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具有时代良知的人，应该为时代的不幸而忧患，而一个勇士，则必须敢于正视时代的灾难。杜甫正是这样一位有社会良知的勇士和英雄。在安史之乱中，他与人民一起逃难，深受国破家亡的痛苦，在被叛军俘虏后，他没有丧失气节，“挺节无所污”。在为官期间，他因与肃宗政治见解不合，直言为宰相房琯辩护，表现出了高尚的人格。在遭到肃宗贬谪期间，他深入民间，看到了人民的惨状，对人民的苦难深表同情。同时，杜甫还积极为抗击叛军鼓与呼，为抗击叛乱出谋划策。并写下了《悲陈陶》《春望》《北征》《洗兵马》《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早在安史之乱发生前夕，杜甫回家探亲，一路上看到山河破碎，人民遭殃的惨痛情景的时候，就以敏锐而忧患的目光预感到了国家将面临的灾难。他的忧患之心几乎要漫过终南山了。他回到家的一夜之间，头发就变白了，看上去好像一个白头老翁，身体也衰朽了。但其实这一年，杜甫才四十四岁。
果然，就在他回到奉先不久，就听说了安禄山起兵范阳之事。公元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起兵，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从此爆发。
由于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外族，而且他们的部属大部分也都是胡人，因此，这一场动乱从本质上讲，是民族间的斗争。异族势力入侵，对汉民族造成的灾难就更加严重。战争是残酷的，尤其是民族间的战争，由于关系到民族的生死存亡，必然使双方陷入疯狂之境，杀红了眼是常有的事情。
杜甫在逃亡和被掳的过程中，亲眼目睹了叛军屠杀人民的罪行。
这年的十二月，叛军攻陷洛阳、潼关之后，潼关守将哥舒翰降敌，叛军长驱直入。杜甫当时已由奉先转迁到白水县的舅舅家里。白水县离潼关不远，自然很快就沦陷了。杜甫在兵荒马乱中开始了流亡的生活。当时，从洛阳一带向西北方向逃亡的难民达到百万计，还夹杂着潼关失守后逃亡的军队。杜甫就夹杂在巨大的难民潮之中，和普通难民一样承受着惊恐、饥荒、疲乏和被捉的命运。这次逃亡，由于难民之多，也没有组织，人们争相逃亡，被践踏而死的就有不少。而且都没有思想准备，身上所带的干粮少。路上的树叶都吃光了，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解除饥饿，难民成批成批地饿死在路旁。更有不少行动迟缓的，以及那老弱病残者，被叛军从后边一阵砍杀，鲜血染红了西去的道路，逃亡的人哭声震天。人人争先恐后地往前奔，被从潼关撤下来的逃亡的军马践踏而死的也不在少数。从洛阳西去的道路上一时间成了人间地狱。
杜甫上路之初是骑着牲口的，可是路上人杂而混乱，杜甫一介文弱书生，哪能保护自己，很快牲口就给人抢走了，杜甫只得步行。由于年老体迈，老眼昏花，以及过分的疲劳，一时间陷入蓬蒿丛中的淤泥里不能前进。杜甫呼喊求救，但人们都自顾逃命，没有人向他伸出援手，眼看就要面临被叛军捉住追杀的命运。这时，与他一同逃亡的表侄已经骑马走出了10里，忽然在难民潮中找不到杜甫，非常焦急，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返回身来，呼喊着杜甫的姓名寻找他。终于在一处蓬蒿丛中将陷入泥泞的杜甫找到。
十四年后，杜甫把这一段生死经历写成诗歌寄给他的表侄，诗中追忆当初逃难时的狼狈情状时说：“往者胡作逆，乾坤沸嗷嗷。吾客左冯翊，尔家同遁逃。争夺至徒步，块独委蓬蒿。逗留热尔肠，十里却呼号。自下所骑马，右持腰间刀。左牵紫游缰，飞走使我高。苟活到今日，寸心铭佩牢。乱离又聚散，宿昔恨滔滔。”
这首诗歌虽然是写表侄在难中对自己的救命之恩，同时也写出了叛军对人民的野蛮屠杀驱逐，在辛酸回忆的背后隐含着对叛军屠杀人民罪行的痛恨。
杜甫携带妻子儿女，历尽千难万苦，最后终于把家安在了鄜州城北的羌村。这时，叛军的势力膨胀到了北方的敷州一带，杜甫听说肃宗在灵武即位，于是想投奔灵武，可是他刚一起程，就被叛军捉住，送到长安。大概是因为杜甫善于隐蔽自己的身份，所以在长安杜甫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被扭送到洛阳做伪官。他被关押在长安的监狱里，而且还有行动自由，可以自由地出去放风。他走在长安城的街道上，看到昔日繁华富丽的国都现在却成了人间地狱，野草丛生，血腥的大屠杀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发生。
叛军攻陷长安后，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旧日统治者的宫殿府邸，有的被焚烧，有的被洗劫一空。安禄山命令大杀皇族，先杀霍国长公主、王妃、驸马等，后又杀王孙及郡县主二十余人，同时还把杨国忠、高力士的同党，以及安禄山素来所痛恨的人都杀了，或以铁剑揭开脑盖，流血满街。跟随玄宗入蜀的官员们留在长安的家属，都被一批一批地杀害，肝脑涂地，连婴儿都不能幸免。偶然也有杀剩的王孙，隐藏在荆棘丛中，浑身血迹斑斑。这些王孙贵族们平日享尽了富贵生活，但现在想卖给人做奴隶都不可能。杜甫有感于此，作有《哀王孙》一诗，诗中形容王孙的悲惨情景时说：
金鞭断折九马死，骨肉不得同驰驱。
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
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
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
旧日王族、官僚和人民遭到屠杀的同时，军队也一批一批地惨遭杀戮。宰相房琯两次率领军队反扑，均遭到失败，数万人全被叛军合围屠杀，鲜血染红了战场。其中很多兵士是在战败被俘之后惨遭屠杀的。
安史之乱中的大屠杀行径不胜枚举。很多屠杀行径杜甫都亲眼目睹，给他的心灵强烈的震撼，他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严厉谴责屠杀行径。他在夔州写的《三绝句》是动乱与屠杀、淫乱的真实记录：
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
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残一人出骆谷。
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
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
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
这三首诗，都是历史的真实，但不为史书所记载，杜甫的诗歌填补了这一历史。这三首诗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战争的暴行，杀官，杀民，掳掠奸杀妇女，而且更为可悲的是，到汉水上游去攻打羌浑的禁军，居然和羌浑一起奸淫烧杀，为所欲为。这与朔方神策军在东京、郑州、汴州等地的掳掠如出一辙。杜甫对屠杀人民的罪恶行径进行了深刻的揭露。
中国古代许多优秀的诗人，都怀着人道主义的思想，写下了许多揭露大屠杀的诗歌，如曹操与王粲的诗歌：“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这些卓越的现实主义诗歌反映了战争中的大屠杀给人民带来的惨绝人寰的灾难，是对大屠杀的谴责。
杜甫不仅揭露了安史之乱中各方大屠杀的罪恶，也对导致屠杀的根源进行了深刻的分析，除了政治的原因外，还有部分原因是人的内心邪恶的本性得不到根除，如自私、残忍、破坏等，导致了战争中人无法控制人性中的邪恶，从而屡屡发生罪恶大屠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