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被叛军关押在长安城之后，当时有名望的人大多被叛军送到洛阳去担任伪职，杜甫按理当然也免不了担任伪职的命运。但为了不被押送到洛阳去担任伪职，为了不玷污自己的节操，他凭借机智，巧妙地隐蔽了自己的身份，因此没有被胡人察觉他的真实身份，最后他也没有像长安一般官员那样被押送到洛阳授以伪职，而且也没有受到严格的俘虏待遇。史传称杜甫“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这是很不容易的，其中与他自己的努力与机智是分不开的。
这一时期被俘虏到洛阳的达官贵人中，大多都做了伪官。大诗人王维也是其中之一，当然他自己不是乐意的，所以被安禄山拘留在菩提寺后，他吟诗说：“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虽然在诗中表明了忧国心，但最终还是迫不得已做了一段时间的伪官。后两京收复，王维因为这首诗得到了肃宗的宽恕。
还有人是自愿担任伪官的，如曾为玄宗宰相的陈希烈，早就与安禄山有勾搭，因此叛军一进城，他就迫不及待地去洛阳做了安禄山的宰相。还有与杜甫平素关系比较好的张垍，本是唐玄宗的女婿，在叛军将要入城时，他却不随唐玄宗逃走，而是留在城里，做了安禄山的臣子。
与王维、张垍、陈希烈等人相反，杜甫被俘在长安城，这一时间大约有九个月，这九个月中，杜甫不但不做伪官，在自己生死难料的情况之下，仍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关心着唐军与叛军的每一次战争，关注着唐军的胜败；对安禄山的叛军的所作所为给予了猛烈的鞭笞。杜甫关心唐军的战况，当他得知唐军在陈陶与青坂两次战败时，怀着极大的悲愤与同情，写下了《悲陈陶》《悲青坂》《春望》等饱含爱国主义情感的诗歌。对唐军的战败表示了深切的痛苦，同时又饱含期待。
杜甫身陷贼中时，不仅不从叛军，而且在行动上积极做好逃离叛军的准备。当杜甫得知肃宗已于756年二月从彭原进驻凤翔，于是就下定了逃回去的决心。
杜甫这一次的逃难经历，可谓九死一生。当时肃宗那边没有半点联系，所以他开始逃奔时，不知道该往何处逃。四月里的一天，他走出城西的金光门，奔向凤翔。这回出奔，他冒着很大的生命危险。那时胡人正从河东打到长安的西边，与郭子仪两军对峙。他穿过两军的封锁线，不能走大道，只能在山林中间，选择崎岖小路前进。他随时要担心被胡人捉住，一路走，一路向西遥望，只知道对着西边的落日走，却不知肃宗离自己还有多远，西天的落日更增添了他心中的凄凉之感，心情异常紧张，凄惶而茫然。他想到自己生死难料，心里如同一片寒灰，遭遇着巨大的心灵与肉体的痛苦与折磨。当他走到武功时，望见太白山的积雪，这才知道自己摆脱了危险，感到万分的庆幸。
关于这一次逃难，他在当时和稍后写作的诗中均有提及。在《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其一中说：“西忆岐阳信，无人遂却回。眼穿当落日，心死著寒灰。雾树行相引，连山望忽开。所亲惊老瘦，辛苦贼中来。”
杜甫经历了重重磨难，终于到达凤翔，他衣袖残破，两肘露在外边，穿着两只麻鞋，拜见肃宗。肃宗为他高尚而忠贞的民族气节所感动，于是授给了杜甫左拾遗一职。
比起当时长安城的一些大贵族来，杜甫从长安出逃所表现的气节实在比他们高出千百倍。在被叛军抓获之后，杜甫亲眼目睹许多达官贵人、士兵军官投靠安禄山的军队，帮助敌军镇压人民，助纣为虐，给人民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他为此愤愤不平，于是写下了揭露安禄山反叛的诗篇《后出塞五首》，希望那些受安禄山招募的将士能够醒悟过来，离开叛军，为抗击叛军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其中的最后一首诗云：
我本良家子，出师亦多门。
将骄益愁思，身贵不足论。
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
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
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
恶名幸脱免，穷老无儿孙。
这首诗写一位士兵脱离叛军的经过和他脱离叛军的思想历程。他以二十年的战争经历，深明大义，不肯从逆，当安禄山从幽州起兵，把黄河、洛水流域的中原地区都扰乱了。这时他当机立断，半夜里逃离叛军，从小路潜归故里，看到的却是一幅故里惨遭浩劫，家破人亡、村落成废墟的景象，这时他庆幸自己逃脱了从叛的罪名，但想到自己儿孙都死光了，孑然一身，无依无靠，不胜悲伤。
杜甫创作此诗的主旨，即让有良知的将士早日告别叛军，回归朝廷的军队，以削弱叛军的势力，达到不攻自破的效果。同时，脱离叛军，表现出诗人对国家的正义与忠贞的民族气节。因此，杜甫创作此诗，具有深远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正是孟子所倡导的气节。在民族危亡、国家遭难的时候，是很能看出一个人的气节来的。有些人为了富贵而放弃节操，置国家存亡与民族利益而不顾，助纣为虐，当亡国奴与走狗，这些人将会永远受到人民的唾弃。而在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以民族与国家利益为上，舍弃富贵而牺牲自我，为国殉节，受到历代百姓的敬重与爱戴。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的种种表现，突出表现了他高尚的气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