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性：层层包裹的中心
人以肉体的形式出生，却在观念的支配下死去。身体的出生和死亡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出生时赤身裸体，死去时却衣衫周全。文明社会里的肌肤，衣服一旦被穿在身上再也无法脱去。房屋则是人的另一种衣服，尽管它不能被随身携带，却是人们的栖息地。由此可见，衣服是身体的一层包裹，房屋是身体的另一层包裹；事实上，还有一层无形的包裹，那就是人们的性观念。身体就这样处于层层的包裹之中。从根本上说，被包裹在中心的并不是整个身体，只不过是性器官而已。
关于性，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这样一段话：“现在，除个别情况外，理智的阳光已经把云雾驱散，剩下的最黑暗的乌云笼罩在性的领域内，这也许是很自然的，因为性关系到大多数人一生中最动感情的那部分生活。”跟身体的其他部位相比，人的性器官长期处于被包裹状态，就像宋代以来中国妇女的脚一样被布条缠了一层又一层。
事实上，早期中国人对“万物孳生之源”的性器官不仅能够正视，而且十分重视。“祖宗”的“祖”字是由“且”和“示”构成的。郭沫若认为“示”具有神祇之义；“且”是个象形字，指的是男性的阳具。李敖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祭祀时桌上摆放的祖先牌位以及大臣上朝时拿在手里的笏板都是以阳具为原型的。在人类社会早期，性器官还是人们崇拜的对象，被视为可祈求多子多福的神物。起初，性崇拜物主要有石祖和陶祖，后来由石制、陶制发展到玉制、骨制、铜制、木制、贝雕等等，并出现了描绘性器官的岩画，表现交邊方式的壁画、瓷器、玉器等。在中国早期铭文中，性器官直接被称为“神”：
唯尔吊神，人类之英。性本温顺，见色乃挺。
风流人物，祸害之根。传宗接代，无我不灵。
男女不孕，请找此君。宜乎永享俎豆，垂万世以长荣。
在描写两性交合的文学作品中呈现出来的也是纯正的情欲男女相女阴的象形字是“也”。
视，彼何凹，我何凸？以凸试凹，甚觉美快。”诗歌中的性关系往往经过提纯和转化，以一种比较优美的意象呈现出来；小说中则比较直露。在《金瓶梅》中，作者不仅描写了具体的性交，而且直接写到了性器官。正是在这一点上，《金瓶梅》常常遭到那些好奇而虚伪的读者的批评。《金瓶梅》的作者对女人的性器官有一句经典的表达生我之门死我户。”《圣经‘约伯记》中说“人为妇人所生”，意思也是女人的性器官是“生我之门”。而“死我户”明显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纵欲色彩。
至此，先民眼里那种化育万物的神奇力量已荡然无存，性器官从传宗接代的神物逐渐演变成了一部分人寻欢作乐的工具；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性器官越来越成为被层层包裹的对象。从现实生活到文学作品都呈现出这种倾向。正如恩格斯在评价弗莱里格拉特的诗时所说的：“一读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的确就会想到，人们是完全没有生殖器官的。但是再也没有谁像这位在诗中道貌岸然的弗莱里格拉特那样喜欢偷听猥亵的小故事了。”恩格斯的这句话揭示的是典型的性虚伪现象。所谓“性虚伪”，就是一个人内心本来有情欲冲动，却并不当着别人的面表现出来，甚至对性采取故意公开贬低的态度，从而给人一种正人君子的印象。然而，他本人却私下里对性充满好奇，甚至寻花问柳。
性器官就这样随着文明的包装逐渐被遮掩起来了。中国人对性器官的态度也从早期的崇拜分别流向了一部分人的性放纵和大多数人的性压抑。尤其是宋代的理学兴起以后，这种“性分流”更加明显。理学的目标是让“天理”彻底战胜“人欲”，虽然不能像皇帝对待太监那样把人们的性器官割除，但是，要从思想上对人们的性意识实施阉割手术，从而使性器官变得洁净，这就是所谓的“性贞洁”。在禁欲主义思想的渗透下，人们普遍认为性是不洁的，这种观点中西都有。圣—奥古斯丁说：“我们就是出自屎与尿之间。”贾宝玉梦中遗精，袭人给他穿衣时发现了，就问他：“你梦见什么故事了，是那里流出来的那些脏东西？”既然精液是脏的，女子的经血也不会被看成洁净之物。
所有这些体现的都是一种禁欲主义的性观念。但是，无论多么贞洁的性观念也不能把性的生殖功能“贞洁”掉。所以，女性性器官只能“贞洁”到被一个人使用，这就叫“一女不事二夫”。因此，“童贞在古老的中国是比世界上任何一门学问艺术来得高贵的一种财产林语堂《吾国吾民》），它使无数妇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或者一死了之，或者虽生犹死。正如清代的蓝鼎元在《女学》中所说的：“妇道从一而终，岂以存亡改节？夫死不嫁，固其常也。不幸而遭强暴之变，惟有死耳。玉洁冰清，可杀不可辱，千载而下，有余荣焉。若畏死贪生，至于失节，则名虽为人，实与禽兽无异矣！”这段话就是写给寡妇们的生活指南：怎样活，为什么死，该死时不死会怎样，等等。
在性压抑的观念作用下，衣服成了人们的另一层皮。人们常说千古艰难唯一死，在他人面前脱衣的难度仅次于死。脱衣为何如此之难？这需要从衣服的起源和功用说起。人为什么要穿衣服？有人说是为了防寒保暖，
有人说是为了美化自己。蔼理士则认为：“装饰和衣服的发展，一面所以培养羞怯的心态以抑止男子的欲念，一面亦正所以充实献媚的工具，从而进一步刺激男子的欲念。”抑止也好，刺激也好，在蔼理士看来，衣服总是和欲念有关的东西。我觉得更简捷的结论来自《圣经‘创世纪》：衣服其实就是一块遮羞布。亚当和夏娃起初“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但是，在吃了生命树上的智慧果以后他们……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由此可见，人之所以穿衣其实源于伴随文明而产生的羞耻感，尤其是和性意识有关的羞耻感。之所以用树叶编裙子遮住自己的阴部，正是由于性意识觉醒而感到羞耻的缘故。在安东尼—吉登看来，羞耻感产生于“旁观者注视下的裸体状态”。他说羞耻感体验经常专注于自我的‘有形’方面，即身体。事实上，弗洛伊德尤其把羞耻感与身体暴露和裸体的恐惧联系起来，羞耻感发源于在旁观者注视下的裸体状态。”由此来看，观念对于人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标志着人超越了其他动物，又把自己封闭在观念之中，让世世代代的人们在衣服中度过一生。衣服就这样变成了人的第二层皮，再也不容易脱下来了。
18世纪末期，一个前来洽谈商务的英国使团来到中国，当时的国君是乾隆皇帝。这个使团的副团长对中国人的衣服发表了如下看法：
中国人对于外表服装一向注意……中国人事事讲究严肃和含蓄。表现在服装上，就是衣服尺寸又宽又大，尽量使其遮盖全身。诚然，即使是最野蛮人的衣服，它的目的除了御寒防晒而外，确还有掩盖身体某些部位的意义。这种可以说是人类的害羞心理随着文明的进化而增加。但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中国人在这方面走得这么远。他们的宽大下垂的衣服把身体各部分差不多都掩盖着，男女衣服几乎没有分别。在中国，画人像，假如画出身体曲线来，即被认为太不严肃，更不用说画成裸体了。因此导致中国在雕刻和绘画上的落后状态。中国人认为欧洲的短小狭窄的衣服太不庄重，竟至限令欧洲传教士们改穿中国服装。（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在这个英国人眼里，中国人的衣服拒绝展现人体轮廓，除了遮蔽肉身别无他用。由此可见，包裹身体的衣服成了最能体现中国人性压抑观念的道具之除了衣服之外，房屋是包裹身体的另一种道具。关于房屋的起源，《周易‘系辞》上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由此可见，房屋可以让人躲避风雨，并成为人们日常休息的地方。房屋的结构是封闭的，因而能给人带来安全感、温暖感和幸福感。房屋的原型也许可以追溯到母亲的子宫，因此，房屋的修建体现的是一种还乡冲动。但是，母体的子宫是人类难以返回的故乡，人的出生就像卡尔，楚克迈耶尔所说的是“一去不返的旅行”：
既已踏上流亡之途，就不要梦想返乡，因为这是徒劳无益的。他也许能够返乡，但这时他看到的故乡已不是他离开时的故乡，就连他自己也不是当年离乡而去的那个自己。他也许能够回到他怀念的亲朋身边，回到他热爱而难忘的地方，回到说自己语言的地方，但他却永远不能真正地回到故乡。
所以，象征着子宫的房屋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座座人造的故乡。而棺椁和坟墓则是人们最后的藏身之处。
刘伶以屋宇为衣服，诧异于别人何以进了他的衣服。他虽然爱喝酒，这却不是一句醉话。1对人体而言，房子和衣服具有相似的功能，它以另一种方式保护着人们的隐秘空间。汉武帝曾金屋藏娇，中国人把结婚称为“圆房”，中国人的性学问就叫“房中术”。作为一种隐秘的欢乐，性生活在房屋中得以顺利完成。房屋是属于两个人的衣服。在它里面，人们恣意享乐，却不为外人所知。这是人的隐私，是只属于两个人的快乐。房屋就这样善解人意，人们对它心存感激。
一般来说，房屋总是处于院墙的包围之中。因此，院墙可以视为房屋的衣服，归根到底还是人的衣服。院墙本是用来分开两性的，所谓“宫墙之髙足以别男女之礼《墨子》但是，和房屋不同，它是半开放的、露天的。一枝红杏出墙来，岂无粉蝶向我飞？院墙的暖昧之处在于：它既给院中人提供了保护，却又不像房屋那样具有完全拒人于外的力量。所以，步非烟与赵象的柔情暗通，张君瑞与崔莺莺的隔墙幽会，杨雄之妻潘巧云与和尚的苟合私通，都不曾被院墙阻挡。
《诗经》中有一首诗叫《将仲子》，表达的是一个少女欲爱不能的心声：“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在这里，院墙成了阻挡外人进入的屏障。所以，偷情“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禆衣，诸君何为入我样中？’”见《世说新语任诞》。
的关键是出于双方同意，而不是一相情愿：
单表西门庆推醉到家，走到潘金莲房里，刚脱了衣裳，就往前边花园里去坐，单等李瓶儿那边请他。良久，只听得那边赶狗关门。少倾，只见丫鬟迎春黑影影里扒着墙推叫猫，看见西门庆坐在亭子上，递了话。这西门庆就掇过一张桌凳来踏着，暗暗爬过墙来，这边已安下梯子。李瓶儿打发子虚去了，已是摘了冠儿，乱挽鸟云，素体浓妆，立于穿廊下。看见西门庆过来，欢喜无尽，忙迎接进房中……（《金瓶梅》）
衣服、房屋、院墙包裹的都是性，性就位于层层包裹的中心。至于包裹的严密与否主要取决于人们的性观念。性压抑者的包裹是严密的，它只对一个人开放；性放纵者的包裹是宽松的，它向所有人敞开，并向外界散发着无尽的诱惑。中国人的性生态环境就是如此驳杂。
（第一节）作为三重中心的性
“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荀子》）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是“性、情、欲”的混合体。这里的“性”不是向善恶分流的心性，而是专指男女之性。性具有生殖和娱乐的双重功能，是身体、家庭甚至社会的中心。在身体上，它表现为天生之性；在家庭中，它表现为夫妻之情；在社会上，它表现为异性之欲。
一作为身体中心的性
性首先是身体的中心。安东尼‘吉登斯认为：“身体，非常明显地，在某种意义上是性的领地。”人虽有男女之别，却同样拥有性情欲望。性不仅与生倶来，而且贯穿人的一生，并具有孕生致死的伟力。吉登斯之所以把身体视为“性的领地”，就是因为性在身体中拥有极端重要的地位。事实上，性器官基本位于身体的中心，而且是最隐秘的部位。这也许可以视为性是身体中心的生物学依据。
性是一个抽象概念，这个概念主要是对性器官的抽象。在英文里，“10”这个词来源于卢巴语，意思是“口渴”，它明确地揭示了爱的生理基础。这个词具有“性欲”和“激情”的意思。也许正因为性欲是一种激情，才和生命产生了如此紧密的联系。事实上’生命和死亡都联结于性：“性”“命”攸关。人的生命来源于两性的结合。随着性的发育与成熟，成年人随时都有孕育新生命的可能。但是，分娩新生命的过程中潜伏着死神。性孕育着新的身体，也可能会毁灭孕育新身体的母体。古代医学还不发达，难产并不罕见。性贞节观念更是摧残生命的邪恶力量。性对于女人来说成了一种超越自身生命的外在力量，在性方面，凡是有不符合圣哲礼教的地方，就需要把生命舍弃。道理就在这个简单的语录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中国人的面子观中，最丢人的事往往和性有关。事实上，性贞节主要针对的是女人，因而，她们成为中国古代遭受性压抑最严重的人。
但是，对于男人来说却是另一种情形，尤其是那些有财有貌、有权有势的男人。历代皇帝几乎没有不纵欲的，不少皇帝因纵欲过度而身亡。但是，皇帝毕竟是少数人。这里把《金瓶梅》的主角西门庆作为中上层阶级男人的代表加以简析。西门庆一生做了些什么呢？如果说他一辈子都在寻欢作乐似乎有些片面，但这绝对是他生活的重心。尽管李瓶儿一再劝他“休贪夜饮，早早回家”，然而，情感还是让位于肉体，西门庆已经成了一个生命不息、欲望不止的人。何千户娘子蓝氏到他家来，他“一见魂飞天外，魄丧九霄，未曾体交，精魄先失”。一听见蓝氏她们要走了，他从席上下来，偷看她上轿回家，正撞见来爵儿媳妇，来了一个“未曾得遇莺娘面，且把红娘去解馋”。尽管感到身体不适，第二天晚上，他又到王六儿家喝酒服药纵欲，直到三更才回家。在路上，他打马刚走到西首石桥跟前，“忽然见一个黑影子从桥底下钻出来，向西门庆一扑……”到家时腿都软了。偏又进了潘金莲屋里，潘金莲让他一下子服了三丸药，药力发作起来，“那管中之精猛然一股冒将出来……初时还是精液，往后尽是血水出来，再无个收救。西门庆已昏迷去，四肢不收”。当又一个清晨来临的时候，“西门庆起来梳头，忽然一阵晕起来，望前一头抢将去”。此后，肾囊肿痛，溺尿甚难。吃了胡太医的药后，却弄得“虚阳举发，尘柄如铁”。这正合了潘金莲的意，“还骑在他身上……死而复苏者数次”。最后西门庆自觉身体沉重，要便发昏过去，眼前看见花子虚、武大在他跟前站立，问他讨债。又不肯告人说，只教人厮守着他……正月二十一日五更时分，像火烧身，变出风来，声若牛吼一般，喘息了半夜。挨到早晨巳牌时分，呜呼哀哉，断气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