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的感觉非常不好。“马烽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在我们的印象中，马老师说话极其有分寸。所以，公开场合，马烽老师说起他人改编的剧本，只是相当客气地言道：“咱也不能说人家改得不对、写得不好，就是完全没有了原着的地方风味和语言风格。叫吕梁英雄传，叫成泰山英雄传也可以！”私下言语，情况则要严重得多。马老这样讲：“出卖了版权，让他们随便给我折腾，我死不了看过之后也得气死！”
鉴于出售版权之后，将对剧本创作完全失去控制，因而马老决定：一定要在自己的监督指导下，完成剧本；然后将原着的版权与写好的剧本，绑在一块来出售。
别人的本子马老不能信任，他又没有了亲自操作剧本的心力，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于是就出现了“马烽点将，张石山担纲创写剧本”这样一个事实。
打鬼子用不着动员
我是马烽、西戎、胡正等前辈作家培养起来的晚生后辈。老师们有什么差遣，有什么吩咐，我的态度当然是积极响应。简直就像中国人打鬼子，根本不需要动员！
除了小说，近年我出于生计考虑，为了相对赚钱容易，也在涉猎剧本创作。
前几年受西安张子良委托，曾经创作过20集《后水浒英雄传》，剧本颇获好评。
只是张子良先生突患脑溢血，拍摄事宜竟至搁浅。后来，为深圳万科影视公司又创作了20集《兄弟如手足》，已经拍摄完成。小说家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写电视剧；但只要他适合写电视剧，小说家的文学眼光、写作功底、思想深度与生活厚度，都是堪可信赖的。
自我抻量，我曾经是一个不错的小说家，现在是一个同样不错的编剧。我相信自己有能力改编好《吕梁英雄传》，能够完成马烽老师的重托，可以实现马老西老两位尊敬的前辈这点夙愿。
但我心底里有过一些犹豫。我的老爹刚刚去世，跑到马老师跟前，这不等于跑到又一个“爹”跟前去了吗？况且，我爹看我一无是处，躺在病床上臭骂我照样是狗血淋头。但他有一样赞成我：赞成他儿子会写字。用他的话说：不用晒大日头，坐在桌子跟前就能挣钱养家，不赖呀！在马老师面前，我可就连这唯一的优点也不存在了！再说，马老要求极严，我能否令他满意？他要具体干预太多，我又能否适应？
然而，第一次与马老师就剧本事宜商谈，我的犹豫便当即打消。马老师患的是哮喘，与我家老爷子的病一模一样。马老师强打精神，气喘吁吁，对我说呀说。他在尽量掩饰自己的衰迈，他在奋力传达自己的迫切愿望。我突然间心尖发软了。在那一瞬间，我对马老师已经不仅仅是执弟子之礼。当时心情，不亚于儿子面对父亲。
所以，当马老师对我言讲：张石山，没有制片方，先写剧本，眼下没有稿费，日后能不能拍成还不一定，这可是有风险的啊！我当即表态，我愿意担当风险。不计代价，完成剧本创作。
前辈人打鬼子，向谁讨要过工钱呢？
给历史以交代
马老自身写过许多电影作品，他的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的也相当多。唯有《吕梁英雄传》始终不曾搬上荧屏。对于改编工作，马老极其重视可想而知。
我想探究的是：时隔60年，对于当年那样一场伟大的抗战，前辈作家过来人，究竟有着怎样的重新认识的高度？对于当年的作品，原作者之一马烽老师，又究竟有着怎样的理性评价深度？
与其他描写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相比，《吕梁英雄传》是唯一在抗战年代创作出版、堪称“与时俱进”的一部作品。生活气息之清新、人物形象之鲜活，引领潮头、独步书林。
但由于原着作者当时年轻，文学功力尚浅，写作之初又是供边区报纸连载，包括时代局限、政策干涉等原因，小说作品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如结构不免散乱、有的人物脸谱概念等等。
可贵的是，马烽并不讳疾忌医，不曾拉“红色经典”的大旗来做虎皮。他坦率承认：原着结构确乎有些散乱，借改编过程，文学剧本必须要有重大修改，必须要有重新布局结构、整合故事、梳理人物关系、设置关键情节等等再创作。还有，原着对地主康锡雪的描写有脸谱化的嫌疑。康锡雪扒灰什么的，是简单泼脏水；凡地主就天生爱当汉奸，是不真实、欠公允的。
马老一再给我念叨：当年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开明绅士，为抗战、为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与重大牺牲。其中最突出、最着名的有刘少白先生和牛友兰先生。当贺龙的129师开辟根据地之初，部队大冬天还穿着单衣；牛友兰先生一次赞助就解决了一个团的冬装。牛先生家数十孔砖窑的大院，捐作晋绥边区的机关办公场所。牛先生还积极兴办工厂学校，为抗战事业、殚精竭虑无私奉献。就是这样一位先生，在后来的土改运动中，被拴了牛鼻矩游斗而死，这一不义的行为曾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
地主有家产需要保护；他们的民族觉悟不会比普通农民更低；地主相对有文化而子女多大学生，在特定社区最早倡导抗日高举义旗的恰恰是他们；地主银窖里有白洋，当下取出就能购置洋枪军火……这是历史的真实，有案可查。而在惯常的说法里，包括我们奉为“红色经典”的不少文艺作品中，对地主的描写有违历史真实，至少不够全面和公允。
愈穷愈革命，愈穷愈光荣，这样的极左思潮由来已久。
视文化人为异类，视有产者为寇仇，这样的倾向早该纠正。
当我开始进入改编写作过程，马老病重住院；在他弥留之际，我赶写完成了剧本，马老欣慰地知道了这一消息。可以说，马烽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表达了他修正自己作品的美好愿望。
不妨说，老人家要给历史一个交代。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知过必改，善莫大焉。
欣慰的成果
初步研讨之后，我首先拿出一个整体构思平台和故事大纲，多次听取马老的意见，反复研讨争论，平台与大纲终于获得马老的认可与肯定。老师与学生，长者与后辈，碰撞磨合，好比阴阳拮抗、太极浑成。马老从文60载，我学习写作40年，百年功力，糅合交织。整体构思和故事大纲，充分体现了两代作家共同的思考深度和生活厚度，成功是显见的。
其中，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维持会长”如何认识评价，我和马老有过反复研讨论证。
鬼子占领了我们的大片国土，敌占区的老百姓不可能统统投奔延安。大家要生存，要艰难面对异族的血腥统治，暂时维持鬼子统治成为不得不如此的普遍选择。那么，对维持会长一类人物要客观分析。凡维持，一概打成汉奸，是粗暴的，是没有道理的。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作品，对此早已有过可贵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突破。我在人物设置上，对原着中的维持会长康顺风，做了重大改动。
关于改编，扼要来说，我们至少在以下几点取得了共识。
一、思想基点。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具体到本剧，则要充分体现全民抗战的历史真实；在亡国灭种的严酷现实面前，一盘散沙的国人空前团结；最普通的大众，农民老百姓，被激活，焕发出无比的勇气和智慧。
二、故事新编。原着故事有些散乱，要重新结构成一个相对完整、脉络清晰、逻辑严谨的大故事。悬念抓人、高潮迭起，强调“好看”，寓教于乐。
三、重塑士绅形象。马老一再讲说，开明士绅对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此基础上，不仅强化了原着中二先生的开明儒教形象，对地主康锡雪也进行了重新塑造。他的儿子康家败吸毒成瘾，鬼子占领一天，就要狐假虎威、为虎作伥一天。而老地主与民兵斗法，则要隐蔽得多。更加阴险，也更加可信。
四、重塑维持会长。马老最终同意说，我们塑造一个中间人物吧！我想：
为了一方平安，豁出身家性命出头与鬼子周旋，这样人物岂不也是我们的吕梁英雄！
时隔60年，回望历史，我当然要尽量表达我的认识与思考。
令人欣慰的是，马老耄耋之年，尊重史实、慨然自新，谦虚纳言、从善如流。
两代作家，最终取得高度一致。
以文学的良知，还历史以公道。
泪如雨下的章节
打鬼子，必然有牺牲。事实上，中国人民的牺牲无比巨大、极其惨烈。抗战，绝不是若干小说影视描写成的游戏玩闹那个样子。
剧本，有不少在写作中笔者已然泪如雨下的场面章节。
重点介绍几处。
一、雷石柱怀孕的妻子天赐被鬼子抓去，遭到轮奸拷打折磨而流产。雷石柱当然要设法营救，鬼子则要借此设置圈套。受尽屈辱的天赐，原本要给雷家留下一丝血脉，痛骂鬼子，从不流泪；当胎儿小产后，清水沐浴、怀抱死婴，呼喊着养母和丈夫，第一次痛哭失声。最后用碗片毅然自刎，血溅敌囚。
二、维持会长康顺风，八面玲珑而胆小怕事。枪声一响，浑身筛糠，穿不上裤子；到据点应付鬼子，磕头捣蒜。但他终究不肯当汉奸，被鬼子砍头了。这时，软骨头却不再筛糠，询问自己的亡命旗上写着什么？当知道是“抗日分子”
后，康顺风连连作揖庆幸：好好！我死了能进祖坟，见得起先人祖宗了！
三、原着当中有一个细节，民兵阻击败退的鬼子，缴获了上百个骨灰盒。剧本就此大大做了一篇文章。
我堂堂中华，上国衣冠，岂能搞焚尸扬灰那样把戏？而鬼子看重阵亡将士骨灰，急于找回也在情理。于是，编剧设计了一场交换骨灰与死难者尸骨的大戏。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出现了没有枪声的一天。鬼子架枪，军礼、军歌，迎回阵亡者的骨灰。康家寨民兵老乡，披麻戴孝、响鼓鸣炮，焚香祭拜、表告天地，迎还了亲人的尸骨。哀乐声中，银山雪海，老百姓包括伪军与若干鬼子，泪如雨下。在更高的意义上，控诉了侵略、控诉了战争。
作为编剧，我对自己的创作发挥相当满意。
如果能够依照我的剧本拍摄，电视剧必将获得相对成功。
红色经典的尴尬
所谓剧本，一剧之本。
但电视剧是一门综合艺术。
电视剧究竟会拍成什么样子，实在不是编剧可以左右。
依照正常情况，导演演员尚且要进行再创作。况且，电视剧审查严格；审查者有他们奉行的种种标准。我原本并不指望拍摄能够完全依循了文学剧本。大致不离谱，足矣！
马老曾经担心：出售版权之后，原着会让别人随便折腾。
实际情况是、不幸的是、令人大失所望的是：负载着马老殷切希望的剧本，老人家亲自监督指导下完成的剧本，照样遭到了随便折腾的可悲命运。
据我所知，制片方在“红色经典最好不要改动，应该尽量靠拢原着”的说法之下，将剧本曾经努力改进过的许多地方，实际拍摄制作几乎全部倒退了回去。
什么叫红色经典？谁来给出准确定义？剧本是原着之一马烽监督指导下完成，并非擅改，而马老又不幸逝世。有人硬说是擅改，找谁说理去？
所谓红色经典，成为“两个凡是”一类的东西。即便其中有显见的不足与错误，即便有极“左”余毒，也不得改动更易，这叫怎么回事？
关于红色经典不得擅改的说法，成为某种禁令。制片人为了躲避斧钺，不得不提早自行阉割。他们看去气派很大的样子，却有他们的苦恼与无奈。
马烽老师，希望原着得到好的改编，不要给他瞎胡折腾；原着属于红色经典，干脆给他来个原封不动。
九泉之下，不知马老该哭还是该笑。
历史的担当
鬼子侵略中华，罪恶滔天；民族抗战，可歌可泣。
小日本不仅不道歉，不赔偿，甚至干脆背着牛头不认账。死难者的鲜血殷红，幸存者气闷郁结。
而好多严肃的题材被电视剧“戏说”，包括伟大的抗日战争。
在扞卫经典的堂皇口号下，许多有见地的思考被阉割。
将《吕梁英雄传》改编为文学剧本，马烽老师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曾经有过许多崭新的思考；编剧张石山临危受命，竭心尽智，曾经做过许多无愧的努力。
这些，在即将热播或者竟是“冷播”的电视剧中，都被消解净尽。
聊以自慰的是：
至少，在文学的层面，在可以操控的文字范畴，我们曾经有所担当。
这是历史的担当。
当代的抗战——剧本《吕梁英雄传》后记
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有多部有关抗战题材的电视连续剧热播；包括笔者担纲改编的《吕梁英雄传》，也得到广大观众的热情关注和相当欣赏。
毋庸置疑，电视剧受到观众的喜欢与认可，与编剧、导演、演员等等编创制作人员的努力分不开。但是，我们实在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背景：60年前那场艰苦卓绝的民族抗战留给我们的巨大影响和深刻记忆。受侵略的耻辱、被屠杀的创痛，民族苦难记忆犹新；殊死抵抗、酷烈牺牲，民族精神臻于辉煌。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隆重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借助当代发达的影视传媒，再现中华民族伟大抗战的电视剧的播出与欣赏，强化了我们民族的历史记忆。所以，我愿意强调：与其说，电视剧拍得好，感人引人；莫如说，中华民族对那场战争记忆深刻，代代相传，不敢少忘。
多部有关电视剧的热播，从任何意义上讲，都足以令人欣慰。
既然有了电视剧的播出覆盖，我们为什么还要出版这部《吕梁英雄传》的文学剧本呢？
小说原着之一马烽老师，生前对《吕梁英雄传》改编为电视剧极其关注，它几乎成为老人家临终的最后遗愿；马老师对剧本曾经有过若干具体指导和高度期盼。笔者张石山临危受命，竭心尽智，在剧本改编过程中做出了无愧老师信赖的不懈努力。两代作家的心血，凝注于二十集文学剧本之中。于此种种，我在本书的前言《历史的担当》里，已经有了一个大致明白的交代说明。
马老曾经认为：有一个在他监督指导下完成的剧本，电视剧终将能够拍摄得合乎理想愿望。然而，当马老不幸去世，实际拍摄竟然严重脱离了倾注了两代作家心血的剧本。作为生者，目睹现状，我的心情，定要努力促成文学剧本的完整出版。不如此，则觉得愧对死者的重托，无以给九泉之下的老师以交代。
现在播出的电视剧尽量地靠拢了原着；而我们的剧本则体现出了马老晚年的思考。这是有着巨大区别的。正如，描写伟大的抗战，究竟是突出阶级斗争，还是突出民族矛盾，有着巨大的区别。
如果说，电视剧拍得尚好，它原本应该更好；电视剧拍得相当好，它本来可能非常好。我希望剧本出版之后，读到这本着作的读者能够做出一个公允的评价。
当然，相对于电视剧，从阅读的角度，文学剧本自身也有相当的可读性和认识价值。而观赏与阅读，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层面。换言之，拍摄与写作是两码事，着意追逐大众收视率的影视化生产过程与努力追求崇高的文学化创作不可同日而语。在剧本改编中，在文字操控范畴，在书写的过程中，笔者可以自豪地声称：其中有着尽可能的文学追求，引领精神升华，趋于情感崇高。
如果说剧本还不曾达到崇高，我至少曾经努力去攀援崇高。
我希望，有心的读者能够在剧本的阅读中与作者共同思考而去接近崇高。
文学剧本，先是本省大型文学刊物《黄河》辟出版面，率先刊登了二十章中的八章。《黄河》的读者先睹为快，笔者的心情为之一爽。在此，让我首先对破格厚待鄙人拙作的编辑同仁表示感谢。
剧本的出版，则欣慰地得到了多方面朋友同志的鼎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