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的文身，随着中原文化的影响而逐渐改变，不再成为全民共有的风俗，但在端午节俗里却保留了它的遗意，那就是臂系五色彩丝。《锦绣万花谷后集》卷四引《风俗通》说：“五月五日以五色丝彩系臂，辟兵及鬼，令人不病，一名长命缕，一名辟兵缯。”宗懔《荆楚岁时记》也说：“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杜公瞻注道：“仲夏茧始出，妇人染练，咸有作务。日月星辰鸟兽之状，文绣金缕，贡献所尊。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丝，一名朱索，名拟甚多。青赤白黑以为四方，黄为中央，襞方缀于胸前，以示妇人蚕功也。”长命缕或辟兵缯在汉代时，还有着图腾文身的本意，那就是“辟兵及鬼”，这里的“兵”是灾难的意思，高诱注《吕氏春秋·侈乐》“反以自兵”曰：“兵，灾也。”陈奇猷解释说：“兵之原义为持斤砍伐。自砍伐其性，则是自为灾害，故高训兵为灾也。”及至南北朝，“兵”和“鬼”就具体化了，那就是“病瘟”，系五色彩丝于臂，乃是对健康的企望。至杜公瞻作注，则已是农耕文明观照下的诠释了。
闻一多《端午考》说：“彩丝系臂，想来当初也是以象龙形的。这虽没有明证，但既是端午的风俗，而端午是龙的节日，则结丝以象龙形是很可能的。龙形遗失后，便用五种颜色来象征五色龙，有时是用五种颜色的丝织物编成的。”那就是缀于胸前的襞方，程大昌《演繁露》卷七说：“裁色缯为方片，各案四色位而安之于衣，而黄缯居四色缯之中，以此缀诸衣上，以表蚕工之成，故名襞方。襞者，积而会之也；方者，各案其方以其色配之也。今人用彩线系臂，益文也。”最后一句极为重要，襞方的本意与五色彩丝是相同的。《风俗通》说的“青赤白黑以为四方，黄为中央”，正是五龙色的象征。少数民族也有此风习，桑悦《记壮俗》就有“饮食行藏总异人，衣襟刺绣作文身”之咏。文身和端午风俗的关系，还有一条例证，明清时期，北京的文身者都在端午那天进行手术，《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四十七引《北京岁华记》记道：“无赖子弟以是日刺臂作字，或木石鸟兽形。”
此外，还有其他臂饰，与五色彩丝具有相同的作用。周处《风土记》说：“仲夏造百索系臂，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条达，即条脱、跳脱，为钏镯的一种，通常以捶扁的金银丝为之，少则三圈，多则十数卷，隋唐前多套戴于臂，以后下移于腕。繁钦《定情诗》曰：“何以致契阔，绕臂双跳脱。”李商隐《李夫人歌》曰：“蛮丝系条脱，妍眼和香屑。”这一臂饰，乃是文身之遗。又有刻玉为龙系于臂上者，史游《急就篇》卷三有“系臂琅玕虎魄龙”，颜师古注道：“盖谓以玉为龙者也。”还有刻龙于印，系于后肘者，蔡邕《独断》卷上引卫宏语：“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纽，惟其所好。”这一时尚也是与图腾文身紧密联系的。
五色彩丝既是图腾文身的替代物，故也具有图腾的力量。吴均《续齐谐记》记了一个故事：“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常年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当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遗风也。”在这个故事中，用彩丝来缠裹粽子，便为“蛟龙所惮”，这与图腾文身具有相同的意义。
直到近古，做水上营生的不少人都文身，其中也蕴含图腾保护的意识。杨侃《皇畿赋》记金明池龙舟竞渡，“黄头既众，文身之卒且多，类虬龙而似蛟蜃，骇鲸鲵而走鼋鼍，势震动于山岳，声沸腾于江河”。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记浙江秋潮时，“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张宁《李嵩观潮图跋》称其画有“内家人物，仪卫供帐，与吴俗文身戏水之流”。《水浒传》第十五回，说短命二郎阮小五“披着一件旧布衫，露出胸前刺着的青郁郁一个豹子来”，而活阎罗阮小七也是“身上交加乌黑点”，阮氏兄弟正是水上行劫的强人，排座次后，都被任命为“梁山泊四寨水军头领”。
龙图腾的祭祀仪式，今已不可细考，前引赵翼《陔馀丛考》提到的“贯象齿”，乃是五月午日与“铸阳燧”同样重要的大事，很可能就是祭祀仪式的一种。《周礼·秋官司寇》记曰：“壶涿氏，掌除水虫。以炮土之鼓驱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杀其神，则以牡橭午贯象齿而沉之，则其神死，渊为陵。”郑玄注道：“神谓水神龙罔象。”《周礼》说驱杀龙罔象的办法，就是在午时以榆木为干，穿孔以象牙纵横贯之，沉之于水。这一榆木为干纵横以牙象的样式，会让人联想到木筏，也就是木板船的滥觞。在多水的南方，船是广泛使用的生产和交通工具，它与水有最直接的关系，形制如龙的船或就由“牡橭午贯象齿”发展而来，在水上进行龙图腾的祭祀仪式。当然这只是揣测，但龙船竞渡是龙图腾的祭祀仪式，则是无疑的。
将船装饰为龙形，乃是吴越的古俗。曹学佺《蜀中广记》卷六十八引应玚《灵河赋》曰：“龙艘白鲤，越舲蜀艇。”《意林》卷五引杨泉《物理论》曰：“龙舟整楫，王良不能执也；骥騄齐行，越人不敢御也。”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上说：“孙权，吴之主也。时号舸为赤龙，小船为驰马，言如龙之飞于天，如马之走陆地也。”这与图腾的意思相同。另外，船上画着的蛟龙，挂着的龙子幡，也是图腾的表示。《晋书·王濬传》记武帝谋伐吴，令王濬修舟舰，王濬“又画鹢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萧子显《南征曲》曰：“棹歌来扬女，操舟惊越人。图蛟怯水伯，照鹢竦江神。”《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曰：“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又，《襄阳乐》诗曰：“上水郎檐篙，下水摇双橹。四角龙子幡，环环当江柱。”而龙舟的划手们，身着彩衣，就是模拟图腾文身，薛逢《观竞渡》诗曰：“须臾戏罢各东西，竟脱文身请书上。”可见唐人就这样来理解彩衣的文身内涵。时至如今，凡竞渡的划手，都穿鲜艳的衣服，特别是以黄色的居多，黄色也就是龙的颜色。
各地图腾祭祀的方式不同，时间也不同，因此龙舟竞渡的风俗，不只是在端午。赵翼《陔馀丛考》卷二十一就说：“竞渡不独午日也。《新唐书·杜亚传》：亚为淮南节度使，方春，南民为竞渡戏。亚欲轻驶，乃髹船底，使篙人衣油彩衣，没水不濡。是春时亦竞渡矣。又《丹阳集》谓《荆楚记》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故武陵以此日作竞渡以招之。今江浙间竞渡多用春月，疑非本意。及考沈佺期《三月二日驩州》诗云‘谁念招魂节，翻为御魅囚’，王绩《三月三日赋》亦云：‘新开避忌之席，更作招魂之所’，则以上巳为招屈之时，亦必有所据云。按《旧唐书·敬宗纪》：宝历二年三月，幸鱼藻宫观竞渡。是方春竞渡，久为故事。又《穆宗纪》：九月观竞渡于鱼藻宫。则重九亦有竞渡。文文山《指南集》有《元夕》一首云：‘南海观元夕，兹游古未曾。人间大竞渡，水上小烧灯。’则又元夕有竞渡矣。”这可说明，龙舟竞渡，与端午祭祀屈原，没有直接关系，竞渡风俗的本意是祭龙，因此就会在不同时间举行。
另外，五月丙午日中炼剑，与龙有相当关系，葛洪《抱朴子内篇·登涉》就说炼雌雄剑“各长五寸五分，取土之数，以厌水精也”，并说：“带之以水行，则蛟龙巨鱼水神不敢近人也。欲知铜之牝牡，当令童男童女俱以水灌铜，灌铜当以在火中向赤时也，则铜自分为两段，有凸起者牡铜也，有凹陷者牝铜也，各刻名识之。欲入水，以雄者带左，以雌者带右。但乘船不身涉水者，其阳日带雄，阴日带雌。又天文大字，有北帝书，写帛而带之，亦辟风波蛟龙水虫也。”而铸镜也与龙有关系，《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四引《异闻集》说：“天宝中，扬州进水心镜，背有盘龙。先有老人自称姓龙名护，至铸镜所，三日开户，已失所在。镜匠移炉置船，以五月五日于扬子江心铸之，背龙颇异。后大旱，祠龙，乃大雨。”这一故事，透露了一点彼此间的消息。
以上所述，乃是龙图腾崇拜与端午节俗形成的深切关系。
5、端午的整合和定型
二十四节气的夏至，并不一定是五月五日，俗话说：“夏至难逢端午节，百年难得岁交春。”当然也是有可能的，如宣统元年（1909）1928年、1977年的夏至就是农历的五月五日，只是“难逢”罢了。如果正好相逢，相传就是大恶了。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一引《凤凰麈史》说：“乾道戊子五月五日夏至，安乐老农相谓曰：‘夏至连端五，家家卖男女。’果秋稼不登，至冬艰食，卖子以自给，至委于路隅者。明年己丑，大旱，人相食，弃子不可胜数。”这一说法的风俗背景，就是“阴阳争，死生分”的夏至与恶月毒日的叠加。
将端午节俗活动的中心时日确定在五月五日，当是三国间的事。
前引赵翼《陔馀丛考》所说“古时端午亦用五月内第一午日”，约三国之前，五月节期的时日年年不同，随干支记日而定在第一个午日。约三国以后，由于干支记日不便推算，就改用数字来代替，于是上巳更定在三月三日，端午更定在五月五日。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卷九说：“盖以五月如遇午日，为端午；如三月如遇巳日，为上巳耳。近世角黍不用午日，而但用五月五日，然犹谓之端午，如魏晋以来祓禊不用巳日，而但用三月三日，谓之上巳也，二事正相类。”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池田温注意到中国传统节日的特殊现象，那就是有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这样月与日重复的节日，他在《中国古代重数节日的形成》一文中阐释了重数节日序列的出现，以及出现的原因和背景。他将有关三月三、五月五、七月开、九月九这四个节日起源的文献记载作了梳理，认为这四个重数节日几乎都出现于东汉末期，而定型于三国时代。他又分析中国历史上由干支记日向序数记日的转变，中国上古习惯使用天干地支组合的六十甲子来记日，这一传统形成于殷商，影响绵延至今。但从战国末期开始，已经开始出现用二日、三日等序数的表示方法。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地虎十一号墓出土的秦简《日书》中，已经散见诸如“鼠襄户见之，八月一日二日吉，三日不吉，四日五日吉，六月不吉，七月八日吉”，“入正日七日，入二月四日，入三月二十一日”等等，这样用序数表示的例子。他还注意到居延汉简大量的干支与序数记日并列的事例，注意到汉代流传下来的石刻中也有同样散见序数记日。他的结论是，三国以后，正式的国家文件仍大量使用干支记日，但日常的记日中序数记日已经普及，而重数节日的出现，是以这一变化为背景，是记日从干支走向序数的重要一环。据刘晓峰《论重数节日序列及其阐释系统的形成》转述）
端午节期的确定，乃受到重数节日序列形成的影响，而端午节俗内容的定型，则整合了五月五日、午月午日以及夏至的三部分内容，并很大程度融入了龙图腾崇拜的原始意义。
南方仲夏五月多雨，水势泛滥，故而以为是龙生日，范致明《岳阳风土记》就说：“五月十三日谓之龙生日。”故而赛龙舟、投角黍等仪式就在这时举行。而中原仲夏五月酷旱少雨，《月令》就记载夏至要举行雩祭，即祈龙降雨的宗教仪式。雩祭之外，还要举行盛大的迎祭地只仪式，《史记·封禅书》引《周官》说：“夏至日，祭地只，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中原民族夏雩和夏至日的祈雨、求年、拜龙、舞龙、迎神等活动，与南方民族的龙图腾崇拜，在目的、内涵、程式、功能以及深层结构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而两者很容易发生交融与耦合。
端午的节俗活动虽然繁复，如果将它分析一下，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禳灾，也就是祛毒除恶、辟邪驱鬼，另一类就是祭祀，由龙图腾的祭祀，转而为具体历史人物的祭祀。
应该说明的是，祭祀和禳灾本是同一内涵的两种表达方式，以俗传祭祀屈原为例，杨嗣昌《武陵竞渡略》就说：“俗传竞渡禳灾，《风俗通》曰：‘五月五日以五彩系臂，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亦因屈原。’《荆楚记》曰：‘五月五日并蹋百草，采艾为人悬门户，禳毒气。’又曰：‘屈原以是日死，并将舟楫拯之。’盖两事合为一耳。”因此，赛龙舟既是祭祀的仪式，又是禳灾的仪式，或者说，表面上是祭祀，实质却是禳灾，它们的风俗目标是一致的。
