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汤姆·麦奇勒
我涉足拉丁美洲文学园地完全是好得不能再好的运气所致。在古巴革命后不久，我受古巴美洲之家（美洲之家是古巴革命后卡斯特罗政府成立的专门负责推广文化、文学的机构）的邀请访问这个国家，费用全包。到达哈瓦那之后，我发现，原来我被委任为年度最佳西班牙语小说的评委。我很尴尬，因为我虽然能说一点西班牙语，但并不能阅读。不过没有人和我核实这事，甚至也没有人告诉我邀请的原因。我问他们，我是否多少应该参加一些评审工作。这当然没问题。在讨论中，一部名叫“没人写信给上校”的书时常被提到。这不是长篇小说，而是短篇小说集，作者是个没有名气的哥伦比亚人。他的名字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三周后，我回到伦敦，立即着手调查加西亚的情况。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经纪人是卡门·巴赛尔斯，她是大多数拉丁美洲作家的经纪人。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我们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协议。我们一共签了五本书的合约。出版翻译小说是非常冒险的，而且经常没有利润，因此我之前从来都是一次只签一本书的合约。在我看来，《没人写信给上校》
汤姆·麦奇勒（Tom Maschler，1933—），英国著名出版家，出版过加西亚·马尔克斯、多丽丝·莱辛、聂鲁达等十多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也是托马斯·品钦、约瑟夫·海勒、萨尔曼·拉什迪、伊恩·麦克尤恩等大批英美当代重要作家的出版人，当代英语小说界最重要的奖项“布克奖”的创始人。
是本好书，但并不出彩。你也许要问，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前所未有的交易？其理由随后会变得十分明显。
我第一次见到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在伦敦。我知道他在这儿已待了一段日子，因此希望他能打电话和我联系。最后他给我打了电话。我问他要在伦敦待多久，他回答三个月。然后我又问他还要在伦敦待多长时间，他这次的回答是两天。我问他为什么不早点打电话给我，他说这是因为他想跟我用英语交谈。但是他的英语还是结结巴巴的，所以我们很快就改用法语交谈，这样我成功地邀请他第二天共进午餐。
虽然他看上去懵懵懂懂的，但其实他对我们出版社的历史很了解。他知道我们签了五本书的合约，而且他的书在英国卖得并不好。他说了下面这段让我记忆深刻的话：“别担心钱，”他说，“我的下一本书一定会创造历史。它会一直卖一直卖一直卖。”他这么说一点也不傲慢，他只是想表达他的信念。这是我们合约里的第五本书，它就是《百年孤独》。所以现在来看，这个合约签得棒极了。
我下一次见到加西亚的时候，《百年孤独》已经出版，就像他在朋友们心目中的那样，他已成了拉丁美洲的文学之神。他的书在书店和报摊都有销售。每个南美人都读他的书。我的意思是说，从大学教授到马路清洁工，人人都读。我还从来不知道有哪一部文学作品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后来当加西亚出访英国的时候，我很高兴，他提前几天通知了我。我们可以荣幸地为他安排一次小范围的午餐。我们邀请了他和他的夫人梅塞德斯，并请他们比其他人早一点到达就餐。当我们单独相处时，我趁机会给他看一个小小的纪念品。对此我们感到非常骄傲，因为这是一份《百年孤独》难得一见的校样稿。我请他在上面签名，他犹豫了一下，签了字，并用他那貌似严肃的口吻补充写道，他已要求他的出版商用这本校样稿复制一万本来“终结这种蠢事”。他指着稿子对我说：“这本能值五千美元。”
我和他似乎总在赴宴，但这也正是我们惯常见面的场合。我和加西亚再次一起就餐是在斯德哥尔摩的宴会厅，宴会由瑞典国王主持，以庆祝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遗憾的是我和他坐得太远，但这并不能减少我的快乐和自豪。为了弥补在饭桌上的分离，第二天我不断在他的宾馆套房进进出出。我参加了由加西亚主持的常规庆祝活动。他的套房里的大多数客人是古巴人，他们弄了很多进口的西班牙风味小吃。后来，我听说加西亚没有接待其他的出版商，甚至对瑞典的出版商也没有任何表示。尽管我很荣幸地受到了特别礼遇，但仍旧为其他人感到尴尬。同时我得承认，当加西亚把我作为唯一一位出版了他所有作品的出版商（除了他的西班牙语出版商）隆重介绍的时候，我的确飘飘然了。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过去几年后，我和雷吉娜打算访问墨西哥，所以我给加西亚打了电话。几年来，我给他打过很多次电话，但是没有一次能和他说上话。感谢上帝，这次是他亲自接的电话。他问我什么时候去，在墨西哥城会待几天。我回答说有两天的时间。于是，他邀请我们在其中的一天和他共进午餐。他建议我中午十二点到。午宴中午一点开始，晚上八点结束。这是我经历过的印象最深刻的一顿饭。当然，这不单单因为有家常美味和各种各样的墨西哥莫利酱。菜肴一道接着一道，加西亚的儿孙辈和重孙辈在宴席中追逐嬉戏。在宴席当中，我和雷吉娜与主人一起在内庭院的花园中漫步。我记得我问加西亚，住在离市中心坐出租车也要一个小时的远郊会不会让他想念城市生活。他说：“不会。因为如果我住在城里的话，我会想念这里的。”八点钟告别的时候，我和雷吉娜分别与加西亚和梅塞德斯热情地拥抱。我知道，虽然我们之间感情深厚，亲密无间，但能够又一次见到他实在是足称幸运了。
我是加西亚在英国的第一个出版人，同样也是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英国的第一个出版人。我读了美国报刊对他的第一部小说《英雄时代》的评论后，购买了他在英国的版权。巴尔加斯每年都在伦敦待很久，所以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他让人感觉温暖，总是微笑，按我妻子的话说，非常英俊迷人。他的衣着总是特别精致。他告诉我，他的书能够由凯普出版社出版是他的荣耀，我听了这话当然感觉甚佳。他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做了大量研究，写了一本一千多页的书。他们两人当时是好友，可是巴尔加斯后来决定竞选秘鲁总统，成了极右翼成员。而加西亚是极左翼，也是卡斯特罗的好友。加西亚知道这件事后，不肯原谅他。我们后来又出版了几本巴尔加斯的书。他又写了一本八百页的小说，名叫“大教堂”。因为我做的大多数比这本要短得多的小说都赔了钱，便没有勇气再接他这本小说了。
至于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他的第一部小说不是我出版的。不过，当时要是有这机会，我一定很愿意出。他当时的美国出版人、一位名叫伊凡·奥博兰斯基的怪人给了我一本。不久以后，我非常兴奋地邀请卡洛斯面谈。在我们交友的早期，他说他很希望邀请我去一次墨西哥，并让我自己决定日程。最后，我们决定在瓦哈卡见面。那里有一个很有名的宾馆，从前是修道院。看起来是个好地方，但我担心预订房间会很困难。卡洛斯只是简单地说，订房间绝对不成问题。看来卡洛斯很精于世故，预订房间这样的小事不在话下。他说我们还会在那里遇见威廉·斯泰伦和他妻子罗丝。既然他们都是故交，想来这次会面应该更像是家庭聚会。
我们到达的第一天晚上，卡洛斯安排我们在他家里与瓦哈卡州州长一起就餐。我们坐着豪华轿车离开宾馆，由警察车队一路护送，我感觉有点怪异。坐车半小时的路其实徒步几分钟就够了。在宴会上，我坐在一位十分秀丽的女士旁边，她叫琼·史密斯。对这个名字我毫无概念，我还很无知地问她从事什么工作。雷吉娜坐在我对面，似乎很不安。原来琼·史密斯是约翰·F·肯尼迪的妹妹，她的儿子最近正因强奸罪受审，关于此案的报道在美国已经持续好几个月了。我猜想她来墨西哥是想从压力中解脱出来。宴会后，我问卡洛斯我能不能走回宾馆，我只是不想再面对警察车队了。其实，这次安全护送正是由于琼·史密斯的缘故。结果包括琼·史密斯在内的每个人都和我一起走了回去。
我出版的另一位拉丁美洲伟大作家是博尔赫斯，阿根廷人。我们不是他唯一的出版商，我也始终对他不甚了解。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博尔赫斯名气很大，他的读者很多，特别是年轻人很喜欢他的书。很长一段时间他只写诗歌，到五十八九岁时他开始写散文。我后来问他为什么要转写作方向，他的回答令我终身难忘。他曾经摔过一次，伤到了头部。他被脑震荡折磨了好几个月，什么都写不了。当他部分康复以后，他仍然担心以后不能再从事写作。因此他产生了一个念头，这就是尝试着写散文。理由是如果他写不了散文，只能说明他在散文方面没有天赋；但回头再去写诗歌依然是可能的。
既然我被卡洛斯·富恩特斯称做“拉丁美洲文学先生”，我就应该再多提几位我出版过的拉丁美洲作家。其中包括小说家阿斯图里亚斯，196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随笔作家奥克塔维奥·帕斯，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巴勃罗·聂鲁达，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我在其他地方写过一点关于聂鲁达的短文章。提到诺贝尔文学奖，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从1963年起，“我的作家们”已经十一次获此殊荣。值得一提的是，出版人似乎更愿意把这个奖项视为他们自己的而不是作者的成就：我旗下的作家获此荣誉当然让我感到满足，但更令我高兴的是我在他们的生命里扮演了重要角色。英国作家似乎很难得到瑞典文学院的青睐，最后一个获此荣耀的英国作家是威廉·戈尔丁。更近一段时间屡屡被提及最可能获奖，但总是落空的作家是格雷厄姆·格林。诺贝尔文学奖是如何操作的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按照几位瑞典出版人的分析，我比较赞同格雷厄姆得不了奖的以下解释。据说他和漂亮的瑞典女演员阿妮塔·比约克关系暧昧。她嫁给了广受喜爱的瑞典诗人斯蒂格·戴格曼。戴格曼趴在煤气炉上自杀，窒息而亡（人们认为他是因为妻子的行为而痛苦万分）。格雷厄姆在他的戏剧《盆栽棚园圃》里写到了同样的自杀方式。
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在大多数国家都有很高的地位，它经常能改变一位作家的职业生涯。销售量可能翻番，甚至可能翻十倍之多。而在英国，说实话，读者并不怎么关心这个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