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人试反复观察今日各方面之文明，究何为而然乎？盖皆赖人类之力，决非自然力之机械的发展也。而人类之力云者，为人类之脑髓之高尚的运动，即精神力之表征之谓。……文明者，最复杂的人类精神能力之表征也。故人类精神能力之各方面，不得不视为于各种文明之上皆有所贡献者也。……然若更进而彻底地探求文明进步之原动力时，则得谓为深结于人类中心之“愿望”与“要求”也。即此种“愿望”或“要求”为欲实现自己之目的，而刺激吾人之生活，促进吾人之努力，于是文明生焉！
准斯以谈，文明进步之原动力，在于人类精神全体活动之中，更进一步言，在于团结人类中心之愿望或要求所注目之理想中，此种理想实现，而文明之诸要素以成，惟不得特别重视诸要素中之或一要素，以为支配文明之中心的要素，盖皆各有其价值者也。究之文明之原动力，一言蔽之，在于人类。然文明之贡献，各因其人而非常相违，无能一致。故于文明进步上最为有力者，即所谓天才之人也。今日之世界，实际上苟无出类拔萃之卓越的天才诞生其间，固决不能达如今日所见文明之域，此事实之彰彰者也。
文明史上之天才，确有重天(大)之意义。文明〔史〕上之一切重要的新进步，盖无不与天才之名相结合者也。然所谓天才，不过为文明之创始者。至保存其文明，传之后世。播诸社会一般者，更赖多数之人力。故若多数之人，各自努力，虽不能创始文明，然于文明之上，亦往往继续有所贡献。良以人类全体，非必一一皆具文明创始者之天才，特不可不负宣传指导之责，俾人类得鉴赏其时代之最高文明也。
摘自三无《文明进步之原动力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关系》《东方杂志》第18卷第17号1921年9月
文明者，人类社会的现象之革新也。人类社会的现象之革新，非必即为文明之表现，以革新有善的革新与恶的革新之分也。然兹之所谓人类社会的现象之革新，则指善的革新而言。欧洲自产业革命之结果，而经济的现象一新，自民权思想发扬法兰西大革命之结果，而政治的现象一新；自宗教改革之结果，而道德上人心信仰的现象一新；他如哲学上实用主义(pragmatism)与直觉主义(intuitionalism)之发达，文艺上新浪漫主义之发达，社会学上新理想主义之发达，何一非人类社会的现象之革新，即皆为文明之表见，顾人类社会的现象，万有不齐，文明之种类，因之不胜枚举。就抽象的言之，得别文明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二方面，此二种文明本质上之关系，实相俟而不可离。
摘自二无《文明进步之原动力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关系》《东方杂志》第18卷第17号1921年9月
在构成人类之“进步的”社会生活所必要的组织和生活样法就叫做文明。……可由进步的程度看他文明的程度或定他文化的程度。
摘自李石岑《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民铎》第3卷第3号1922年3月
文明应该有综括的与分析的两种界说：依综括的界说，文明是一个民族的共同的生活意向与生活状态；依分析的界说，文明是民族的衣、食、住、风俗、习惯等等的集合名称。
摘自泽民《评“人类第三期之世界”》《中国青年》第31期1924年5月
西方的物质文明？这是指的什么呢？这假如是指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这是当然破产了，或者是在不久的时期是定要破产的。假如是指的科学文明，那岂会破产，要它才真正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工具。利用厚生之道非仰之于科学不可，启发智能之途也非仰之于科学不可。科学不仅不会在西方破产，我们还要望他来救济东方呢。
摘自郭沫若《王阳明礼赞附论一·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1925年)《郭沫若全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卷第298页
东方的精神文明，这又指的是甚么呢？这假如是指的否定现实的印度思想，假如要借这种思想来救济人类，这诚是出于大慈大悲，但见效太迟，倒不如多多制些绿气炮来把人类打死，使全人类同归于涅檠。是这样时，我们可以不必赞美印度的圣徒，我们尽可赞美德意志的军阀了。在西方人看来，希伯来文明(耶教)也是东方思想，但希伯来文明不曾救济了西方，希伯来文明在根本上也是反对进化、侮辱肉体的，纯粹的希伯来也永不会救济人类。那吗东方的精神文明是指的我们中国的古代思想了。但是我们中国古代思想，是有道家与儒家两大派别的。两派的思想虽同是肯定现实，而道家的实践伦理是自利自私，假使实行于世时，其极致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可以达到同一的结果。剩下的就只有儒家了。儒家的思想本是出入无碍，内外如一，对于精神方面力求全面的发展，对于物质方面亦力求富庶。精神是离不开物质的，精神的教养在富庶之后，这个为政的秩序，孔子自己是已经说过的了。
摘自郭沫若《正阳明礼赞附论一·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1925年)《郭沫若全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卷第298页
文明(civilization)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凡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matarial)，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与质料；一是精神的(spirtual)，包括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
摘自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现代评论》第4卷第83期1926年7月10日
实则东西文明同有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物质文明并非西洋所独有，精神文明也非东方的奇货。即以物质文明而论，在某方面，中国何尝后人？人生的物质方面，不外衣食住三事，然而他事吾不知，衣食两事，中国恐怕真的可以于日内瓦国际联盟会列入第一等国而无愧了。说中国人不讲究“吃”，谁也不信，你想，我们所不愿吃的chopouey(杂碎)及最视为不足道的炒面，已经被西人奉为珍馐异味，征服欧美两大洲了。至于中国的绸缎纱罗，轻暖无比……至于朱门绿扉，深宫大院，亭台楼榭，苑囿园池，更其是有艺术的雅致。所以说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东方文明是精神文明，那根本就没看清东方文明的实质。
摘自林语堂《机器与精神》(1929年)《林语堂论中西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66—67页
每个国家都有他文化之特质，而此特质是常与国民性有关，国民性影响文化，文化也影响国民性，所谓文化不是指文明，是比较无形的风俗习尚处世接物的精神表现。一国所不敢，为他国为之；一国所做不到，他国做得到。
摘自林语堂《论中外的国民性——由动转入静的儒道》(1932年)《林语堂论中西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页
文明云者，就是使人类享福的东西，譬如福特飞机或Cadillac的汽车之类，方便极了。此外如衣有毛织，丝织，棉织，乃至于爱国绸，自由纺，“九一八”绉……食有中西大菜，海味山珍，住有中式、西式、罗马式或东方式，石造或水泥造……虽然人类还不能普遍的享受这些文明的恩惠，然而文明是已经无孔不入地存在了：有些人在受文明的苦，但也有些人在享文明的福。所以有些人于谋生之余，还要“打打麻将”，填“解放词”，或者看看肥臀艳舞，来欢畅这文明的成功了。
文明与否，是看人类用来生活的手段如何。这手段不外乎对待自然和对待同类。前者的文明，是已经多少使人类蒙受了幸福，而后者却至今还在使人受苦，至今还是“野蛮”的。
人类已经有一半是文明的了，那就是对待自然界。倘使能把另一半对同类的野蛮也除去，岂止文明可以普泽群生，而且整个人类也从狮身人面的原形脱胎了。然而，那不是用道理可以说得清的。
但我想，这时间也并不久。
摘自廖沫沙《文明与人道》(1933年)《廖沫沙文集》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3卷第25—27页
文化或文明，是人类努力创造的结果之总和。由自然的演化而有人类，人类与自然之间却又存在矛盾。人类为了维持和提高其生活，必与自然斗争。在这斗争过程中，便逐渐创造了文化。斗争必由劳动，且必由集体的劳动，斗争的结果便改造了自然，同时亦改变了人类自身。文化是通过集体劳动而改造自然并改变人们自身的总成果。文化是人类为了满足欲望而进行斗争的结果。人类之所以贵于禽兽，其一即是能创造文化。文化的内容即思想、学术、艺术、制度、礼俗等。
摘自张岱年《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第42期1933年6月15日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文化与文明的问题，就是艺术文化起而替代科学文化的问题。文明之本质为科学的，文化之本质为艺术的，文明与文化之不同。即为科学与艺术之不同。如以科学为文明之代表，则文明就是必然的世界，而为走向“文化”之自由世界的阶梯。而且文化是有全体性的，一切文化最后均倾向艺术，而科学文化，则为达到此文化全体性之一捷径。我们不要完全倚赖科学，以为机械文明，绝对没有缺点；但是我们也不要否认必然世界，以为不宜于自由世界的创造。须知在将来艺术世界即文化之理想境里，一切宗教、哲学、科学，都并没有消失，这个时代宗教为艺术的宗教，哲学为艺术的哲学，同样地科学也一变而为艺术的科学。这么一来，文化才回复了文化的本性(艺术)，而造成一部文化玩味自己的历史。
摘自朱谦之《文化哲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52—253页
“文化”与“文明”的问题，不是如Spengler所说宗教文化与科学文化的问题，而为未来将有之艺术文化与现在现有之科学文化的问题。真正的“文化时代”，不在过去，不在现在，而在于将来之文化理想的实现。印度也罢，中国也罢，西洋也罢，将来的文化，总不会回头于宗教哲学科学文化之旧类型，而必然地是往艺术的文化走的。不过在西洋因已走上科学的阶段，而在各民族由固有的一种文化达到理想的艺术文化，因为路径的远近不同，有的须走上两步，有的只走一步，就已经达到它文化的理想境，即所谓艺术世界了。
摘自朱谦之《文化哲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46页
文化哲学指示我们文明不过文化之一个阶段，而且这个阶段乃不过为实现更高更完全的新阶段之一预备。所以一方文明的没落，正是一方新文化的产生，这新文化就是所谓“艺术的文化”，而以科学的文化为其过程中必经底程序的。
摘自朱谦之《文化哲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51页
原来一个民族，由野蛮到文明，通常要先经过下列两阶段：一为“自表”阶段，二为“自觉”阶段。在自表阶段，民族是充满了创造活力，发酵于脑中，终要发泄于身外，——于是遂发泄而成为种种无数的“表征”Symbols。是所谓“创物”“制器”时代。各形各色的文物制度，有如雨后春笋，争先出地。在这种热闹的自表阶段，大家只知自表，只知创造，创造者既不知为什么而创造，也不问创造后又为什么。一切的创造只是“力”的表现，活力的“自成”Self—realisation。到了某一时，创造出来的种种“表征”，乃逐渐地向创造者的心身上增加压力，引起种种待决莫决的问题。创造者到此时乃开始恍然环顾，在四周堆满了自家的作品之中，脑后不免要发生一种“追问”Arrierepensee。这一大些的东西，究竟是什么？究竟为什么？这些“是什么”“为什么”的追问，就是“自觉”运动的起始。如果前一阶段所出现的是形形色色的文物制度，这一阶段所产生的就是非非是是的议论文章。是所谓“学说”时代，自觉后理智作用的结果，与前一期的“表征”纯为活力的未能焕发者截然不同。
摘自林同济《力！》《战国策》第3期1940年5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