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松居直
我从事图画书出版工作已经60年。推动我坚持从事出版工作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当中有印刷厂、制版工人和推广人，他们的这些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最最重要的还是读者。只有读者读我们出的书，特别是读者满意我们出的书，只有这样出版工作才能完成。出版工作只有在读者真正满意的时候，才算结束。我60年里，真是遇到了许多非常好的读者，真的感谢他们。我可以说从北海道非常偏僻的地方到冲绳的特别小的岛屿都跑遍了，不管是深山还是小岛，只要那里有读者，我就要去见他。我见到读者，看到读者的表情，我就能知道他们对我们出的书是满意还是不满意，还能通过他们知道他们需要我们出什么样的书，了解到这些信息我特别高兴。正是这些热心读者的支持，我才能从事60年的出版工作。正是因为这些走访工作，福音馆的书才会遍布日本的各个角落。我们出版的800本书，被翻译成世界各国语言。
这是21世纪出版的我的一本新书（《松居直喜欢的50本图画书》），我手里拿的一本是中文的，一本是日文的。标题是我推荐的50本图画书，松居直（1926—），日本“绘本之父”，1951年入福音馆书店任编辑，后升任社长、会长。从1956年月刊绘本《儿童之友》创刊以来，一直致力于绘本创作、编辑和评论活动。曾获日本“产经儿童出版文化奖大奖”“美孚儿童文化奖”，1996年受日本儿童文艺家协会表彰，获“儿童文化功劳者”称号。
在这里面我把读者的意见和我的想法都写出来了。其实这本书不是一下子写成的，是为了给幼儿院的报刊做连载而总结出来的，两个月写一篇，我每写一篇都会听读者的意见。两个月一篇，整整写了九年的时间，我以为推荐这50本书就完了，结果，读者的反响很好，还让我接着写，可能还会再有50本出来。读了这本的读者们，还会给我写信，告诉我他们喜欢的书和一些感想。也许还有更多比这些更好的书，但我挑选的都是读者们最喜欢的书。当然这本书是写给大人看的，因为如果大人不是真正理解图画书，那他就不能很好地传达给孩子。
我的编辑方针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图画书不是孩子独自阅读的书，而是大人读给孩子听的书。
孩子不识字的时候，大人应该读给他听；即使孩子识字以后，大人也应该念书给他听。甚至小学生、中学生。我在大学教书这么多年，念书给大学生听，他们也会特别高兴。这些大学生听得非常认真，他们后来有些当了幼儿院的院长、学校的主任，我到了他们工作的城市，他们都会来找我，都非常感谢我当初给他们读图画书。那些情节，他们居然记得那么清楚。念书给一个人听，会让他牢记在心里，特别是那些有意思的书，可能一辈子都忘不了。特别是父母念书给孩子听，孩子是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孩子们不会忘记给他们讲故事的人的声音！
这本书是在30年前出版的（《古利和古拉》），在日本它是读者最多的一本书。听说也已经翻译成中文了。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问学生们，“你们知道这本书吗？”几乎所有人都说，“我知道！”但是当我问，“你们知道作者是谁吗？”大部分学生都不知道，他们知道故事但是不知道作者；但是也有个别的人说知道，一个班里大概只有一个或两个知道。然后我又问他们，“你们还记得是谁念这本书给你们听的吗？”有人说是妈妈，有人说是幼儿园老师，也有说是父亲，还有图书馆和家庭文库的工作人员，那时我听了特别高兴：他们都记得很清楚。一本书给孩子们留下的是读给他们听的人的语言和表情，这体现了图画书最重要的意义。
我的编辑方针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不出版对孩子起教育作用的书。就是说我不做教材。
我做的书不是为了教育孩子，而是为了让孩子从心里感到高兴，让他们能够快乐的成长。书的内容不是为了让孩子记在脑袋里，而是能记在心里。心里感受到了快乐，这才是读书的意义。我不赞成太早教孩子识字，日本的习惯是上小学才开始教识字。孩子小的时候用耳朵听过多少语言，对他是非常重要的。我有三个孩子，我从来没有教过他们识字，但是他们在上学之前都已经会识字了。因为在上学之前，他们反复地让我们给他们读图画书，不是我要给他们读，是他们让我读。我虽然是一个非常繁忙的父亲，但是我一回家，孩子们就拿着图画书等着我，我不得不给他们读。每次他们拿相同的书的时候，我心想，又是这本！但是孩子们很高兴。在他们三四岁的时候，对于喜欢的书，都会把内容记住。即使他们不识字，但是他们会记得书里的每一句话。孩子们把我读给他们的图画书里的语言都吃掉了，然后从他们嘴里说出来，一个字也不会错。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我知道这是孩子对语言的一种感觉。如果家长逼着孩子识字，那语言就不会像这样被孩子记在心里。
我举一个例子，这是美国的一本书（《三只山羊嘎啦嘎啦》）。这个作家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她叫玛夏·布朗，她把一个挪威的民间故事改编，用英语在美国出版。这是一本在日本特别畅销的书。一位在日本非常活跃的作家，曾经在报纸上写道，他两岁的时候读的第一本图画书，就是《三只山羊嘎啦嘎啦》，他说他妈妈每天晚上都会给他读这个故事，我觉得他的母亲特别了不起。他三岁还不识字的时候，会一个人看这本书。虽然他不识字，却能一直读到最后。他的父母觉得很奇怪，所以把他读这个故事的声音录了下来。长大以后，他听了自己小时候的录音，发现居然一个字都没错。对这件事，我也没有感到惊讶。因为孩子对语言有这种天才的能力。我也这样读书给孩子听，他们凭着听，记住整个故事。有时候我念错了一个地方，他们都会马上指出来。所以说孩子是“很可怕的”，我稍微错一点，就要从头开始读。如果我硬是让他记住这个书的内容一定会失败的。如果父母为了教育孩子，教给孩子什么东西而读这本书，一般都不会成功。只有孩子们感兴趣，他们才会吸收，才会自然的表现出来。从耳朵听到说出来，他们已经在开始懂得语言的表现手法。所以我想让诸位思考一下这件事情。孩子们能自然地把语言表现出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玛夏·布朗来过两次日本，第二次她是从中国到日本去的。她打电话给我说想见面，于是我去饭店见她。她问我，“为什么日本的孩子喜欢这本书？”“这是一个挪威的故事，为什么日本的孩子也会喜欢呢？”于是我反问她，“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她说这本书，在日本比在美国还要卖得好，而美国的孩子要比日本的多一倍，所以她会这么奇怪。她开玩笑说，她是靠日本读者来生活的。当时我没有回答她这两个问题，我知道我的孩子也非常喜欢这本书。等这个作家回到美国，我还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的结论是——这本书的日语译文非常好。这本书的日文翻译精通日本古典，我读过他的作品，知道他的语言特别出色，所以我才找他来翻译这本书。所以一本书成不成功，翻译的语言很重要。他的翻译里面有日本传统语言的精华，所以日本的孩子听着特别舒服。我们在听图画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语言。读的时候不要默读，要出声音。一本书的好坏，是能听出来的。语言是看不见的，但是好的语言在听的时候，故事的世界就会浮现在眼前。所以图画书的语言不是一种说明，不是一种解释。
（我年纪大了，所以声音有点沙哑。我出版的这本书叫《嘎啦嘎啦》，我的嗓子现在也“嘎啦嘎啦”了。）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图画。读图画，从画中得到语言，不是看和欣赏图画。因为所有的画都是一种语言，只是把语言变成了画。大人们看的时候，往往只欣赏图画，而没有注意画里的语言，孩子却能读出画里的每个语言。
我知道画是语言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从两三岁的时候就开始读画，从画里得到语言的信息。我的妈妈在我小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读图画书给我听。我是1926年出生的，兄弟六个人，我是老五，你们知道老五是什么心情吗？所以我有时候觉得特别不满，父母非常疼爱下面的弟弟，而上面的哥哥们我又打不过。我们六个兄弟，都大概相隔三岁，我觉得父母很有计划，三岁生一个。父母都是做生意的，所以比较忙，他们白天没有时间跟我好好说话。但是到了晚上，钻到被窝里以后，妈妈就会开始给我读书。那个时候比我大三岁的哥哥已经上了小学，比我小三岁的弟弟还是个婴儿，所以她只是给我一个人读。我独占着母亲，觉得很幸福。但是我知道母亲为什么要读书给我听，因为她想让我早点睡，但是我不睡。因为我是一对一和妈妈在一起。我至今还记得这种幸福。我可以从妈妈的声音、表情和翻页时手的动作，判断妈妈的心情。她读书不是特别用心的时候，我马上就能知道。这个时候她往往比我睡得还要早，到现在我还能记得当年母亲睡觉时候的样子，她的声音慢慢小了，眼睛慢慢闭上了，脸部肌肉慢慢松弛了。但是我还是觉得特别愉快。各位在给孩子读书的时候，也许也会有比孩子早睡过去的时候。读书让人际关系变得非常丰富又有人情味。上世纪20年代，日本还没有特别好的图画书，当时她主要给我念诗集，我听非常优秀的诗，看里面的插图。那个时候，我会把图画里每个角落的语言都读进去。文字里有的或者没有的语言，在图画里都能看出来。用耳朵听到的语言和用眼睛看到的语言，在我的心中成为一体。
要判断图画书的好坏，请仔细看图画，看它们能表现多少语言。
看画有一个窍门：不要只看它的颜色，要注意看它的线条、形状和构图。最重要的是线条，线条表现了多少故事。孩子们主要从线条表现看故事，他们比大人更有兴趣。最难的是颜色的表现，颜色不能很好地使用的话，会破坏故事。最近全世界出现很多滥用颜色的问题。画家不应该让读者看他画画得有多好，而是要看这些画怎么表现了故事。
这是一个蒙古民间故事（《苏和的白马》），我曾经编辑这本书（我现在经常向大家显示我自己）。这是日本画家赤羽末吉最棒的一本书，他是日本第一位得到安徒生图画书奖的画家。他曾经在战争年代，在中国的东北画过画。回到日本以后，他感到和日本最不一样的是蒙古风景。他曾经在书里写道，日本的雪和蒙古的雪很不一样。当年我当兵的时候问他，“你想画什么画？”他说一个是雪，一个是360度都能看到的地平线。在日本是看不到这样的地平线的，他想把这样的地平线给日本的孩子看。所以我就找了一个中国的马头琴的民间故事让他来画。这个画家完全用自己的语言表现出了这个民间故事。翻译也是这样，先要将故事吸收为自己的，再用自己的语言表现出来。这本书在日本也获得最高图书奖。
在一次晚会上，我碰到了蒙古驻日本的大使，他告诉我，这本书是在日本读得最多的关于蒙古的书，非常感谢。我听后，觉得特别高兴。通过这本书把日本的孩子和蒙古的孩子连接在一起了。
刚才提到的关于线条的问题，我再举一个例子，是俄罗斯的一个民间故事（《拔萝卜》），也是我编辑的。它和《苏和的白马》，都被收录到日本的小学语文教材里。我不会俄语，但是我看到日语翻译的这个故事特别好，所以我想做这本图画书。老爷爷种了一个萝卜，这个萝卜越长越大，老爷爷想把它拔出来，但是拔不动，老奶奶、孙子、孙女、狗、猫、老鼠，大家一起帮忙，终于拔出来。这个故事太可笑了，这是个谎言！但是日本的孩子特别喜欢这本书。在国外，这个画受到特别高的评价。
这么可笑，近似于谎言的故事，为什么孩子那么喜欢呢？这本是在日本幼儿园读得最多的一本书。这个故事把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变成了存在的东西。不存在的东西有时候反而能反映真实的世界。一个是语言的力量，一个是画的力量。拔萝卜的时候的声音，是在日本的语言里最使力气的时候才发出来的声音，孩子们听到这个语言的时候，都会跟着一起使劲儿。大家齐心合力，是多么有意思的事情。这是语言的成功。画与语言天衣无缝的合在了一起。画这本书的是日本著名的雕塑家，我读书的时候，就非常喜欢他的作品。他在做雕塑的时候，不仅是表现外表，更表现了表情和心情。他曾经在巴黎做过展览，世界有名。他在二战时，做过三年俘虏，没有纸和笔，每天用脑子画他看到的东西，用脑子来写生。回日本以后，他才能将记忆里的画出来。我见到这个画家时，我知道他非常懂得俄罗斯的生活和自然，所以我觉得只有他才能画好这本书。他当时说没有画过图画书，不会画。所以我就劝他说，一定把他这种有力量的画，给日本的孩子看。我想给孩子看真的东西。所以他决定试一试。他在作画时，房间里有一面大镜子，他要看镜子里拔萝卜的样子。为了这个故事，他画了很多写生。初稿给到我的时候，他又打电话给我，让我把画还给他，他觉得有一些画得不太好，像推的样子。改后他还是不满意。现在的版本是第三次修改后的，他觉得第三稿让孩子看到了拔的力量。画面虽然很单纯，但是很有力量。在欧洲和美国，都得到很高的赞赏。画画时非常重要的是告诉孩子真的东西。
图画书当然不是全都写实的，我很喜欢那些表面上没有什么意义的画。有时候这些画反映了真正的真实。
这本书画得很“幼稚”（《古利和古拉》），这个画家当时是一个大二的学生，学的是法国文学，不是专业画家。那时我看见她画的黑白草图，觉得她的线条可以表现故事，有很多语言，所以我请她来画图画书。这本书的故事是她姐姐写的，我看到以后，觉得只有妹妹才能画出这个故事。这本书在日本畅销了50年。
日本和中国，都有用线条来表现故事的传统，日本在12世纪有一种长卷画。我1962年第一次把这本书带到欧洲的时候，他们问过我很多次，日本怎么也能画出这样的画。1963年我把日本的长卷画带给他们看，那个时候，他们才感到震惊。亚洲有很多绘画表现传统。日本的绘画，主要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我很喜欢美术，所以我知道中国的美术非常了不起。把传统的东西，传递给孩子，这是我们做出版的责任。日本的动漫在世界上都是受欢迎的，特别是宫崎骏、首冢，他们的创作源泉其实是日本的传统美术，他们真正地将日本的传统文化吸收了。
在中国有非常优秀的绘画传统，希望你们不要单纯地模仿欧美，而应该将自己的传统充分运用和发挥，传达给自己的后代。特别是各位要在家里读书给孩子听，当然幼儿园和小学也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在家庭里，读书，多读好书。电视里的声音不是人的语言，是机器的语言。瑞士有个作家曾经写过这是一个机器语言的世界，只有人对人说的话才是真正的语言。电视的语言和图像是机器的，机器的语言不能打动孩子的心灵。电视也让孩子阅读的能力在下降。我的孩子，一直到小学六年级，我还给他们读书。现在我的三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著作，他们能用自己的语言来表现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教过他们这些事情，我也没有跟自己的孩子说过，“去看书吧，去读书吧！”他们现在却觉得看书跟吃饭一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时间到了，我就说到这里了。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