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振铎
在这个急骤变动着的大时代里，我们的责任是不很轻微的。我们既醒悟了以前一切的错误，我们要策划着我们将来的正当的轨辙。
拿笔杆的人们，即向来被称为“士大夫”的一个阶级，在过去的无数年代里，确是一个特殊的阶级，享用着一般平民所未曾享受过的政治与经济上的特权。一般民众都只有义务而无权利。而腆然自居于“四民”之首的“士”，却只有权利而无义务，他们一旦穿上了“蓝衫”，即一旦由农工商中被选拔出来之后，立即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他们不纳税，不服工役。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候补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在朝为官，居乡为绅。这样的一个阶级，在更远的时代，是贵族，而在二千年来便是“士”。
四民之首的“士”不仅握捉住政治经济上的特权，更还独占着人间的知识与学问。自诗人到经师，自医士到幕客，自治河到救荒，又无不是“士”的事业。“士”在享用了政权之外，还永占着社会上的宾与师的地位。
但一个大转变的时代终于到了。这个大转变的时代的到来，使“士大夫”的地位急骤的下降。他们整个的阶级逐渐的崩坏了；他们的种种特权逐渐的被剥削了；他们的独占的一切东西也一一的被强让出去了。
郑振铎（1898-1958），祖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温州。现代作家、学者、收藏家、考古学家。主编过《文学研究会丛书》《儿童世界》《小说月报》《世界文库》等，历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中科院文学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以及多所大学的教授。
他们由一个具有特权的统治阶级，一变而成为与一般民众无殊的“民众”之一部分；他们由崇高的宾师之位，跌落到成为普通的被雇者与自由职业者。他们由傲然自命的社会的柱石，一变而成为大社会中随波逐浪的平凡分子。
时代的推进，既使拿笔杆的人们失去了他们固有的崇高的地位，而同时因了新兴资本势力的一而再再而三的高压，更使他们于失去了传统的傲慢之外，发生了新的自觉。拿笔杆的人们开始明白，笔杆与算盘、犁耙、斧尺等等是同一的谋生的工具，并不比他们更高尚或更能干。
他们明白传统地位与特权的失去，不仅不足以惋惜，还更能使他们认识了真实的社会的地位，确实了人类的生存的意义，与乎共同努力的方向与轨辙。他们是由二千年来可羞耻的地位解放出来了。由了这个解放，他们才回复了“人”的正当生活。
这当然应该感谢我们的这个大时代。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又开始摆放在他们面前来。新兴的资本势力的压迫，使拿笔杆的人们又遇到一个厄运。这个厄运如今正在开始，要变什么式样，我们实难预料。但有一点，我们是可以明白的，这种新的压迫，只能增加了他们向前奋斗的勇气，与更清楚的认识了自己的真实的力量与责任，并不能丝毫摇撼到他们的自信与生存。
老实说，拿笔杆的人们，实在并不曾忘却他们的力量与责任。他们相信，人类社会之需要智慧也正和他们之需要食粮一样的迫切；特别在今日文化落伍，知识未开的中国，拿笔杆的人们的责任，似乎比一切都更重要。一切科学知识，都未彻底的移殖进来，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还有待于将来的出现；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不识字的民众，正嗷嗷待哺的有待于最原始的启蒙运动的进展。这都使拿笔杆的人们不能不旦夕的感到“不足”，与发生要担负了这些启蒙运动与移殖事业的雄心的。为了人类，为了中国，他们都是不能放弃了这些明显的摆放在他们面前的责任的。
“编辑者们”只是拿笔杆的人们里的很微小的一部分人，但为力虽微，我们却也并不愿放弃了那些重要的责任，更不敢忽视了自己所担负的职务与力量。
我们，一部分的编辑者们，是在全国最大的一个出版机关里的。我们明白这个出版机关，由它的伟巨的印刷机上所播散出去的东西，是具有不能自知的伟巨的影响的。它可以发生了很大良好的影响，也可以产出无限量的有毒的丑类。在过去许多时代，它是战战兢兢谨慎小心的。它的动作虽并不很快，但却是时时都不愿意最小量的有毒之物传播给社会的。这是可自信的一件事实。
现在，在迫切的知识的需要情形之下，我们更要使它充分的发展其可能的力量，以传播移殖重要的科学，文化的出版物与乎启蒙运动的书籍图表。我们更要就我们力之所能及，督促监视着它，不使其为了“利令智昏”，而印刷任何有毒害的东西，我们要使它充分的善用其力。为了这，我们或许要不客气的批评当事者的举措——但却始终是站在我们的善意的督责的地位上的。
若有任何无理的新的压迫，凭借了资本势力而加到我们的身上，则我们更将不惜任何牺牲与之周旋；决不退却，决不反顾。而本刊1便是我们的力量之一。但我们始终是要站在和平的立场上，低头的做着我们所应该做的工作的。
在这个急骤变动着的大时代里，我们的责任是不很轻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