，由雪峰同志担任社长兼总编辑，蒋天佐同志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并成立由张天翼、曹靖华、冯至同志等组成的编辑委员会。
雪峰同志任职以后，把原编译处的计划全部改变，主张从头来过。这一点，可与天佐同志的意见是不大一致的。因为天佐身体不好，长期病假，由他向中宣部提出，把我从东北调来，与天佐同任，协助工作。雪峰在30年代即领导我在地下党工作，天佐也是在狱中的朋友，抗战中在孤岛一起工作过；加之我自己受日本出版事业的影响，心中有一点“理想”，因此对这工作与合作的同事是很满意的。但天佐养病回社之后，不久就调文化部办公厅去了。雪峰身兼作协党组成员及《文艺报》主编，在出版社方面，自愿专力从事领导鲁迅著作编刊室搞《鲁迅全集》的工作，不问其他。他要我把社的行政管理与编辑，出版全部业务代他总揽起来。我自知力不胜任，但雪峰那么分配，我也无法固辞。幸而当时任办公室主任的是许觉民同志，出版社行政工作与出版业务的全才，而编辑部门，则有对编辑业务经验丰富的总编室主任郑效洵同志，我便依靠他们把工作担任了起来。当时社的机构不大，人员比较精干。编辑部设三个编辑室，一编室搞中国现代文学，主任是厂民同志，就是诗人严辰，后来他去专业创作，由方白同志继任。二编室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文艺两部分，起初由贾芝同志负责，不久就由聂绀弩同志担任副总编辑兼管古典文学，而贾芝则去搞民间文艺研究会了。三编室管外国文学，由总编室主任分管，副主任先后为刘辽逸和朱葆光同志，后来苏联的时代出版社移交中国，好几位优秀苏联文学工作干部调入我社，即由孙绳武同志担任主任了。另外还有一个鲁迅著作编刊室，这部门原为全国解放后在上海创立的由雪峰主持的鲁迅著作刊行社，随雪峰移到北京，并入我社改编而成的，雪峰直接领导，而以王士菁同志为副主任。几个编辑室由总编室统一起来，所有各编辑室发的书稿，都通过总编室交总编或副总编终审签发。其他出版业务与机关行政管理，则统属于出版部和办公室，由许觉民总管了。
当我向雪峰请示建社时决定的总的出版方针，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只有四个大字，叫做“古，今，中，外”。并且告诉我，一切大的有关方针和原则性的问题，可以直接向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胡乔木同志请示。这样，就把工作交给我了。
三
我对出版工作的所谓经验，不过在解放前办过几种公开的或地下式的报纸和刊物，帮助过两家小书店的创办和编辑业务，规模不大，机构很小，只少数几个工作人员，有时还是一人单干，工作是手工业式小手小脚的。可是我的兴趣和理想，主要是从读者的角度，看到日本那种气派大，方式活的出版事业中得来的。我也羡慕解放前商务印书馆那样大规模成套成批、按计划、有系统的出版《四部丛刊》《万有文库》以及各种丛书的方式。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国家的大出版社，再不应该像解放前上海四马路开小书店那样，东一本，西一本，有一本，出一本那种小手小脚杂乱无章的做法了。我对书籍的装帧设计、印制质量也大有意见，书籍不是报纸，看过就扔，不但要美观，更重要的是坚固。用印报的纸印书，好像都不准备保留，装帧也不牢固，一本厚一点的书，像一块砖头那么重，打开了要两手使劲按住才能读，而且读过一次就变了形，像北京人爱吃的大油饼，无法好好保存了。印刷的字体颜色不鲜艳，常常是灰溜溜的，用笔形显微镜一检查，外文书是完全墨色，但我们印出来却成为一点一点的小灰点。我一开头就认为这些都是应该着手改革的。
但事情与我的理想距离很远，雪峰的看法同我不一样，他反对规模、气派，认为出版物第一是内容质量，取消了原编译处订定几种丛书的计划，并不主张另搞丛书。他说：“乔木同志说过，搞丛书要慎重，质量水平，不能有所参差。”那就是非常不容易的了。对于装帧设计和印刷质量的问题，他随手拿起一本新出版物向我面前晃了一晃：“这有什么不好，你这个人呀，就是专讲形式嘛！”我脑筋钝，口齿笨，向来没本领说服人，而常常被人说服。结果还只能有什么出什么，只要认为是好书就出。根据这一方针，我们一开头就出了一些好书，有些书，像方志敏的遗稿《可爱的中国》《瞿秋白文集》（1953版），还都是雪峰亲自动手当责任编辑，编选、校订、审定，都不经过编辑室而一手包办，然后把稿子交我签发付排。后来，如对杜鹏程《保卫延安》的投稿，则亲自审读以后，就与作者反复长谈，两个人并坐在写字台边，几乎是手把手地帮助作者作了很大的修改，七十万字的稿子变成四十多万字，才成为后来出版的样子。提到这部稿子还有一段插话。它原来是某丛书编辑部的退稿，作者心不甘服，就找到了雪峰，却被雪峰一口肯定，给予很高的评价，经过整修而决定出版的。那时某丛书的主持人才着了急，打来一个紧急电话，要我社在出版时，封面上必须印上某丛书的名义。作者早对出版社说过不愿这样做，我当然是同情作者的，觉得这位主持人出尔反尔，态度有点不正，就在电话中加以拒绝。对方声色俱厉地说；“这作者就是我们培养出来的，所以必须用我们‘文艺丛书’的名字。”我的回答很不客气：“我们是国家出版社，你们也是属于国家的嘛！”这一下不得了，只听到电话筒狠狠地摔了下来，再也听不到一句回言了。这是我到出版社以后，所闯的第一场祸。最后还是雪峰出面赔礼道歉，而《保卫延安》的初版上，还是加上那块“丛书”的招牌。雪峰对此并未埋怨我一句话，更未要我写检讨，只是向我苦笑了一笑。
四
从这件事，不能不感到权力的可怕。可是回想起来，作为一个编辑，在工作上，自己所发挥的权力，也是有点可怕的。我们好像一个外科大夫，一支笔像一把手术刀，喜欢在作家的作品上动动刀子，仿佛不给文章割出一点血来，就算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这把厉害的刀，一直动到既成老大作家，甚至已故作家的身上。当然对鲁迅著作的原文，是一个字也没动过的（不过根据上级命令，也删过他大量的书信），其他作家的作品几乎全动过一些手术。郭老《女神》解放后的第一新版，就给删去了三首小诗，其中一首《死的诱惑》，内容说到诗人面对一把刀子，一条绳子，忍不住想走自杀的路。茅公的《蚀》《子夜》说有些描写认为是“黄”了一点，曹禺的《雷雨》《日出》，都是被动过手术的，甚至《夏衍戏剧选》，硬是给删削了整整的一篇《上海屋檐下》，认为小资产阶级的气味重了。当然，编辑部是当做意见向作者委婉提出协商的，而作者则无不遵命，一律照办。那时，我们看解放区来的人，尽管过去还是无话不谈的老友，但认为他们“整过风，脱过胎换过骨”了。我们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知识分子，没整过风，最害怕自己思想上余毒未清，带着不少渣滓。郑振铎同志曾对我讲过一个笑话，那是1949年7月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的时候，从解放区，从国统区来的两支文艺大军，浩荡会师，真是一片洋洋喜气。有一次，会后夜游北海，泛舟中流，月光照在水面上，银鳞闪闪，景色甚美。振铎同志举首望明月，情不自禁地对一位延安来的作家发出了赞叹：“今夜的月色真美呀！”而对方竟然毫无反应，既不点头，也无回话。他就有点担心了，是不是“谈了风花雪月”，暴露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呢？
作者们既然小心翼翼，当然，尽管心里对编辑意见未必同意，也只能唯唯诺诺，表示“同意”了。后来，到1956年，我们为郭老编辑多卷本的《沫若文集》，郭老就向我吐苦水了。说这首被删去的《死的诱惑》，正是他生平写白话诗的处女作，可见当时头生儿子一刀被砍，作者是怎样的心痛了。
更荒谬的，动刀子动到已故作家的身上，《瞿秋白文集》（1953版）中《饿乡纪程》，开头有一处写海参崴华侨吸鸦片和贩毒的。这不是给中国人脸上抹了黑吗？便都予以删去。仿佛我们这样一删，三十多年以前的海参崴就真没有一个华人抽过鸦片了。作者已故，当然毋须征求同意，可以为所欲为。实际上，那时作者心虚，编辑也心虚，生怕把不住关，就做出这种事来了。到了后来，凡是这种不成理由的改删，又照原状恢复了过来。编《茅盾全集》时，我见到改删过的地方都已恢复了原状，教训是应该记取的。几年之中，特别涉及到政治运动，改来改去，真成了编辑部的一件浩大工程，发生了“高饶事件”，查一次书，凡书中有高岗的名字，都得删去，庐山会议出了“彭德怀事件”，彭老总的名字也不许出现了，讲好讲坏，一律删去。同某国外交发生了纠葛，歌颂某国的东西当然也不要了。（记得反修时，名编辑某君，发现了一句歌颂南斯拉夫的话，立了大功，任叔同志大为器重，特奖《六十种曲》一部，并从编辑升为编审。）编辑部一次次停产查书，印厂挖改纸型，抽页排版，有些已出的书，则干脆停止发行。浪费时间，劳民伤财，这样的笨事，真不知做过多少。
五
说是不搞丛书，其实还是搞的。一种用丛书的名义，一种则不称丛书而其实是想成龙配套的。首先是外单位，那时解放军文艺社还没有自己的出版社，他们编《解放军文艺丛书》；电影部门也还未成立电影出版社，他们编电影剧本丛书之类，全是交给我社出版的。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编辑《文艺建设丛书》，也由我社印行。至于不用名义的，无论古典部、外文部、现代部都有。任叔同志来社以后，亲抓古典部，并在四个编室之外，又扩大了一个五编室，是专门翻印古籍的，对外用“文学古籍刊行社”的招牌。任叔同志认为中国文学古籍一向以印行诗词为主，不重小说，便大印笔记小说的古籍，从《虞初志》开始收集，影印了原来已比较偏僻的类集，如《类说》《金陵琐事》《古今谭概》等等，直到出了《一笑散》，大批迅速印行出版，成套成批，布脊硬面精装，颇有气派，其中确实保存了一些善本。可这件事，平白受了大报社论的批评，说是出于资产阶级的出版思想。于是赶快写了检讨。不久五编室也随之而收场了。但在此以前，由雪峰、绀弩主持，用正式牌号影印了的《诗集传》《楚辞集注》《史记会注考证》《白氏长庆集》《脂砚斋石头记》等高级古式精装本，用毛边纸和连史纸影印，分册线装，装上布函的，现在已成为解放后出的珍本书，外交上还拿来作赠送外国政府首脑的礼品。（一个插话，当时日本外相大平，由毛泽东同志送他一部特装《楚辞集注》，视为珍物，后来家中失火，半夜从火中逃出，一切财物都不及拿，只拿了这部宝书。）又一次，我们遵照上级传达更上级的指示：“《金瓶梅词话》原本可以影印一些，可作限定本按级别内部发行；另编一部经过删削的节本，可以公开。”于是用毛边纸影印，线装二十册，分装两个布函的精本出来了，原定印五百部，我经手签发，认为这样的书，只印一次不会再印，反正控制发行，不妨多储藏一点，就一批批了二千部。所以多年后仓库里还藏了一些。不过，特约北京图书馆左恭同志编订的节本，则没有印出来。到了“文化大革命”，这就成了大批判的大事，甚至那位传达指示的上级同志，那时他大概已在开始挨批，还没“打倒”，来了一个电话，严厉责问：“是谁叫你们印《金瓶梅》的？”经手的我，早已打入“牛棚”，对着这样的质问，就只好用“沉默”来回答了。
六
现在谈外国文学的编辑出版，虽然原文化部艺术局编译处所订《苏联文学丛书》的名字是没有了，但一开始，主要还是大量介绍苏联的作品，虽然不成为套，也没系统，实际还可以称做丛书，成了那时的热门货，译者稿酬常上万元。经过1954年由中国作协外委会主办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者会议”，大规模翻译出版世界文学名著提上了日程，制订了从古典到现代的东西方文学名著大规模长期出版规划，普遍组织约请专家从事译述，毫不犹豫地花了大量人力物力，为后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合作，与上海分工出版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等“三套丛书”的出版，打下了基础，“丛书”这个名字也就在我社合法化了，有一次来了“反修”，又大量译印所谓“修正主义”文学作品，是内部发行作反面教材，规定封面不加装饰，印个铅字书名就算了，避免把它们美化，实际也隐然形成了一套“丛书”。
对外国文学，一时化的力量很大，请人译一部大著作，是长年累月的工程，译者等不到出版后拿稿酬，有的先要预支来维持其生活需要，这预支款一度总计起来有六位数字之巨，当然大部分都完成了译稿，但既不交稿也不还钱者也颇有其人，成了烂账。以特约方式邀请名译者的事，值得一记的，一位是周作人先生，他被国民党当大汉奸，关在南京老虎桥的牢狱里。别的大汉奸大部分早已搭上了线，摇身一变，成曲线救国分子，依然高官厚禄多的是，周先生是穷文人，孝敬不起接收大员就只好坐牢。解放战争末期，由李宗仁派代表上北京和谈时，把他释放，回京闲处。建国后上级指定归我社与他联系，约请他从事特约翻译，译希腊、日本古典文学等等，作为预支的稿酬，每月支付200元作他的生活费，后来他到处诉穷，上诉生活困难，上级一位领导同志在他的诉苦报告上批了几个大字，一下子从200元改为400元。一位领导还特地为他的事把我召去中南海个别谈话，叫我们必须尊重他在文学上的高度造诣，多关心他的生活与工作。不要光由个编辑联系联系，领导也该登门拜访，使我很荣幸地拜见了这位五四文学的大将。应该说，这位老人确实是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做了许多工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被人斗死为止，译出大量古典名著，除了用周启明名字陆续出版的以外，还有一大堆至今没见印出的原稿，计算多少年支付的稿酬，也没有什么亏欠了。
又如莎士比亚的译者，已故的朱生豪，他生前是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以极菲薄的卖稿费，孜孜，埋头苦干，几乎译出了莎氏的全部著作，结果还是贫病而死。这情况是我在孤岛时芳信告诉我的，我便向雪峰请示，由我社把他的译书全部接收过来，经一位默默无闻，而刻苦用功的出学校不久的青年编辑同志（现在他以自学西班牙语，成了拉丁文学知名专家），作了认真细致的校订，就出版了第一版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千方百计，在浙江找到了译者的遗属，送去了一笔巨大的稿酬，孤儿寡妇感动得痛哭流涕，还拨出一笔巨款捐赠给儿童福利基金会了。
七
话说到现代文学部门，作协所编的《文艺建设丛书》，不知为什么，编了不多几本，忽然就停顿了。《解放军文艺丛书》推荐出了不少新老部队作家的作品，过了不久，部队自己成立了文艺出版社，收回自印了。因此关于当代的创作和理论著作，总是有一本出一本，成不了龙，配不上套，一直没有计划用丛书的形式加以排列而突出。但是优秀突出的新创作是出了不少的，有的则是新人的处女作，无名作家的投稿，一下子打响，使作者立地成了知名作家的，也颇有几位。这些作品中有的渗和了不少编辑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为了使新人新作与公众见面，他们默默无闻地长期苦干，一字一句，真像一位皓首穷经的老儒。一旦作者崭露头角，“一举成名天下知”，他们还是照样在编辑部的斗室中，在一个字，一句话地啃另一位作者的原稿，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而这些名字，其实是应该刻在文学史的凌烟阁上的。
当时对新文学运动以后到全国解放以前的文学作品，并无单独的编辑室，这部分工作附属在一编室内的一个组，照习惯称做“五四文学组”，“五四文学”这个名字到今天还在使用，其实这概念包括的不仅仅是五四时期，而是现代新文学运动以后到建国为止的文学。有的今天已把这三十年时期的文学称做“现代文学”，表示中国文学到此开始了现代化，另把全国解放以后的文学创作叫做“当代文学”而加以区划，倒是比较合理的。由前编译处制订编选，由开明书店出版的作家“选集”，计划到出版社既已改变，就重新另外进行编选。据我们当时理解，所谓五四新文学的精神，就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精神，一开头在选材上就偏重于一般公认的革命、进步作家的著作，好像最早出的是沙汀、艾芜的小说选集，以及左联烈士和别的共产党员作家，如蒋光慈、洪灵菲、应修人、潘漠华……的诗文选。圈子不大，禁忌不少，对新文学运动中也有一定影响，如解放前在政治态度上对革命还有一定距离的作家，就非常花费斟酌了。就是对党的及和党一起的重要作家的作品，也还是咬文嚼字的“一丝不苟”，如上述对《女神》《子夜》那种办法。禁区是后来逐渐打破的，而且进展得很慢；特别对解放后身在海外的作家，更不敢有所触及了。这块最后禁区，要等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才焕然一新地改变了面貌。
在领导班子的分管中，我自认为对这部分有较深的感情，抓得多了一些。虽然仍不许用上丛书的牌号，但在版式装帧上予以统一，企图实际形成一套丛书。我对于书的封面设计，除了儿童和通俗读物，是不大喜欢把封面当插图用，画上五颜六色的图画实景，我以为书上有一点装饰图案，能象征内容品格，或突出作者的图像，表示尊重的，就可以了。即使像中国古籍那样，不加画笔，典雅朴素的，也使人发生美感。在这套作家选集上，我就想发挥我的理想了，一律以白纸作底，不加任何图样，仅仅采取一种宋版书上木刻字体标上书名，形成一色。这也是从解放前巴金同志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创作丛书》中学了来的，但结果很不得人心，出版部门、发行部门都啧有烦言，似乎现在解放了，大喜临门，就该挂灯结彩，大红大绿，五色斑斓，才能表示我们时代的气概。我独断地坚持了自以为是的主张，最后还是败下阵来。
形式事小，最糟糕的，有一次接到顶头上司的指示，说是某一位方面大员，对我们出五四作家选集意见老大：“中央也只出了一部《毛泽东选集》，用作家人名作书名，现在什么作家，都用人名作书名，出了不少《××选集》《××小说选》《××诗文选》。”大概是不成体统吧！于是连忙改弦更张，恰巧出一本《柯灵散文选》，便把他开了头刀，将“柯灵”二字在书名上砍去，改成了《遥夜集》。但大员很忙，无暇长期遥察，慢慢地时过境迁，我们便阳奉阴违，又恢复了作家书名的选本。这是千百年来中外传统，读者是愿意这样抉择的。
到了1956年，解放后第一次加上注释的十卷本《鲁迅全集》开始出版后，根据读者的希望，认为某些新文学运动兴起后的重要作家，光出一本篇幅不多的选本是不能满足的，于是规划出版重要作家的多卷本“文集”，第一批就着手原定十卷而后来逐步扩大到十七卷还未完成的《沫若文集》、十卷本的《茅盾文集》及十四卷本的《巴金文集》，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年代成了大批判对象的“黑老K”的十四卷黑书。基本上都是编辑部搜集材料，以作者自选自编为主，再加上责任编辑同志的专任配合，在较短时期内陆续印制出来的。按照预定计划，又出了《叶圣陶文集》《郑振铎文集》，但都只出了两卷三卷就停顿起来。计划内原定还有《丁玲文集》，则因作者在1955年受了大批判，1957年又错划成“右派分子”而取消了。《老舍文集》，则作者自己一口谢绝：“那些旧作品还出它干么，你们已经印了一本《骆驼祥子》也就够了。”还有他的大长篇《四世同堂》，虽经编辑部一再提请，作者还是谦虚地辞谢：“别在那些旧作上绕圈子，等我写出新作品来吧！”事实是，在解放以后，老作家中，他就是不断产生新作的最勤快的一位。叶圣陶先生对出版旧作也极不热心，一定不肯出多卷文集，他把这种做法叫做“炒冷饭”，直到经过多次反复请求，才编成了他的文集，但只出了两卷。有人提出“写十三年”，对于这种文化财富的积累不感兴趣，五四计划奉命大加压缩，他的第三卷的稿子不及付排，就来了“史无前例”的日子，连稿子都差一点丢失了。
有的作家，对编辑部不向他们征求旧作是有意见的：“我某某不是解放后才写作的，应该使读者知道我过去的成就！”有一位还向编辑部提出责问：“你们出了某某的，为什么不出我的选集？”
从1919年到1949年，新文学运动三十年的创作成就，回头看来的确是丰富厚实的，不说鲁迅，即其他几位重要作家的宏博的和高度的成就，有人说：“在以后的三十年，还没有可以与之相比的。”这话当然偏颇，时代不同，这样的比拟是不伦的，但这个中国新文学的开创时期，的确是很重要的。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们就计划编选大规模的《新文学三十年集》，来迎接1959年的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纪念，这计划当时由于体制的变动没能实现。直到作家出版社重新并入“人文”以后，成立了编译所，仍把这一部分工作当做重点进行编选，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雪峰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就分别大规模的收集编选小说、散文、诗歌选稿，稿子结结实实整装了几木箱，在空前浩劫中居然幸免于难，后来是交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他们就在那基础上编出了三十年文学多卷本小说选、散文选和诗歌选。
八
我对日本“圆本书”（当时日本大量出版了各项名为“全集”的丛书，如《世界文学全集》《现代日本文学全集》等四五十万字一卷，每月出一卷，定价一圆，因此叫“圆本书”）方式非常羡慕，总算在我社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五四文学多卷文集，与系统编选本稍稍得到实现。但沿着文学史的脚印，把中国古典名著系统地形成一套大丛书，大丛刊，和怎样使当代作品有组织地编成丛书，这种愿望终于无法做到。在现代部门，50年代前期，为了倡导普及，曾经编过《工农兵文学读物》，选择一些优秀名作，编成薄薄的小本子，作通俗读物，意图在提高的指导下开展普及，把鲁迅的《故乡》、茅盾的《春蚕》都收编在内，也把郭沫若解放后几首歌颂祖国的新诗，编了一本《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郭老为此还大为高兴，说：“我的诗也可以成为工农读物吗？”我们这样的编辑方针应该说是正确的，但在出版上，薄薄的小本儿仍只能一本一本出来，不能成批成套造成声势，引起读者与文化工作者的注意，发行上一切率由旧章，和一般出版物同样分配下去，没建立起针对一定对象的特殊发行路线，于是零零落落出了二十多本，也就无以为继了。
50年代初我们也制订了编印《文学小丛书》的计划，而且开始出版了若干种。这在我的设想中，是企图像日本的《岩波文库》、英国的《企鹅丛书》、德国的《莱克兰姆版》、美国的《近代丛书》及解放前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那样，成为包括古今中外名著的袖珍版，但结果本儿小，只编入了一些每本能独立容纳的短小作品，而且不限名著，依旧是零零碎碎，不成系统地一本一本搞了出来，同样造不成声势，引不起多大影响。
从这类教训中，我认为要求出书的系统化，首先是帮助读者养成系统读书的习惯，并使他们选购书籍得到方便。长远地看，则为文化积累奠定基础，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建工程。再者，我以为出版物不仅仅是一时的流行商品，轰动一时的流行书是有的，有一些也是需要的，但基本上每一本书必须争取立得住脚，成为长期积累的一砖一石，不能让它随时弃置的。出版社须听发行部门的命令，只重视新书，忽略重版，一本好书往往没出来时大家盼，一出来就一哄而光，下次再也无法买到了。我对这样的出书譬之为熊瞎子抓老玉米棒子，抓一个丢一个。读者买不到书，不能仅仅怪发行部门订货的数量太少。不管出版社或发行者，谁都没那么大的资金与仓库，把出版物大量存储起来，让读者随时随地可以买到，要啥有啥。解放以前的书店，大抵要买什么书都可以买到，那是因为不断再版的缘故，因此必须少印多版。但要做到出版的系统化和少印多版，不仅仅是编辑工作与出版社的出版部门的事，也得与印刷、发行的部门真正成为三位一体，密切配合，这就涉及到出版体制、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的问题了。三权分立曾大大繁荣了出版事业，而发展到一定程度，却变成了相反的挡路石。至今仍成老大难，良有以也！
九
现在谈谈我做过的几件荒唐事。1958年，原来作为一块“人文”副牌的作家出版社，变成了实质的机构划归作家协会去了。我被调出“人文”，去负责这家专搞当代创作的出版工作。开初还是一起办公，正值文化部号召“大放卫星”，当然是积极响应的。出版社的“卫星”就是书，这书，一要工农兵，二要数量大，出多少书就算放多少颗卫星，当然是越多越好。这事不难办。（那）是七亿人口，人人写诗的时候，报纸刊物，满坑满谷是工农兵的新创作，简直令人怀疑，作家这个东西，今后到底还要不要。于是剪刀糨糊，剪剪贴贴，一下子就成一本，出版部门、印刷厂全都大跃进，印得又多又快。我在解放前办出版，总是深入排字房，学会与排版工人共同熬夜的，解放后多少学了点“官气”，轻易不往下走，十几年中只在印刷车间搞过两个通宵，一次是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另一次就是这个大跃进大放卫星了。为了向国庆献礼，以空前未有的高速度，在一月中，放出了八十颗“人造卫星”，那是苏联放出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一年后的事。对这些卫星，发行部门的兴趣也大，动不动就要十万二十万，后来是不是都送到工农兵手里，还是烂在仓库里，最后进造纸厂造还魂纸，则不得而知了。
荒唐事当然还有，不及一一谈到，略谈另一件事，也可以说又闯了一场祸。仍是在作家出版社时期，冲犯了一位名作家的大作品，一部早被领导做大报告表扬了的长篇小说，而我和一位责任编辑同志，则居然胆敢提出一些修改的意见，这就成了祸事，招来了解放后还不曾挨过的狂风暴雨的大批判，连汽车司机与工务人员都坐满了会堂，也算增长了一番经验。我不是“秋后算账”，本来不提也可以，可它是一个关隘，从此与我本来力不胜任的编辑工作有了疏远。等到1960年作家出版社重新合并回到“人文”时，我的分工就只管一个新设部门——编译所，退出编辑的第一线了。说是退出，还是附带着经管一些“五四文学”的发稿，那时我们不但编选作家的旧作，而且也照样重印起解放前出过的书，连装帧面貌也保持了原状。不料出了一本许钦文的《故乡》，舍不得那张曾经有名的陶元庆的封面画，一个红袍持剑的女鬼，偏偏碰上孟超的《李慧娘》挨批，正在到处打鬼、闹鬼的时候，这个美丽的女鬼也给我带来了一场灾殃。
按照“革命造反派”的说法，这编译所算是牛鬼蛇神成堆，早已腐烂复辟的摊摊，我这个主管的人，当然成了“牛鬼蛇神”的头子。整个一层办公楼变成了专门关多至六十余人的牛鬼蛇神的所谓“牛棚”，正是因地制宜，再合适也没有了。
十
从1952年入社到1966年从办公室扫地出门（办公室我个人珍藏作家大批书信、手迹，和特地保存起来的重要文稿，如圣陶先生亲自以红笔为我修改的《蟹工船》译本原稿等，现在可以作为纪念文物，而从此已不知尚在人间否？这实在比当牛鬼蛇神还令我痛心）蹲进“牛棚”，我在出版社做工作的时间十四年，其中一次一次搞停产的运动和一次一次脱产下放，真正干活的时间是少而又少了。空具理想而工作没有做好，漏子是出了不少。从出版社来说，成绩是很大的，那得归功于别的领导干部和全体积极工作、埋头实干的同志们，而所有错失与漏子，则大半有我的份。在那腥风血雨，杀气腾腾的日子，工宣队进驻，检查历年的工作，举行了毒草展览会，据说十多年出版四千多种书，都是封、资、修的黑书，好书只占印张量的千分之六，那就是一本大量印，反复印，印成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诗词》。因此造反派头头就慷慨宣言：“四个社长，两对混蛋。”像我这样的混蛋，按照一位军宣队指导员对我的谈话：“本来是该枪毙的，只因党的宽大，才让蹲进‘牛棚’，好好改造。”不过我不想多讲那种天昏地黑，日月无光的日子了，有人想否定全部的历史与现实，把一切打翻在地，永不翻身，结果呢，被彻底否定了的，原来就是他们自己。但愿他们真正地从此“永不翻身”了。
新局面打开，新时期到来，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社会主义建设大踏步走上大道，一切在蓬蓬勃勃地兴旺发达起来，人人都思想解放，心情舒畅，意气风发地投入了四个现代化和两个文明建设的大事业，什么冤的，错的，假的，一切都可以平反和改变，平反不了的只是个人失去了的岁月，改变不了的是生物自然的规律。三年“牛棚”，四年干校，再加五年的挂起，足足靠边十二年，比工作的时间还多了，人都变成拿拐棍的七老八十，只能白吃人间小米的老头子，心有余而力不足，唯有把一生最美好的愿望，寄托于后起之秀，英俊有为的年轻的一代了。“天虚我生何足道，历史长河万古流。”
1985年10月在杭州浙江医院初稿，原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35周年纪念而作，1990年9月改定，移作该社成立40周年纪念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