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武耀
接待讲寺位于鄞西高桥镇芦港村，《四明谈助》载：寺建于宋大观年间（1107-1110），明永乐年间（1403-1424）寺废，后被大户人家占为坟基。清康熙年间（1662-1722）圆空重建寺于旧址。这样看来，该寺应该有近千年的历史了。而据曾任天童寺住持、新中国首任佛教协会会长，也是接待讲寺中兴祖师的圆瑛法师考证，此寺创建于唐代，为圣愿惠国师道场。
迈入寺内，一幢类似民房的民国风格的砖木结构楼房首先映入眼帘，走近门前一看，上书“接待讲寺原址”，原来里面成了登记佛事之所，内有天井、厢房、大殿。看得出，那是接待讲寺原址上仅存的建筑了，而且也经过近年的修缮。它的南面瓦砾遍地，以前寺院的主体建筑就在这里，而北面和东面是近年新建的殿宇。据当地村民介绍，接待讲寺原占地20多亩，上世纪50年代起被改作粮站，直到90年代，寺院才得以逐渐恢复。
提起那幢民国建筑，村民说，圆瑛法师曾经住在那里，几年前鄞州区文管部门专门在这幢房子的南面墙根立了一块碑。过去一看，原来是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碑，上刻“圆瑛法师寮室旧址”字样。后来寺院成为粮库后，这房子的一楼就用来堆放粮食，二楼则成了粮站职工的宿舍，但年久失修。上世纪90年代，在天童寺方丈广修法师的建议和奔走下，房子终于复归寺产。
在西厢房，现任住持释果园一边小心地翻着《圆瑛法师年谱》，一边简要地介绍着圆瑛法师，使我深深地感动于法师的无量功德。
圆瑛法师（1878-1953），中国近代佛教领袖。俗姓吴，福建古田县人，出家后法名宏悟，字圆瑛，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1909年9月出任鄞西接待讲寺住持，重兴梵刹。为培养弘法人才，他在寺内建成讲堂，题名“一吼堂”，取“狮子一吼，百兽潜迹”之义，因之自号“一吼堂主人”。1917年，圆瑛法师当选为宁波佛教会会长。民国时期中国佛教会成立，圆瑛又被推为会长，并蝉联数届。在他的努力下，接待讲寺全部殿宇整修一新，接待讲寺在佛教界的地位也得到空前提升，所以说圆瑛为接待讲寺的中兴祖师。1929年，圆瑛离开该寺后在各地弘法，抗战期间他组织僧侣救护队开赴前线救护伤员，并把他在上海的圆明讲堂辟为难民收容所，成立了佛教医院、掩埋队，从事救护收容工作，又亲赴南洋一带募款，借讲经说法机会宣传抗日救国，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得到广大侨胞及当地居民的大力支持。回国后遭日本宪兵队以“抗日罪”逮捕下狱，受尽磨难，始终镇静自若，威武不屈，表现出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民族气节和佛门弟子的独特风范。由于他一生追求进步，热爱和平，因而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怀念。如今在那幢民国建筑的二楼，还有一间“圆瑛法师纪念堂”，内有圆瑛法师的坐像、图片、书法真迹及生平经历介绍。只是限于条件，陈设显得过于简陋。我想，如果时机成熟，重新布置一番，使文字、图片影像等资料更趋丰富完善，到时候这里一定会是一个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除了圆瑛法师，接待讲寺与近现代高僧有缘的还不少。他们中，既有出任该寺住持的慈运、白圣、义明，又有先在该寺出家、后出任天童寺方丈的明旸、广修，而佛界泰斗太虚法师也与接待讲寺常有交往，他们先后在国内外弘法，影响深远。值得一提的是圆瑛法师的师父慈运禅师，为护寺兴寺殚精竭虑，功莫大焉。清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攻入宁波时，宁波一片混乱，街市萧条，人人自危，寺院也不例外。接待讲寺的僧人多避匿各处，独慈运法师一人留守寺中，以“舍佛以求苟生，不如誓死以维香火”信念，令太平军头领也不得不敬佩，于是送给慈运一面黄旗，告诉他挂在寺门前的树上就会没事，从而使接待寺得以保全。而当地的其他寺院，则无一不遭受焚劫。
历史上，接待讲寺的地位十分特殊。圆瑛在《接待寺契簿序》中说接待讲寺“高僧辈出，产业丰饶，僧侣众多，规模宏大，与天童育王共称鼎足……”它原为天童寺下院，因天童寺为禅宗五大名刹之一，号称“东南佛国”，是各地僧侣、香客朝觐参佛向往之地。接待讲寺地处西塘河畔，昔日，从杭州方向来的官船都要经姚江过大西坝，然后沿着西塘河一路往东，其作为接待四方去天童寺的僧人、居士之处，相当于“中转码头”，以“接待”名之，名副其实。
陈武耀，笔名水舟，1991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宁波市鄞州区人，宁波市、鄞州区作家协会会员。2008年起开始学习写作，并陆续在全国、省、市、区报刊发表散文、随笔若干。著有散文集《那盏青瓷油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