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作协理研室主任杨占平先生最早听说了我的意图打算，当即表示了同情，并积极动作，玉成其事。汇报领导知晓、赢得上级支持，不遗余力。
山西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室主任宁志荣先生得知我的出版意图，则欣然表示兴趣，乐于达成出版意向，积极申报出版计划。慨然应允出任责编，尽早索要剧本文稿审读。
由于本人原籍盂县，隶属阳泉市管辖，我也可算作阳泉市作家。令人欣慰的是，阳泉市政协听说了我的想法，即刻表态乐于支持阳泉市政协主席宋林岭先生娴于书法，还拨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政协秘书长崔庆和先生不惮烦劳，协商研讨出书事宜巨细，堪称辛劳。
而吕梁方面不甘人后，有市政协副主席师百韧先生与柳林同德焦煤公司也积极支持剧本的出版，大力襄助，玉成其事。
诸多援手，令人感动；种种情形，恕不一一。
作者谨在此篇后记中表示真诚的由衷的谢意。
张石山何德何能，我写的剧本又多么字字珠玑，剧本之出版缘何得到各界朋友的如此厚爱与大力支持？质言之，这是出于一种共同的民族情怀，这是出于我们对抗战共同的民族记忆，这是出于崇高的民族心，这是出于对历史的伟大责任感。
我们共同有所担当，我们一起迈向崇高。
历史的记忆与当代的行动有机融合、高度统一。
剧本的出版，在盛大的纪念抗战60周年的活动中，或者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意义不同凡响。
这简直就是我们共同参与的一场当代的抗战。
手足的关注——《兄弟如手足》后记
即便在北京这样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城，哪怕在上海那样时髦新潮的当代都会，器宇轩昂操着标准京腔的北京人儿，以及小鸟依人说着宁波官话的阿拉上海人，上溯三代至多五代，谁个敢于断然宣称：自己的祖宗不是从农村来的、不是农民呢？辉煌数千载的农耕文明，曾经托举起了长安、洛阳、杭州、汴梁那样的大都会。封建时代法定的或者约定俗成的社会等级叫做“士农工商”，“耕读传家”向来是国人尊奉的理想生活模式。
农村，并不是什么令人生畏的蛮荒之地；农民，并不是什么低人一等的贱民。
城乡，本来相互依存，水乳交融。方域地界相接，辐辏交错；人员血脉相连，手足情谊。
然而，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由于人所共知的、或许是一般老百姓说不清的原因，农民，我们的衣食父母，社会地位坠落到二等公民乃至最低等级那样的地位；农村，古今诗人吟唱田园牧歌的大好乡野，成为上等人不屑一顾的地方，成为落后、愚昧、贫穷、肮脏这些词语的同义语。
我们的父老乡亲，几乎只是在歌星们忸怩作态的煽情表演中受到虚拟的尊重。他们苦难的皱纹有如水土流失严重的深沟大壑，始终在贫困线上挣扎；他们紧抿的嘴巴好比干涸的古井，喑哑地仰望天空。农民，处于严重的失语状态，除了忍受，就是沉默。农村，我们所有人的根，被割裂在国家的整体格局之外；那儿，紧挨着大大小小的城市，却仿佛距离我们无限遥远。
所谓“三农问题”的提出，是必然的。
我相信，除了极个别的分子，我们多数人，农民的儿子和农民的孙子，会天然关注农村——我们古老的家园，会由衷关注农民——我们的父兄。
长篇小说《兄弟如手足》，就在这样的思考背景下进入了我的叙述过程。
我出生在太原。幸运的是，我小时候曾经被父母送回乡下交由我的祖母看护。从两岁到十二岁，整整十年。我成了一个地道的乡下孩子；或者说，我被传统文明、农耕文化滋养长大。
作为在中国文坛也还知名的小说家，我主要书写农村题材的小说；我的文化之根从来没有断裂过。用城市的或者是当代的眼光来反顾农村生活，用全面的或者历史的尺度来把握城市节奏，对我而言，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当所谓“寻根文学”大行其道的时候，当评论家们为之大肆鼓吹、欢欣鼓舞的时候，我好像一个智慧的农民一样，在一旁善意微笑，保持沉默。我以及我的作品始终不曾得到热心的评论家们太多的关注，大家的文化养成差别很大，难得共鸣。我知道自己比诸位寻根者早已走了多么远，比诸位探索者早已掘进了多么深。
我一直有着自己的骄傲。作为农民的儿子与孙子，作为从农村出来的一名作家，我不需要寻根。我几乎天然地具备乡下人的眼光和立场，中国立场。我没有那样伟大——代圣贤立言，但我如此自豪——我在努力替代失语的农民发出声音。
我甚至大放过类似的厥词：在当代号称书写农村题材的小说家里，对农村的了解，对农民的认识，对乡土文明的感知、对民俗文化的吸纳，无有出张石山其人之右者！
当老天突然落雨，城里人会奔忙躲雨，有的发出恼火的诅咒。这，很正常。
然而，我不会。我会下意识地掐算农时节令，看看这场雨水对墒情好不好、对庄稼有无作用。
当我们巷子口外的集贸市场上粮食和蔬菜涨价的时候，市民们、下岗职工们、包括作家们，可能非常不高兴。这，也很正常。然而，我不会不高兴，而恰恰是特别高兴。我知道，粮价菜价始终太低；多少涨价一些，绝大部分利润也会被中间贩子赚取。但我还是高兴，为种粮种菜的老农老圃高兴。在我们的工资里，才拿出多么少的几分钱来应付蔬菜涨价的呀！不嫌蔬菜昂贵、反嫌蔬菜便宜，人们也许要说我有病。我对自己能有这样的病、这样有病，几分得计、几分快意。
三农问题呼喊出来之前多少年，我早已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过了；三农问题终于提出，我不爱凑热闹，但这个热闹我立即凑了上去。
《兄弟如手足》，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进入了我的创作过程。
我省着名评论家李国涛先生，曾经专章着文评价过我的整个小说创作。他有一句我认为几乎是至高无上的结论式的评价：在山西文坛、在中国文坛，“得赵树理真传者，张石山一人而已”。
感谢胡适先生一代学人，开白话文学之先河，割划时代，功高千古。普通识字者，能够幸福地看书写字。敬佩赵树理先生一代作家，实践白话写作、倡导大众文学不遗余力，一般认字人，能够胜任愉快看小说、甚至能够率尔操觚写小说。
赵树理先生我不曾见过他的面，但阅读过不少他的小说作品。我的小说创作当然有所师承，中国古典、中国戏剧、民间话语等等，皆有吸纳。早年阅读赵树理先生作品的经历，当然也有形无形影响过我。但是，除了语言风格，除了他的白描，他的幽默智慧之外，我觉得自己师承这位不曾谋面的老先生最多的，不是小说写法之类，而恰恰是他的人格，是他的对农村和农民的之死靡它的关注。
一些老作家，得了大宗稿费去缴纳党费，这，当然相当无私高尚，无可厚非。而我们的赵树理先生却把大宗稿费无条件馈赠给他的家乡农村农民，有如乌鸦反哺。这，我以为更加无私，更加高尚。
赵树理把自己的小说，称为“问题小说”；他不仅希望自己的小说通俗易懂，而且希望它们能够发挥匡扶正义、革除时弊的作用。然而，小说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
当今时代，早已换了人间。我们欲要为农民说几句话，欲要呼喊一番三农问题，即便说的不很客观准确、喊得不很文明雅驯，已经不用害怕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去北大荒劳改，去秦城监狱住单间号子。我难道不应该趁此大好机遇，发挥我的职业优势，为农村农民、为打工族们做点什么呼吁点什么吗？
《兄弟如手足》，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了我的书写过程。
所以强调“兄弟、手足”这两个字眼，我当然不是率意而为。工人和农民，城里人和乡下人，难道不是兄弟吗？难道不是彼此相依为命的手足吗？这样的一点寓意尽管直白浅陋，我也顾不了那么许多。我愿意直接呼喊：农民，本来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打工族，本来就是我们的同胞兄弟。鄙视农民，犹如数典忘祖，简直就是欺天。小瞧歧视打工族，就是歧视我们的兄弟姐妹。太不人道，太过没有人性。
怀着这样一种心情，我写出了这部长篇小说。在小说中，我设计了兄弟二人，金河与银河。一个读书上了大学，成为一名城里人；一个自幼失学，地道的农民，如今到城里来打工。他们本来就是兄弟啊！他们果然手足情深，在共同的打拼中，事业获得成功、爱情得以圆满、人格得以升华、潜藏的能力得以激活。
在虚构的小说中，他们不再总是失败，不再总是倒霉，而是好人终有好报。
也许，戏剧式的安排处理，缺少了几分深刻、背离了几分残酷的真实；不过，我乐意这样来设置编排。我们的农民兄弟，应该扬眉吐气、应该大获成功，哪怕仅仅是在一个作家的小说虚构中。
然而，小说的黄金时代却已经基本过去。影视传媒，遍及城乡家家户户的电视机，好生了得。有人在诅咒，低俗文化大行其道；有人在担心，国人几乎都变成了“看电视的猪”。
诅咒担心，无济于事。
老天要下，老娘要嫁，谁奈其何。
至少在我，学了美国一句俗话来效法：“战不胜它，莫如加入它”。
向来，我也不曾将自己列为什么精英，或者打扮成所谓精英。我的小说，在语言上，历来走雅俗共赏的路子。不怕一般老百姓看得懂，当然也不惧专家学者来挑剔。那么，我又何必拒绝电视剧之类的大众传媒呢？难道，我们的作品害怕多数老百姓看得懂吗？
我为自己的彻底通俗化而寻找理由，好比文化精英为他们的过度精英化寻找理由。大家自说自话，各办其事罢了。
长篇小说《兄弟如手足》的原始构想，结果如愿以偿地改编成了电视剧《手足》。由万科文化公司摄制完成，荣誉出品。当红小生何冰与达达主演，一时热播。网上竟是好评不断。
既然有了电视剧，那么又何必出版小说呢？相对于仅供观赏的电视剧，小说本身有着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观赏与阅读，毕竟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换言之，拍摄与写作是两码事。着意追逐大众收视率的影视化生产过程，与文学化的创作过程，到底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说，电视剧相当好看，我的小说则是相当好读。
好看，非常重要，也许在愉悦了广大观众的同时，就起到若干寓教于乐的功用。好读，当然也非常重要，也许能够引领广大读者进入某种程度的思考层面。
“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米兰昆德拉的一句话不胫而走。
然而，人们不思索，那不真的成了看电视的猪了吗？
西方人这样讲：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我则如此讲：人类说，要有书，因而有了书。
在读者诸君的书架上，于是有了我的这一部浅白、好读、有趣、逗乐、不乏幽默的长篇读本。
它绝对不是我最好的小说作品，然而我还是真诚地希望读者喜欢它。
你无须对它有过高的评价，只要你还基本喜欢，作者在下就非常满意了。
走马黄河的预想——《洪荒的太息》自序
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折桂小山词。
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
唐刘禹锡《杨柳枝词》
搂柴离不开八齿耙，山曲儿尽是些口头话。
山曲儿就像一股风，来无影子去无踪。
听曲儿记曲儿不唱曲儿，哪有个开荒的不带犁儿？
黄河中游晋陕蒙民歌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是由不得自家。
刀刀拿来头割下，不死是就这个唱法。
黄河上游青甘宁民歌山曲儿好比牛毛多，三年唱了一只牛耳朵。
山曲儿好比没梁子斗，甚会儿想唱甚会儿有。
爬山调，调子多，紧唱慢唱一笸箩。
爬山歌，歌子多，一练骆驼尽管驮。
内蒙爬山调笔者多年在黄河流域黄土高原生存，相对主流话语或者权势话语而言，比较喜欢倾听民间声音。虽然主要以小说行走文坛，但从小说作品与其他散文随笔中都可以看出笔者对民俗与民歌的关注研究程度。
大而言之，黄河文明是从来不曾失落过的、包容传承性极强的、复合叠加的、既古老又鲜活的文明；是时间演进空间交汇百川归海的一条长河。
黄河流域的民俗，是黄河文明的民间馆藏，是一座活化石库。相对于任何时尚，民俗几乎是一种永恒的时尚。
而民歌是永远的天籁，是遥远而又清晰的星河。相对于任何流行歌曲，民歌是民族血脉的一种永恒流淌方式。
我想，我会拒绝流于表演的伪民俗，我会拒绝被浅薄之徒狂妄修改过的伪民歌。我将尽可能走进民间，发现一些古老而鲜活的民俗，采集一些感动过古人并且依然能够感动我们的民歌。
就出发前的预想，我准备去如下一些地域。
我将去黄河主流与它的主要支流交汇处，发现地域文化的古老交融。
我将去黄河的主要古渡口与古迹点，发现一些历史的传承与积淀。
我将去黄河流域的若干民族杂居杂处的地区，发现一点民族文化的碰撞融合。
作为短时间的一种走马黄河体验，走进民间必将依赖我曾经的经验与具备的素养。随机的发现与无心偶得亦将在预料之中。
就主观的意愿，拒绝伪民俗、伪民歌的同时，我将努力发现那些原生态的东西。
作为主要依赖的手段──语言的叙述，我将摈除任何先验的框架，抛弃任何热门热销的虎皮大旗。我将使用本土的话语来叙述本土。我相信本土话语依然具备阐释本土的能力。
一些古老的奇特的现代人已经陌生的民俗，也许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些不经意的习惯细节。
许多民歌，通俗率真的语言会使所谓的文明人脸红，文明人将为此而惭愧。
而千锤百炼的民歌旋律，会使我们血脉贲张，它们原本就在我们的基因中回荡。
我拒绝廉价的猎奇，但我的叙述将必定鲜活新奇。
我拒绝卖弄所谓文化，但我们将共同体验某种文化。
我希望能够带领大家，一齐走进民间。
走马黄河狩猎心得——《洪荒的太息》后记
众说纷纭的走马黄河，策划者意在倡导一种走出书斋的“行走文学”；应征的作家们则首先通过针对黄河来实践“行走”。
批评走马黄河是“走马观河”，或者不无道理，但批评家们忽略了作家的积累与切入题目的悟性；为走马黄河多做辩解，也很无力，莫如依赖作家们最终创作的文本来证明。
对我而言，具体来说，我的走马黄河主观设想是在黄河文化积年浸染的基础上，宏观考察黄河，同时重点采集一些原生态的民歌民谣、体察领略一点黄河沿途人们生活的风俗。
在完成全部行走过程之后，回顾自己的行走全程，至少我有如下一些由朦胧而清晰、既宏观又具体的感受：
永恒流淌的黄河，在时间的向度上，她是古老的、又是新奇的。她从洪荒时代流淌而来，流进沿途人民此在的日日夜夜。
悠长广远的黄河，在空间的意义上，她是遥远的、又是逼近的。黄河之水天上来，流经沿途人民的家园、眼底脚下。
自然的黄河，由于人类这唯一可以破坏生态循环圈的物种的出现，由于当代人类征服自然的狂妄和缺少敬畏的愚蠢，黄河已经不是本来的黄河。
人文的黄河，由于现代生活与大河文明的日益疏离，黄河我们原本不够熟悉，如今变得更加陌生。
如同将长城“图腾化”，国人正将黄河“宗教化”。
对于博大的黄河而言，短短两个月的走马，在任何意义上讲都是太短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