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彦修
作风与道德
编辑工作者最主要的是要有极其认真、仔细、严格、负责的作风。我们对任何稿件的内容、材料、文字、语法、标点等一切方面，都需全部予以充分注意，丝毫不可放松。反过来，如果大而化之，对来稿照发不误是根本不能做编辑工作的。编辑对内容、材料的充分注意，不是说这些都要是你同意的，或者是你所知道的，而是要你注意它们是否言之成理，材料是不是有比较可靠的来源或根据的。粗枝大叶，马马虎虎，是编辑工作最大的敌人。有这坏作风的人，一辈子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编辑。我遇见一些比较年轻的编辑，原稿上有一连串无法认识的字。我请他们来，他们也不认识。我说，你字都没有认识，如何可以发稿呢？有的人经过一次指点，终生转变作风，解放初期我遇到两个这样的同志，至今对我极好。但不少同志是硬着头皮不认账，说排字工人远比我们会认字。对这样的人有什么办法呢？我看毫无办法。人到了不要面子的程度，那这一生也就不会有什么成就了。你编辑先生对原稿都有很多字不认识，怎么能要求排字工人和校对员认识呢？这是硬着头皮不认错的话。还有的编辑交来了原稿，把原稿页码曾彦修（1919—），四川宜宾人，原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届理事、第二届顾问。
编错了，颠颠倒倒看不下去。可是有的编辑看后，照样交与我。我请他来，说这原稿有几处页码错乱，指给他看。问他怎么看下去的，结果也回答不出个名堂来。要就是根本没看，要就是看时心不在焉，看了等于没看。有的同志则不是由于作风问题，而是思想反应迟钝，这就不要去难为他了，如实在不行，就换一换工作。
有的作者和编辑对材料不动脑筋，一眼就可看出的绝对错误，竟可以经多人之手，堂而皇之地印将出来，现在这种错误，在报刊书籍上，可谓俯拾即是。我看见一篇文章，说二次大战后有四万个英国高级科学家去了美国，每年能替美国增加20万镑的财富。这就是说每个英国高级科学家在美国每年只能创造出五英镑合美元十来元的财富。这点钱还不够他一个月的雪茄费用呢！我给作者去了信。作者回信说是200万，他看错了。这也是活见鬼。照此计算，一个大专家一年也不过只能增加50英镑的财富，恐怕也不够他一年的雪茄费。可见这位作者心中全无一点数目，经别人指出后，仍无半点觉悟。目前这样的文章与书籍均不算少。编辑必须动动脑筋，看看原稿上说的是些什么。当然，从观点到材料都必须是作者自己负责的，可是有的作者十分马虎，急于写文出书，编辑由于水平不够，工作马虎，就使图书报刊中出现了很多不应该出现的常识或常识以下的错误。
要求编辑必须具备的良好工作作风，可分为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对一切问题都必须认真细致，严格负责，前面已经讲过了；另一方面则要求保持科学、艺术和政治上的严肃负责态度，对那些胡说八道的、夸夸其谈的、生吞活剥的、故作高深的、拾人牙慧的、暗中坚持三中全会以前的错误观点的，要十分注意。一般的说，这类产品是等外品、废品、假大曲酒，够不上进入“双百”之宫，采用与否就要十分仔细。
但是，目前有的编辑却专要这类稿件。老老实实做学问研究问题的他不要，他只要一些华而不实的、故作高深的、不知所云的稿件。编辑必须从这种迷雾中解放出来。不管新老，只要货真价实的，言之成理的。对那些硬装扮出来的假高深，假新奇，假茅台酒，一定要十分严肃，不要上当，更不要去帮助它唬人、骗人。
道德问题现在相当值得重视。
比较普遍的反映有如下几种：（一）关系学、关系网已渗透进某些出版单位中。这在老年编辑中发现不多，在中青年尤其是青年编辑中反映不算个别。这些大搞关系学的人口头上激烈反对关系学，但却把关系学带进出版界中。方式很多，难于列举，均属不正之风。（二）交换出版。你发表我的，我发表你的。报刊上常常看到一些不够发表水平的作品，一经打听，便知是关系学在作怪。有个别地方、个别人交换发表已经成为风气，非常可怕，必须肃清。（三）小圈子主义。只发表本派人的、观点相同的人的东西。什么“双百”方针，叫得很响，实行的却是小圈子主义。行帮作风侵入编辑界的某些人，也侵入到某些作者群中。还有少数新出名的人，又掌握着一些出版单位，所谓“媳妇熬成婆”了，于是上排老，下排小，他们一派或一伙的，互相勾连很紧，互相吹捧，什么无聊的东西都变成了无上佳品。有些编辑跟着作无原则的捧场，“桂冠”一折八扣地专对某些人大量赠送。但是编辑应该是很有眼光的鉴赏家、评论家，不要热心于去做那种无聊的庸俗的捧场者。
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说编辑地位不高，但是权力很大。这话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什么权？稿件选拔权。他是稿件的法官，也是稿件的辩护律师。尤其对于大量无名的投稿者，编辑的初审决定很难到总编辑之手，实际上就具有终审裁定的性质，这同科举时代的阅卷官差不多。所以，编辑具有稿件的选拔权，也就是具有间接向社会推荐人才的大权。对于这么重大的权力，我们一定要秉公办理。我建议我们在正式就任编辑前应该宣誓。这不是开玩笑，法官、体育裁判都要宣誓的，将来总有一天会实行这个办法。
编辑的本质身份是什么？我以为第一是书稿的工艺师，把一部够出版条件的书稿加工设计整理成一部可以印刷出来公诸社会的稿件；第二，是灵魂的工程师，要使得你的书稿有利于人们智慧和道德水平的提高。灵魂工程师不止是作家的美称，而应当是一切教师、科学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和新闻出版工作者共同的美称和努力的目标。我以为，编辑工作者道德修养的目标，就是不要辜负了灵魂工程师这一崇高的称号和理想。
自信与谦虚
做编辑工作需有一定的自信力。指对书稿的掌握能力，要有一定的自信心和判断力，不然就很难工作。自信心来源于几个方面，一是要有一定的学识水平，并能善于查找古今中外的资料；二是要充分或比较充分地了解本学科的研究情况与出版情况；三是要能比较正确全面地掌握现在及今后党的政策及其动向。对于那种搞专横武断、保守倒退、教条僵化、旧调重弹（当然是稍微化了装的）的，不要轻易发稿。当然，只要心中有数，出一点也不要紧，主张思想解放的人，就绝不能对别人搞思想专制。
编辑的适当的自信力要经过较长时期的艰苦努力才能得到。我们今后应该逐渐做到，在三十来岁时就能建立起这种有根据的自信力，而不要等到年老退休时才达到这个目标。
但是，没有根据的“自信”，就会变成粗暴和骄傲了。所以，对于编辑来说，又必须着重提倡谦虚。目前编辑工作者中，某些经验不多的同志，主要的倾向是不谦虚或很不谦虚。他们把大学或研究生毕业看做学问的完成。这当然是笑话。大学毕业只是取得了进一步学习的某些基础条件，主要的还是在大学毕业之后的艰苦持久的学习研究工作中得到成长。
谦虚的主要内含包括：不强不知以为知，不强人就己，虚心听取作者的解释；诚心请教他人和多查阅资料，最重要的是不要随便乱改别人的稿件。
谦虚不是说自己一点主见也没有。相反，必须充分了解一部书稿的质量，优点、缺点、薄弱部分和站不住脚的部分都在内。也就是说，对一部书稿必须成竹在胸，能够对全书稿作出有根据的比较全面的判断，这才谈得到谦虚。在对全稿作出了全面评价之后，是可以同作者达到一些非原则性的妥协的。例如，作者在次要问题上的某些论证不足，某些次要地方详略不恰当；作者的某些尚可使人勉强明白的特殊用语和行文方式（指作者坚持不改的）；作者的某些论证不足但有启发作用的大胆假说等。总之，要坚持“双百”方针，就不能强人就己。对于毫无根据，依靠搬弄新名词唬人的生搬硬套的“理论”，要小心一点，不要上当。但是，目前有些编辑专门喜欢这类东西，而且，不是这类东西就不给你发表，真是可叹。
现在有某些缺乏经验的编辑改稿成瘾，非改不可，可惜改错的太多了。而且一般越是没有基础、没有经验而自信力过强的人越喜欢乱改。多次改错仍不改正，也不更正，也不道歉，强迫人家接受那种莫名其妙的错误。
编辑要不要改稿呢？当然要，不然就不是编辑了。但是，要坚持几个条件：第一，态度要极端严肃，不是为了炫耀编辑的权力。凡改之处，必须双倍地有把握，把资料反复查实。绝对不要像三家村学究改小学生作文似的，把对方当成你的奴隶，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第二，要修改时，只要时间许可，用铅笔改后退还本人复阅，取得作者同意。重大修改，不管长短文章或书稿，都一定要取得作者的同意。
第三，作者声明不接受任何修改的，编辑部如不能接受这条件，应该退还作者，或提请作者自己修改。不要随便修改后发表出来，造成既成事实，弄得作者有冤难申。更不能因此就到处说作者骄傲，作者有此天然权利。
总的说来，要帮助作者改文，凡语法欠通，错别字，资料或事实有误，废话多的，这些都要作严肃谨慎的修改，并尽可能取得作者的同意。
服务与成家
有不少编辑同志说，一辈子专为他人作嫁衣裳，自己没有时间研究和写作，一事无成云云。这话有一定道理，不少编辑同志完全具有独立研究与创作的能力，但是他们全力为社会工作，牺牲了自己的研究与著作，这是应该承认并给以安慰的。对这些同志动不动搞批判、打棍子的做法，纯属错误。
不过，实际上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和不是官僚主义者的各级党政领导人员，也全都在为他人作嫁衣裳，没有例外。理发的、缝衣的、治病的、演剧的……所有的人的劳动全是为社会，为大家，没有哪个人的工作是专为自己的。所以，编辑一生专为他人服务是正常的，并没有特别吃亏之处。而且因为你是精心制作精神产品、科学产品的工艺师，更应该感到无上光荣。
因此，作一个编辑工作者首先应确立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开发全民族的智慧与思想矿藏服务的思想。现在有一种“最新”的人的价值观在宣传，即人的一生就是为了享受，为了自己。这有点像一种“天赋享受权”的发明。这个思想针对几十年不顾人民死活甚至驱使千百万人互相残杀的积弊说来，是一个大觉醒、大进步。不过，中国还太穷、太落后，在这个条件下提倡享受、“高消费”，就是痴人说梦。我们现在必须用全力使人民衣食稍微宽裕一点和有一个栖身的地方，因此，我们现在主要提倡的东西仍然是全心全意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提倡对社会多做贡献，而不是多索取。过去，我们的服务与牺牲常常是无效的或者是起副作用的，今后的情形不同了，我们的服务与牺牲完全可能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和子孙后代带来真正有益的结果。我们将忙于建设而不是忙于破坏我们自己。这样的服务我们能不高高兴兴地去做吗？
编辑应不应该成名成家呢？我以为千该万该。我们应该有大量成绩卓著的编辑名家。历来都有杰出的、名垂青史的编辑家，关键在于你终生努力做出的成绩如何。中国近代史上的编辑名家很多，大大过于前代。这些名家的出现大都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与30年代的文化思想高潮中。有些大作家大学者，在学术研究、文学创作上既有杰出的成就，在编辑工作上也有很杰出的成就，例如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郑振铎、顾颉刚、夏衍、金仲华等。由于他们的著作享有盛名，相对地说，似乎在编辑工作的名声就没有那么大。其实，他们都是有大半生从事编辑工作并且成绩辉煌的。在编辑工作上特别著名的，还有张元济、胡愈之、邹韬奋、夏尊、宋云彬、赵家璧、周振甫、王伯祥、吴泽炎等。当代的名编辑，卓然成家的也很多。
近代在整理古籍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张元济（菊生）。他是一位学者，以商务印书馆为基地，在抗日战争前长期主持这方面的工作。主要的有三件事：一是主持商务印书馆善本图书部“涵芬楼”收集古籍（宋元明刻本）；二是主持编校成“百衲本”二十四史，所谓“百衲本”即收集众本对比校勘而成的意思；三是编印出三大辑《四部丛刊》（四部，即经、史、子、集），均用宋元明善本影印，至今还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比较系统的、集中的重要资料。胡愈之则是现代进步编辑出版事业的一个主要指导者。20年代及30年代初，党领导的及进步人士主办的出版事业，已有过不少，但影响都不够大，直至30年代初邹韬奋创办生活书店以后，进步出版事业相继兴起，盛况空前，影响巨大，为推翻三大敌人的革命斗争做了杰出的贡献。长期指导生活书店的出版方针及编辑计划的就是胡愈之。开明书店的一些作家兼编辑或学者兼编辑的前辈们就有学问，有眼光，也很有事业心。他们出了很多青年读物当然是他们的主要成绩，但是他们也出了一些很有气魄的赔本书。例如，抗战前他们出了一部比较专深的工具书《辞通》，听说是浙江老学者朱起凤请胡适代为介绍，胡认为有价值介绍与商务印书馆王云五，王考虑工程大而销路小，就拒绝了。开明书店的夏尊、叶圣陶、宋云彬诸先生向银行贷款数千元支付稿费把此书出版了。他们还出版过一部《二十五史补编》，几百万字，是收集苏浙皖一带清代至民国初年一些学者补二十五史不全之作，极有价值，均为手稿，终于在抗日战争前把此书印出。如果开明诸前辈无此眼光，跟着就是八年的日寇侵略，烽火连天，这些原稿恐怕也就不在人间了。所以，编辑之所以成名成家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他们确实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像赵家璧，在他20岁的时候就独力组织编成《中国新文学大系》（1919-1927）巨型多卷本的文学丛书，也是很有胆识的。
当代的编辑名家不少，我也曾列举一些同志，但限于见闻，怕挂一漏万，此次付印时只能全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